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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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约1415年至约1500年》

出版日期：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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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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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学校与大学

至少到教会大分裂危机到来之前，中世纪学校和大学历史上的显著特征是不断进步，并且总体来说具有连续性。相较而言，15世纪预告着一个变革时代的来临。当然，这个时期依然出现了新的进展：新的教学机构、不断壮大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日益强烈的社会需求。然而，与此同时，教学机构正在发生转型，开始世俗化；传统的自治在新的政府压力面前迅速减弱；课程本身史无前例地成为批评的焦点，这些批评有含蓄的，也有直言不讳的。本章主要探讨新与旧，传统与变革的关系。

第一节经院哲学和大学体制的成长与变化

这些体系自然很大程度上仍以传承自13、14世纪的结构为基础。就大学而言，大约1400年，有近30所正在运作的综合性学府（studia generalia），它们接受帝国和教宗赋予的特权，明确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其中只有三所在此后一个世纪里不复存在。^[1]其余的学校影响力也有很大的差异：最古老的大学（波伦亚、巴黎、牛津、萨拉曼卡）始终最负盛名，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吸引力的少有的几所大学，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学生——据统计，到1450年，牛津大学可能有大约2000名学生，相当于巴黎大学的两倍。^[2]

此后的大学总体水准都不如从前。特别是一些地中海国家小型的合法大学陈旧过时，缺少活力，只能吸引几百名当地学生[有时仅有几十人，比如法国的卡奥尔（Cahors）或是奥兰治（Orange）]，而且遭受战争和流行病等各类灾难的影响。不过，在这些新建的学校中，还有一些学校尽管有时起步艰难，但是似乎在15世纪呈现出优势地位。他们没有传统结构的沉重压力，能够聘请知名教授，开设研究课程，他们或多或少受到人文主义影响，取得新的突破。因此它们扩大了生源，公开与老校竞争。例如在英国，剑桥在落后牛津几个世纪后实力大增，学生数量成倍增长（从700名增至大约1400名），逐渐走出逆境。^[3]由于教会大分裂，法国对帝国影响不断衰退，最早的德意志的大学（维也纳、海德堡、科隆）利用了这一机会。布拉格和后来的克拉科夫也以中欧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而著称。在意大利半岛由于波伦亚大学学术相对停滞，几家有胆识的大学[帕多瓦（Padua）、佩鲁贾（Perugia）、锡耶纳（Siena）]有机会吸引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相当数量的生源，其数量不少于来自亚平宁半岛的学生。

这种总的发展趋势，连同君主们基于各自目的对国家和地区大学越来越强烈的渴望，恰恰解释了15世纪新大学机构迅速增加的原因——尽管这是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在1400—1500年间，大约有34所大学（除了四所大学身份有所争议，四所倒闭的大学重新运营以外）。欧洲大学数量在一个世纪中翻了一倍。^[4]

然而事实是，这些新机构没有几家彻底失败（尽管有一些计划胎死腹中），多数机构至少在1500年之前从来没有显示出特别的重要性。缺乏名师、生源，影响只局限在本地区，学生规模小，最多不过几百人，这是这些机构面临的普遍问题。有些机构很快停滞了；相较而言，其他的一些则经历了一段繁盛期（如法国的卡昂大学和布尔日大学、比利时卢万大学以及德国、苏格兰一些新兴大学）。这些新机构的地理分布值得重视。它们既不在英格兰，也不在意大利半岛（除了都灵、卡塔尼亚地处意大利半岛边缘以外），这些地区的现存体制已满足了需求。15世纪后半叶兴建的七所大学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然而这些机构命中注定要保持平庸，唯有阿尔卡拉（Alcala）是个例外，它成为天主教君王统治下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运动的桥头堡。法国15世纪新建的八所大学位于作为地区政治中心的城镇（例如，普瓦蒂埃、南特、布尔日），他们很快便与地方政府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然而正是在欧洲中部和北部（德国、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大学运动发展最为强劲。这些地区的大学机构受到君主们和城镇的经济资助及扶持，明显体现了这些中世纪末期“新兴国家”的重要地位，也显示了他们完全融入欧洲文化的决心。此前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心在意大利半岛、法国和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