宗教信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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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约1415年至约1500年》

出版日期：2022-03

字数： 1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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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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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宗教信仰与实践

15世纪的宗教史是以教会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为主导的。分裂的直接后果因公会议危机而延长到1448年，而它的长远影响直到15世纪末依然明显。对基督教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修复这场不幸造成的伤害并预防教会重蹈覆辙更为急迫的了。这种忧患意识首先推动了《从头部改革》（reformatio in capite）的出台。甚至在教宗权力的恢复使得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公会议上教父们达成的那些措施化为乌有之前，《从肢体改革》（reformatio in members）的重要性已得到了公认。每一位高级教士，每个宗教团体的首脑，都被期望对以他为首的那个组织进行规范，无论它是一个教区，一个信众群体（congregation），还是一个修道院。不仅世俗教士和隐修士的弊病亟须改正；这场规正运动也被推及一切基督徒。再则，向信徒们指明他们应该遵循的道路也是极为重要的。在教士们优先认真履行的职责中，俗人的宗教教育还从未被抬到如此高的地位。

对教育事业的热忱，成为推动让·热尔松（Jean Gerson，1363—1429）的力量。这位巴黎神学大师的学识与道德权威，在其有生之年已受到世人敬仰，身后也一如既往地受到推崇。他宣称的神学教义与他的牧养天职（pastoral vocation）相得益彰：人，如果运用上帝赐予的力量走正道，就能获得拯救；迫切需要的是知晓这一点，并逐步养成对旅程中所应遵循的规则的理解。唯名论（nominalism）在大学的成功有助于传播这些具有鲜明的贝拉基（Pelagian）色彩的观念。不少“新路派”（via moderna）的忠实支持者对热尔松推崇的方式也做出了回应；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沉溺于“神学思考”（theologia speculativa），还竭力试图交流他们的知识。加布里埃尔·贝尔（Gabriel Bie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弥撒经诠释》（Expositio canonis Missae）影响了大量的读者，路德只是其中佼佼者之一。

教育与塑造基督徒的愿望不仅启发了热尔松及其阐释者，也得到了“新虔诚”（devotio moderna）的支持者们的积极回应。共生弟兄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就热衷于选编训导文本，编制其他文本，并确保两种文本被尽可能多的读者阅读。他们也是精明的教育者，更关注培育学生的智识，而不只是灌输信息。他们在德文特（Deventer）的学校很快就获得了高效的美名，这确属实至名归。寻求唤醒青少年思想的方法，也是诸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尤其是维托里诺·达·费尔特（Vittorino da Feltre）和瓜里诺·达·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关切与正在寻求如何“引导年青一代走向基督”的热尔松异曲同工。毫无疑问，他们都正在回应西方社会越来越广博的视界，并期盼认识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阅读越来越成为一种必须，而在一些地区，识字率已达到10%。拉丁学校的剧增预示着16世纪新教文法学校（gymnasia）和耶稣会学院的繁荣。当时要务，是让流动的学者群稳定下来；也必须为未来的学生做准备，以便他们能够受益于大学教育。

大学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事实上，大学网络在相当程度上已变得更为密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有很高的比例随后献身于神职。而且，在15世纪末，每三个教士中就有一个，有时甚至更多，曾在某个院系学过几学期，这已属正常，虽然他们绝大多数只学习人文学科。培养预备教士的学院也建立起来，如1494年因格斯塔特（Ingolstadt）建立的格列高利学院（Collegium Georgianum），只是稍后应特伦特公会议要求而在每个教区建立的那些神学院的原型。不过，托钵修会事实上仍然是唯一一个以知识和培训来装备其成员的组织，其教学内容已被很好地整理为《通识学习》或《专业学习》（studia generaliaor particularia），并依法施教。就神学而言，世俗教士常常被简化为自学；主教推荐购买的书籍，比如居伊·德·蒙特罗彻（Guy de Montrocher）的《襄礼员手册》（Manipulus curatorum），抑或《学生之眼》（Pupilla oculi）（1385年写于牛津，而在1514年的斯特拉斯堡仍有需求），就含有堂区教士可能有机会学习的大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