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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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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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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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凯尔特世界

第一节 爱尔兰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国王中,理查德二世与众不同,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位在位期间曾经两次访问爱尔兰的国王。对于爱尔兰来说,国王造访的结果是如此的令人失望。1399年年末之前,爱尔兰的首席长官(chief governor)向英格兰政府报告说,“爱尔兰的敌人”既“强大又傲慢,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们在英格兰叛乱分子的支持下袭击国王陛下忠实的臣民,出现了“法律不能实施,也没有官员敢于执行法律”这样的局面,因为爱尔兰没有军队,也没有军饷支付给士兵来保卫国王的臣民免遭攻击。s Council,pp.26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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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王的巡访最终收效甚微,但是理查德二世至少试图走出了他军事控制的边界,希望制定一个更为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他不得不意识到爱尔兰内部的种族分歧问题,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都柏林政府甚至根据那些真的或者假定的身份将敌人划分为“英格兰的叛乱分子”(英格兰政府的对手)和“爱尔兰敌人”(怀有敌意的盖尔爱尔兰人)。12、13世纪殖民者的后裔和爱尔兰本岛古老土著居民的子孙之间的差异,即爱尔兰编年史作者所说的,外来人口(Gaill)和本土居民(Gaedhil)之间的差异,在1366年获得了爱尔兰议会在基尔肯尼(Kilkenny)的立法认可。基尔肯尼法案在前言中就已经提到,摒弃英格兰的社会、法律和文化习俗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背叛,为了进一步防止种族渗透,他们必须尽力阻止当地的殖民人口(英格兰—爱尔兰人或盎格鲁—爱尔兰人)[2]接受“爱尔兰敌人”(盖尔爱尔兰人)的风俗和习惯。因此,该法案坚持,殖民地居民应该使用英格兰的语言和法律,着英格兰的服装,骑马的马鞍和马镫也应该遵循英格兰的式样。为了防止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英格兰风格被侵蚀,严格限制盎格鲁—爱尔兰人和盖尔爱尔兰人接触,特别明令禁止两个种族间的通婚,禁止两个都明确信仰基督教的群体通婚,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

地图10 凯尔特的世界

理查德二世似乎见证了隔离政策的撤销。1395年向国王提交的一份建议书中,许多盖尔领主承诺在国王召集的时候会参加国王会议或议会,这一迹象表明,理查德二世试图把盖尔贵族引入政府体制内,希望在政府体制内把这两个种族群体全部包括在内,在这之前,他曾经想方设法阻止盖尔贵族进入政府体制中。居住权特许状一直向某些特殊的盖尔爱尔兰人开放,允许他们和盎格鲁—爱尔兰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法律身份和权利。1395年,理查德二世还准备将平等的身份权覆盖到全部盖尔爱尔兰人,至少,那些希望拥有平等身份的人可以享有这个权利,从而使1331年法令具有了实质性内容,该法令公开宣布要拓宽英格兰法律[3]的适用范围,要让忠诚而不是种族出身成为衡量一个臣民忠诚度的尺码。然而这个计划遭到了两个族群的反对,使得国王试图通过平等对待的方式永久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方案受挫,1402年基尔肯尼法案重新颁布,标志着原有官方政策的胜利。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才又有了一项重要举措使盖尔爱尔兰的领导人进入英格兰政府的体制内。

毫无疑问,自13世纪巅峰期后,殖民地在面积、安全性和财政方面开始衰退。对爱尔兰领主盈利的过高估计激发了理查德二世的野心,试图将国王势力扩张到爱尔兰整个岛屿,冀望使爱尔兰成为王室的另一个财政收入来源。显而易见的是,1399年之后,爱尔兰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殖民地进行扩张的任何行动,实际上,殖民地甚至难以维持。在爱尔兰的任何扩张必须得到英格兰的财政支持,而英格兰本土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爱尔兰支付大批的费用。1406年,英格兰下院抱怨说,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当时情况下,用于支持爱尔兰战事的资金收效甚微。他们坚持认为,爱尔兰应该和威尔士边界地区等其他不安定地区一样,防卫需要的资金应该由地方巨贾和地方财政来支付。[4]1415年,英国与法国重新开战,这也加剧了爱尔兰在英格兰财政支出优先权方面的弱势地位,这一点可以从1421年不同地区得到的分配数额看出来,加莱得到了19100镑(£19100),苏格兰边界防卫支出是9500镑,而爱尔兰仅仅得到了1666镑。[5]爱尔兰抱怨资金匮乏,悲观地预测将产生的后果,这些观点的反复表达,反而使其变得苍白无力,这或许可以证实英格兰政府对统治问题的棘手性所做出的估计。15世纪30年代,奥蒙德伯爵(Ormond)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把一两年用于法国战事的资金投在爱尔兰问题上,或许可以征服整个国家,然而,他的观点得不到任何支持。[6]自然而然地,全神贯注于英法冲突的英格兰政府毫无疑问地将爱尔兰看作是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可图或者不可能带来任何荣誉的次要战区了。

英格兰政府认为爱尔兰问题应该依靠当地资源解决,与此观点一致,英格兰政府实施了《非居在业主法》(Absentee Acts),要求在爱尔兰拥有土地的人或者回到那里居住,保卫自己的土地,或者为自己的土地提供保护。瘟疫的接连暴发造成英格兰人口减少,加上爱尔兰内部令人困扰的环境,人们纷纷利用这个诱人的机会,渡过爱尔兰海,离开自己的领地。1394年,理查德二世下令,所有居住在英格兰,但在爱尔兰出生的人必须回到爱尔兰,这反映了一位编年史家提出的观点,“大批的爱尔兰人来到英格兰挣钱,以至于那块地都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了。这件事的后果就是,纯爱尔兰人,英格兰—爱尔兰人的敌人,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毁掉了忠于英格兰国王的那部分岛屿”[7]。从以下事实也可以看出切实贯彻执行了这个命令:500多名出生在爱尔兰的居民向国王缴纳了罚金,获得了在英格兰的居住权。1413年9月,为了补充殖民地人口,确保英格兰王国境内的和平与安静,英王再次下令,除了一些规定的例外情况,爱尔兰出生的居民必须在1413年圣诞节前回到家乡。[8]1431年、1432年和1439年,英王接连几次颁布了类似遣送回乡的法令,这些法令在爱尔兰以法案的形式并行不悖,规定未经都柏林政府的允许,禁止移民出境。大主教阿尔马的约翰·斯维讷在1428年的评论——“离开这块土地的自由民要比待在这里的人多得多”[9]——表明,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有效地增加殖民地人口,理查德二世在位期间提出的再度殖民计划直到16世纪才被重新予以考虑。

对于那些负责统治爱尔兰的人来说,与缺乏人力资源相比,获得财政支持通常是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充足的资金支付薪俸,或者他们无能为力从他处获得资金用于支付薪俸。通常,爱尔兰的统治委托给了国王的总督和一个有执行权的副总督,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副总督负责都柏林的行政管理。[10]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如果总督或副总督因去世或者离任而这两个职位出现空缺,或因国王的去世而对此职位的任命暂时中止时,会任命一个被称作“首席长官(justiciar)”(chief governor)的临时负责人主持日常行政管理,直到有新的安排为止。14世纪后半叶,国王的总督每年从英格兰至少可以得到6000—7000镑的薪金。到1408年,他们的年收入降低到7000马克(Marks)(合4666镑)。当亨利五世即位时,此时约翰·斯坦利爵士(Sir John Stanley)担任总督,又进一步降低了爱尔兰总督的薪金,第一年4000马克(合2666镑),以后每年3000马克(合2000镑)。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随后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的人都得到了相似的数额,到1453年,这个数字被确定为这个职位的固定数额了。然而,即使当爱尔兰总督之位空缺,他的全额薪金也不能给负责行政管理的人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副总督或者首席长官都不能直接获得这笔收入。副总督们试图就收入问题和总督们进行协商,但是有迹象表明,副总督的大部分收入还是由地方财政来支付。按照传统,首席长官每年可以得到500镑的收入,有时候还可以得到12名士兵和60名弓箭手的护卫,但是首席长官的薪金和护卫队的费用由爱尔兰财政收入来支付。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殖民地的防卫任务主要依靠首席长官的个人能力,利用地方资源来完成。[11]

15世纪上半叶,有10人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其中9人为英格兰人,来自不同的级别,上至国王的儿子兰开斯特的托马斯——克拉伦斯公爵(Thomas of Lancaster,duke of Clarence),下至普通骑士,如约翰·斯坦利爵士(Sir John Stanley)和约翰·格雷爵士(Sir John Grey)。唯一的例外是盎格鲁—爱尔兰的权贵要人詹姆斯· 巴特勒(James Butler),第四代奥蒙德伯爵(fourth earl of Ormond)。1420年2月首次任命他为总督,英格兰至少部分相信他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当地资源以减少对英格兰财政的依赖。他的前任,来自英格兰的约翰·斯坦利爵士和约翰·塔尔伯特——费尼瓦尔勋爵(John Talbot,Lord Furnival)留下了很多未偿付的债务,与这些前任截然相反,1421年,奥蒙德伯爵向爱尔兰议会郑重承诺他要按期支付所需要的款项。事实上,他做了更多,他用自己部分土地的租金做抵押,支付那些在他任期结束时还未偿付的债务。同一届议会正式感谢了这位总督所做的贡献,因为“他废除了一个非常坏的、令人可憎的、让人不能容忍的被称作‘供养费’(coigne)的恶习”[12],即政府被迫为驻扎在乡村的军队提供给养,按照惯例,以前的首席长官因为资金来源不足经常采用这种做法。奥蒙德摒弃了这种为军队提供给养的做法显然受到了盎格鲁—爱尔兰人的欢迎,但是这并没有彻底废除“供养费”(coyne and livery),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6世纪,当时这被形象地描述为“为他人养马而得不到分文”[13]

在处理与盖尔爱尔兰人的关系上,特别是与那些在盖尔社会中具有准教士身份、享有豁免权的知识阶层打交道的时候,奥蒙德也不同于来自英格兰的总督们。1414年,斯坦利公开攻击那些游吟诗人,露骨的字眼对这些有身份的人不屑一顾,按照编年史家的说法,这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因为这些诗人用极为恶毒的诗句对他进行反击,在这些作品出现五周后,他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塔尔伯特(Talbot)继续对这些诗人进行攻击,试图用自己仍然能够幸存下来这件事来证明这些人的攻击性诗句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然而对于奥蒙德,根本不存在这些指控。作为历史悠久的盎格鲁—爱尔兰贵族家族的一员,他对盖尔文化和社会的态度显然与众不同。他的父亲会讲爱尔兰语,这使得他在1395年成为理查德二世和盖尔爱尔兰领导人会面时的译者。奥蒙德在自己的领地内雇用了一个盖尔人的法律专家(brehon),而他自己也获得了盖尔诗人的赞誉。他的敌人则指控他让一个具有盖尔血统的爱尔兰人作为郡骑士非法当选了议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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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克里斯托弗·阿尔芒,侯建新,刘景华,龙秀清,傅新球,赵立行,李艳玲,孙立田,徐滨,张晓晗,赵文君,陈日华,陈太宝,刘芮.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约1415年至约150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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