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意大利

第一节 北部城邦

从很多方面来看，15世纪的意大利已成为一个更加团结的政治性区域，因此，我们很难在不涉及教宗和那不勒斯国王的前提下，把讨论范围限制在意大利半岛的北部地区。这些不断强大并且富有组织性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关键内容。甚至由于法兰西、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尤其是奥斯曼帝国都聚集他们的力量，意大利所有城邦在15世纪下半叶更加紧张和惶恐。因此，尽管本章只关注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周边的小城邦，但是有着相同的经历、前景和恐惧的宽泛意义上的意大利，越来越不能不予以考虑。

意大利城邦的经济状况是让当时和最近的历史学家感到疑惑甚至沮丧的主要原因。整个14世纪以及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爆发了人口灾难，“文艺复兴时的经济萧条”紧随其后，它们亦被视为同时发生的，而且，甚至可能为这一时期内意大利的文化繁荣做出了非凡的贡献。^[1]这种谨慎的经济悲观主义被认为是由热那亚贸易活动的急剧减少、佛罗伦萨毛纺织制造业的突然崩溃和银行投资水平降低等因素形成的。这些问题都经过了很多讨论，但毫无疑问，这些悲观的争论中不乏浮夸之词；热那亚在东地中海区域的败落被复兴的威尼斯迎头赶上。威尼斯在15世纪20年代的经济幸福感也在总督托马索·莫森尼戈（Tommaso Mocenigo）的著名临终演说中有所体现，并且所有的迹象都表明15世纪前半叶共和国的经济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张。热那亚此刻正在西地中海区域寻找新的贸易市场，并且在伊比利亚半岛拓展利益的过程中，与阿拉贡产生新的竞争。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转向生产更高端和利润更高的产品，精美丝织品加工业中增长的利润抵消了出口业的衰退。同时，1406年和1421年分别对比萨（Pisa）和里窝那（Livorno）的占领，也开启了通往海洋的道路。并且，航海业的开辟使得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北欧港口和黎凡特港口产生竞争。15世纪上半叶，米兰和伦巴第大区的许多城市都从阿尔卑斯山与德意志南部之间的扩张经济活动中获利。

地图11 意大利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关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城邦的经济发展十分低迷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无疑竞争越来越多，但这种竞争主要是传统地区限制城邦扩张和经济机遇增多造成的。

然而，关于经济环境还有两个更为深入的观点，在15世纪上半叶，随着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扩张成为区域国家，以及那不勒斯地区阿拉贡王朝建立，意大利的国家体系也逐渐形成。伴随着这些发展中央控制权的扩大形成了新的经济力量。即使协调一致的地区性经济尚未出现，但毫无疑问，佛罗伦萨因它对阿雷佐（Arezzo）、普拉托（Prato）、比萨（Pisa）的征服而受益。威尼斯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对意大利东北部贸易路线的政治控制，以及支持贸易流转往返于威尼斯近陆一侧。米兰对热那亚的周期性控制使得米兰商人进入了西地中海区域的商业世界。一些资源和人才不可避免地流向这些新兴的重要城市以及较小城邦的中心地区，如都灵（Turin）、曼图亚（Mantua）、费拉拉（Ferrara）等，刺激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不得不提的是，城邦的管理和防御体系的支出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而且总是超出城邦的财力。意大利在15世纪面临的实际问题与其说是经济活动的减少，不如说是对可利用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税收和借贷水平的提升，军事和文化领域国家支出的增加，侵蚀了个人企业家原有的商业利益，破坏了意大利城邦的经济结构。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用于战争的开销是城邦日常税收的三倍有余。经济活动的集中趋势和中央集权力量的缺乏，将这些负担转嫁到扩张后的城邦的意图未能实现。15世纪有一种夸大意大利文艺复兴城邦扩张的趋势。无论它们是米兰那样的君主国，还是威尼斯或佛罗伦萨那样的共和国，意大利各城邦都缺乏对扩张趋势的对策尤其是切实有效的集权意愿。与地方主义妥协的各种主张盛行，而这也是本章的主要议题。

15世纪早期，首先是维斯孔蒂（Visconti），其次是那不勒斯的拉迪斯拉斯（Ladislas），他们对霸权主义的渴望似乎是左右意大利政治的因素。1395年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获得米兰公爵头衔的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galeazzo Visconti），通过对比萨（Pisa）、锡耶纳（Siena）和波伦亚（Bologna）的征服，从而实现了对托斯卡纳（Tuscany）地区的征服。他在1402年猝死，使得佛罗伦萨解除了包围。并且，当拉迪斯拉斯在1414年将安茹—那不勒斯（Angevin-Neapolitan）势力向托斯卡纳推进时，他也突然去世了。这两件事使佛罗伦萨人有理由认为，上帝和好运都在他们这边。由于这些事件，以及后来米兰和那不勒斯地区力量的短暂衰弱，威尼斯根深蒂固的市民自豪感和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米兰公国，取而代之的是离心力；詹加莱亚佐的雇佣军野心勃勃，同时伦巴第大区各城市一直渴望自治，导致了维斯孔蒂中央集权的崩溃。1412年，乔瓦尼·马里亚·维斯孔蒂（Giovanni Maria Visconti）在恢复统治秩序的过程中稍有进展时，却遭到了暗杀。他年轻的弟弟菲利波·马里亚（Filippo Maria），通过与他父亲最得力的雇佣兵队长法西诺·凯恩（Facino Cane）的遗孀比阿特丽斯·腾达（Beatrice Tenda）结婚，使维斯孔蒂的权威开始了更持久的复兴。同时，拉迪斯拉斯的去世也导致了安茹—阿拉贡之间的互相竞争在那不勒斯地区重新出现，霸权主义的威胁也从南部地区暂时清除。

维斯孔蒂力量衰弱而造成的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真空，为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提供了扩张和武装自己的机会，以更有效地抵抗未来的威胁。佛罗伦萨在1406年占领了比萨，随后在1421年从热那亚手中购买了里窝那，延伸了对托斯卡纳海岸线的控制，这是共和国的一个关键时期。威尼斯在1404—1405年，通过对卡拉拉（Carrara）贵族统治的摧毁，对维罗纳（Verona）、维琴察（Vicenza）和帕多瓦（Padua）的占领，以及在1420年对弗留利（Friuli）大部分地区的占领，扩展了它在意大利内陆的有限据点，这些都给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管是对于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军事力量都是扩张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尽管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因素，那就是一些较小的共同体会在那些较大城邦的影响和庇护之下屈服。然而更重要的是，全力扩张的城邦此时需要更加持久和有效的防御体系。在14世纪晚期，城邦和雇佣军队长的联系加强了，并且常备军的核心力量建立起来，而且呈现出一种持续增长的趋势。1406年以后，佛罗伦萨的当务之急是对比萨进行防御，此时威尼斯也在加紧部署大量常备军来保卫新获得的领土。广阔的边防线面临的军事及后来的财政和组织上的问题不同于对城墙和威尼斯潟湖的依赖。

在实现这种更加持久且昂贵的防御承诺的过程中，威尼斯比佛罗伦萨更具优势。常备军海上防御的经费已经是威尼斯政府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并且威尼斯国家的日常财政收入实际上比佛罗伦萨要多很多。但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15世纪前几十年的形势，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常备军的准备步骤很清晰；而在意大利南部，在极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雇佣军队长有机会建立有利可图的临时雇佣军，依旧是这一地区的主导力量。佛罗伦萨发觉，在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边境上，维持雇佣军队长的忠诚更难，而解散军队更容易，因为可以在需要的时刻招募雇佣军。15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翁布里亚（Umbria）以南地区有两所雇佣兵学校的战场，分别是斯福尔扎（Sforzeschi）和布拉切斯基（Bracceschi），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军事传统由此而生。以北地区米兰和威尼斯牢固的军事实力一直在稳步增长。

在意大利北部的三个主要城邦中，15世纪上半叶的佛罗伦萨最能吸引历史学家的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佛罗伦萨城市中发生了引人注目并且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是与米兰、威尼斯相比，佛罗伦萨在政治事务中也表现出多样性，更具活力。这两种因素并非毫无关联。佛罗伦萨成为托斯卡纳的统治者，只留下卢卡（Lucca）和锡耶纳（Siena）地区独立，但是领土扩张无望，本章对此已经有过讨论。毫无疑问这是佛罗伦萨自信心高涨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和国成功抵御了来自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残暴”统治的侵扰，这也被认为是其自信与骄傲的来源。^[2]但是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在佛罗伦萨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上，这些变革将佛罗伦萨由一个党派倾轧的、不稳定的市镇变成一个稳定的、团结一致的城邦。从传统上来说，在某些人眼中，这些变化的功过是非都归因于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并且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在1434年从威尼斯结束了短期流放归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但是在近期，1434年之前的这三十年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并且佛罗伦萨历史的基本连续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