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英格兰

第一节 兰开斯特英格兰

“我，兰开斯特的亨利，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向英格兰王国及其全体封臣和仆从提出王位继承的权利要求，这是因为我是尊敬的英王亨利三世的直系血缘后代，正是上帝的恩典使我在家族和朋友的帮助下废除弊政、恢复良法，拥有了继承王位的权利。”^[1]

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凭借上述言辞于1399年9月30日从其表兄理查德二世手中取得英格兰王权。亨利之前被理查德剥夺了继承权并被流放，但是自从1399年7月返回国内之后，他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智取理查德，分化并瓦解了他的支持者。这是一场大胆惊人的政变，爱德华二世的废黜也未遇反抗，前所未有。英格兰的王位世袭历时200年而未曾中断，亨利的篡权标志着一个彻底的转向，预示着一个动荡不安的百年王朝的到来。在1500年之前，另有三位国王，爱德华四世、理查德三世和亨利七世，他们都没有依照传统的长子继承制而是凭借武力夺得了王权。另一个英王亨利五世也以同样的方法获得了法兰西王权：依据1420年签订的《特鲁瓦条约》（the Treaty of Troyes），他成为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继承人，而王太子查理则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

1399年亨利篡夺王权事件创造了一个先例和模式，对15世纪英格兰政府管理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非正统的兰开斯特头衔削弱了继承惯例，因而扩大了王位继承人候选范围。亨利四世得到了一些大贵族的支持，尤其是珀西家族（Percies），这就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受惠于某个派别而威胁到了其统治的稳定性。珀西家族对他们作为“国王拥立者”得到的奖赏十分不满，在1403年和1405年两次发动叛乱，这与60年后爱德华四世决心主张独立而引起了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的不满和反叛，并无二致。以违背加冕誓言和疏于严谨治国的理由迫使理查德二世退位一事，使得在此后一个世纪中每当王室政府处境困难之时，国王在贯彻法律实施、保卫国土以及维持财政稳健方面的责任更为显著。

一

从亨利四世篡夺王权至亨利六世1461年退位，整个兰开斯特王朝一直被三个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困扰：战争、军役和财政。亨利四世1399年的登基、随后几年的武力平叛及兰开斯特王朝的合法性都与军事斗争的成败密切相关。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稳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基础，然而，1449年至1453年法兰西的衰落却不能挽回亨利六世统治的式微。虽然军事斗争的胜利可以加强政治的稳定，但是这两者都取决于国王指挥的由贵族和乡绅组成的封建军役的实力。亨利四世所能依赖的只是一小部分忠诚可信的兰开斯特家族的追随者。亨利五世的领导才干和在法兰西的胜利总体上为其赢得了绝对的政治支持；然而，亨利六世成年统治期间形成的一个小家族的结党统治孕育着内讧和分裂，也为玫瑰战争的公开化准备了条件。财政的匮乏和对议会批准征税的依赖使得兰开斯特王朝的各位国王麻烦缠身，即使亨利五世也不能解决，只得拖延。由于法兰西兰开斯特王朝的崩溃，并于15世纪40年代瓦解，压倒一切的债务负担使亨利四世的统治陷于瘫痪，从而严重阻碍了英格兰的战争进程。

战争、军役和财政等问题从亨利四世即位之初就已显现。亨利为稳固其王位不仅要镇压接二连三的叛乱，甚至至少到1407年，他还要面对由欧文·格林·德乌（Owain Glyn ）领导的威尔士全面叛乱、断断续续的苏格兰叛乱，以及来自法兰西王国的加斯科涅（Gascony）和加莱（Calais）的威胁。亨利四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兰开斯特家族的封臣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忠诚与能力。战争和军役耗费巨大，对亨利四世来说更是全无把握。连续不断的军事斗争和亨利四世即位初收买民心的花费带来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他与议会就税收和王室财政问题争吵不休。

亨利四世军事上的胜利使他得以攫取并保住王位。作为一名军事领导人，他的指挥能力和谋略不仅在1399年取得王位争夺战的胜利中，而且在面对其执政过程中最为严峻的挑战即1403年珀西（Percy）反叛时，都得以极好地展示。在这两个事件中，亨利四世都是在其对手武力集结前，就将其从地理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亨利四世在几个不同的战场都得到了十分得力的封臣的辅助，例如威尔士（Wales）的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北部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的伯爵拉尔夫·内维尔（Ralph Neville）、加莱（Calais）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伯爵约翰·博福特（John Beaufort）。

军役是亨利四世统治期间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作为一个篡位者，亨利四世只是以一个家族的领导身份取得王权，缺少受广大贵族拥护的统治基础。在其统治期间，兰开斯特家族的亲缘特征从未消失。在即位之初，为巩固统治，亨利四世对其封臣的赏赐毫不吝惜，可是亨利四世政权的核心支持者来源于1399年前的兰开斯特家族追随者。亨利四世任命了许多可靠的兰开斯特家族的骑士和骑士扈从担任王室官员，其中有约翰·诺伯里（John Norbury）、约翰·蒂普托夫特（John Tiptoft）、托马斯·埃尔平翰（Thomas Erpingham）和休·沃特顿（Hugh Waterton）。尤其是在亨利四世统治的前半期，也就是在1406年议会危机和贵族委员会建立之前，这些官员在王室政府中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出类拔萃。

1398—1405年的政治危机期间，大量的头衔罚没或叛乱导致大贵族数量锐减，这使得亨利四世对本家族骑士的依赖愈加严重。只是在1407年后，新一代贵族才崭露头角，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威尔士王子关系紧密。在亨利四世统治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中间时期，国王本人可以依靠的贵族十分有限。他们是北部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的伯爵拉尔夫·内维尔（Ralph Neville）以及博福特家族国王的异母兄弟，其中包括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伯爵约翰·博福特（John Beaufort）、托马斯·博福特（Thomas Beaufort）、温切斯特（Winchester）大主教亨利·博福特（Henry Beaufort）。内维尔因其第二任妻子琼的而成为博福特的妹夫，因此，从一开始博福特—内维尔联姻就成为兰开斯特王朝政治联盟的核心。这种联姻最终在15世纪50年代早期破裂，也就标志着原来的政治联盟的瓦解。

战争和军役负担沉重，加之缺乏有效的国库管理，这使得亨利四世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很快他就不能履行其即位之初许下的诺言，即“国王靠自己的收入生活”，无须议会的税收。事实上，国王必须不断地向议会提出征收赋税的请求，因而要面对接二连三的批评，这些批评最终在1406年的“长期议会”中达到顶峰。议会下院（the House of Common）批评的依据源于国王虽然征收了大量赋税，但在保卫国土和镇压叛乱方面都遭到了失败；国王不能维护社会秩序和司法公正；也不能管理好王室财政。下院要求在议会中成立王室委员会，要求王室政府进行改革（尤其要求限制王室税收用于王室内部的开支额度），要求只对特定的军事需求征税拨款，要求任命专门监管税收支出的官员。

在1406年议会上，上述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一个新的、以贵族为主的委员会在威尔士王子的领导下建立起来，新成员宣誓保证坚持下院提出的改革诉求。为了控制政府支出，新的委员会剥夺了国王将税收用于王室支出的特权，实行“核心治理”政策，目的在于确保国土安全、恢复国王的财政信誉、重获议会的信任。

最初，亨利王子在委员会中的工作仅仅是形式上的，它实际上是由英格兰大法官、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领导的。不过，在平叛了威尔士格林·德乌（Glyn ）领导的叛乱后，亨利王子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待在威斯敏斯特，从1407年开始，他在中央政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亨利王子不仅能干，而且对王权统治明显不满，加之亨利四世病魔缠身，身体日渐衰弱，使得社会上流传着国王退位的谣言。亨利王子与其父亲就干涉法兰西内战一事争执不休，致使老国王重申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但事实上在此之前，确切地说在1410—1411年，作为委员会首脑的亨利王子已是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由于政治危机的影响，成年后的亨利四世，首先是贵族，然后才是国王。他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巩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但是，亨利四世殚精竭虑的努力损害了自身的健康，他篡夺的王位统治时间越久就使得理查德二世一派的贵族对他的愤恨越厉害。政治和军事的不稳定直接转化为财政风险，而且在议会的操纵下，他的破产丢尽了王室颜面。尽管如此，亨利四世依旧是一个为民尽职的好国王。事实证明他的家族成员确实精明能干，尤其是威尔士王子；另外几个最可信赖的封臣，如蒂普托夫特（Tiptoft）和埃尔平翰（Erpingham），以同样杰出的才干辅佐他的儿子和孙子执政，在兰开斯特王朝政府中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