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伊比利亚半岛

第一节 阿拉贡

一 卡斯佩和解

国王马蒂的去世（1410年5月31日）在阿拉贡王权国家内导致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化解，这也成为从那时起争论的原因。马蒂之死终结了由阿拉贡皮特罗妮娜公主与巴塞罗那伯爵莱蒙·白林格联姻而建立起来的王朝，它自1137年来不间断地统治着阿拉贡。由于国王之子（小）马蒂在1409年7月死于撒丁尼亚战役中，国王死后没有合法的继承人——虽然（小）马蒂有个私生子，即国王有一个非法的孙子，年轻的卢纳伯爵弗雷德里克。马蒂一世对小弗雷德里克的宠爱并没有使他忘记孙子是非法继承人的事实，特别是由于有些主张有继承王位权利的人，他们的继承权利毋庸置疑。在这些人中，以乌赫尔伯爵豪梅为最强。豪梅曾经被国王亲自任命为第一个都督和后来的大总管（governor-general）。他也因此几乎被认为是国王正在任命的合法继承人，并在阿拉贡人中引起了宪政问题。从他父亲一边来说，乌赫尔来自“和蔼者”（Benign）阿方索四世的资历较浅的谱系。他虽然贵为一名有权势的加泰罗尼亚家族成员，但是他却被小贵族憎恨。不但如此，巴塞罗那的名门望族也强烈地反对他。安茹的路易、卡拉比亚公爵、费尔南多“德·安特克拉”、卡斯蒂尔公主，这些人都与马蒂关系更密切。但是从母系谱系来说，路易的母亲维奥兰特，是国王胡安一世的女儿，胡安是马蒂的哥哥和他的前任国王，而费尔南多的母亲艾丽欧妮，是小马蒂的姐姐，并且又是卡斯蒂尔的胡安一世的妻子。

地图12 阿拉贡的版图

考虑到问题的性质，作为一个谨慎遵循宪政传统的人，马蒂竭尽全力把这个问题提交王国解决，他要求议会（corts）派代表与他讨论这一问题。同时，他寻求法学专家对以下基本问题的建议：他对此事进行决断受到哪些限制；被认为合法有效的亲属谱系扩展到什么范围。但是由于代表们优柔寡断，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结果直到国王临终前，费雷·德·古奥贝——他是巴塞罗那代表团的领导人兼顾问——才临时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问国王是否同意其王位现在可以依据“公正原则”由最适合的人来继承，马蒂以微弱的声音说“是”，加泰罗尼亚的代表也得到了同样肯定的答复。国王死后的第二天，有关继承问题的安排被放在最具资格也是可以利用的最大论坛——大议会——中解决。阿拉贡王权的三个君国组成的大议会包括：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但是发生在贵族派系之间的激烈的冲突——阿拉贡的厄里与卢纳为一方，巴伦西亚的萨特利与维勒拉古为另一方——使这个计划破产。因此只能另寻解决方式：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和大议会——这是在空位期间王国内唯一被认可的权威形式——提名的代表共同商定。然而，王位的候选人们开始对这些代表们施加压力。与诸法国、卡斯蒂尔等国的候选者相比，乌赫尔伯爵走得更远，甚至不惜动用武力。1412年1月，在阿尔坎尼茨，鉴于面临着其他会议的内部分裂和他们的抵制行动，阿拉贡会议郑重宣告：阿拉贡具有高于其他王国和阿拉贡王室领地的地位。会议同时决定：在缺少其他会议同意的情况下，它将单独进行宣布。结果，阿拉贡议会呈递给加泰罗尼亚议会一份九人名单：三个王国每个王国三人，赋予这些人推选新君主的权力。阿拉贡籍的教宗本尼狄克八世近乎狂热地赞同这个方案，他希望君主强有力的支持将会使教会重新获得自教会大分裂以来失去的权威。

委员会的召开地点是阿拉贡的卡斯佩城堡，在甄别了所有王位候选人的称号之后，委员会在1412年6月24日宣布了决议。马蒂一世的继任者应该是费尔南多，他是卡斯蒂尔的亲王，其继承的依据是：一方面根据他与已故国王的近亲血缘；另一方面他继承了他的生母——“恭敬的佩雷四世”的女儿——的权利。多明我会会士，同时也是一个折中主义者文森特·弗雷尔在选举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巴塞罗那市长伯纳尔德·德·加尔贝斯——他同时又是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投票支持费尔南多，这样费尔南多就在票数上以6∶1.5的优势击败乌赫尔伯爵。那些阿拉贡的折中主义者——他们投票给甘迪亚公爵和乌赫尔伯爵——稍后也不得不承认费尔南多是王位最合适的继任者。他们考虑到长期的空位而引起的混乱与公众的麻痹，这样就否定了加泰罗尼亚人后来认为这一决定是强加给他们政权的说法。

卡斯佩协议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仅仅发生在阿拉贡王国内王权继承权的单独事件。这一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两年的空位期间，王国内所有“政权”的宪政实体都积极活动，普通民众也有巨大的精神投入，后者为后来出现的深度紧张关系埋下了种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基于民众自决的高度成熟的选举方式。尽管如此，它是一种选举方式，当时的法学家就是这样认为的。阿拉贡的统治阶级，与他们加泰罗尼亚的同行不同，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并遵守一个政治计划。加泰罗尼亚的优柔寡断有伦理与政治的根源，并不是简单的社会政治危机的结果。事实上，加泰罗尼亚没有被迫屈从于任何的不公平，它仅仅是适应了其他政权所建议的解决方案，这需要时间。费尔南多·德·安特克拉是一个有实力男爵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满怀雄心壮志，最近已经获得卡斯蒂尔的王位。他代表了一个国家所有人口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潜力，它已经远远超越了古老海洋贸易的加泰罗尼亚，具有了迎接新的和不同类型政治权力挑战的能力。

二 阿拉贡王权的政治——宪法结构

从以上所描述的事件可以看出，阿拉贡王国最初的结构是清晰的。用“阿拉贡的王权”这个词来描述可能会更恰当，这个术语在1562年杰罗尼莫·苏里塔首次引入到历史编纂之前，就已经被普遍使用了。“阿拉贡的王权”这个术语意指所有受国王统治的王国与领地。在高等法院的语言以及皇家外交的称谓中，它们通常按照在阿拉贡之后的制度等级排列——它的卓越从起源来讲是历史性的。“阿拉贡的王权”概念最初由“casal d'Arago”发展而来，另一种说法“reial corona d'Arago”则是以14世纪后半叶在萨拉戈萨教堂举行的神圣加冕为标志的强势王权观念出现后历史逻辑演进的产物。作为在王国领地上自身建立的皇家权威，这最终发展为更具地缘政治色彩的术语“阿拉贡的王权”。

现在这一机制的司法——宪政方面正在成为历史学家再次感兴趣与讨论的主题。现在的历史学著作把这一实体定义为联邦——这是那些认为联邦是现代概念的历史学家所不能接受的，他们相信把所有部分联合起来的唯一纽带是王室，这意味着阿拉贡的王权仅仅是个人的联合体。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一联盟的法律概念表明，在阿拉贡、巴伦西亚以及加泰罗尼亚公国之间的这个纽带如此软弱与不充分，以至于不能够描述事实上联合它们的强有力的联系。相反，即便不是从一开始，肯定也是从13世纪末开始，已经存在一个具有联邦蕴含的真实联合体；保证这一联合体的不是由个人权威——就这一时期笼统的国家概念是个人地产而言，它可能并且事实上就是衰落的渊源——而是由赋予国王不可分离统治权力的代表大会所表达的臣民的意愿。在所谓的“政治协调形式”中，协调因素并不仅是国王个人，而是对王国所有政权都习以为常的机构，这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王室，在这里各成员国的选举作用并不仅仅依靠王权者的个人选择或者在议会中派别的影响，而是某种程度的制度化。这意味着阿拉贡、巴伦西亚以及加泰罗尼亚“三分天下”，都有自己的主政者（major-domo）与副总理大臣（chancellorship），他们对自己的“国家”负责。如前文指出的，不同王国的议会紧密地注视着作为统治部门的中央王室，以至于国王不能改变其功能或构成，或者以任何方式伤害其中脆弱的权力平衡。现代意义的联邦定义是指联邦成员与中央政府之间分享权力，这基本上适合阿拉贡王权，即使联盟成员没有向中央政权转让主权。同样地，主权和权威的来源，一方面是国王，另一方面是议会。

联邦内的每个成员国不仅保留其机构、法律、习惯、特权以及最初的政治身份，同时也保留自己的语言：在公国、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巴伦西亚（尽管在后两者中有着地区差异）基本上是加泰罗尼亚语；在阿拉贡，与卡斯蒂尔相似，是阿拉贡语。

每个国家的代表会议定期召集，首先讨论国内的问题。假如讨论国外的政策，其范围将受到限制。阿拉贡的议会似乎仅对卡斯蒂尔的边界问题感兴趣；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更加开放与充满活力——关心地中海事务。然而在1435年，阿拉贡、巴伦西亚以及加泰罗尼亚三个议会在蒙松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国王被囚与赎回问题，因为国王在蓬扎海战中落入热那亚人手中。

这三个国家有着迥异的社会经济背景。阿拉贡是农业经济，主要是封建贵族，最为落后。例如，阿拉贡议会有四个而不是通常的三个等级，贵族由两个集团即权贵与骑士组成。相比之下，巴伦西亚与加泰罗尼亚是比较发达的海洋贸易社会，拥有强有力的城市贵族，其利益存在于贸易投机、商品交换以及保险方面。

在14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而不是保护原因产生的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并没有影响那些经济同化或者政治特殊的区域。其原因在于，阿拉贡王权是一个更广泛经济区域的一部分：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巴利阿里是由意大利商业控制的羊毛、大米以及香料生产区；加泰罗尼亚——其工业中心在巴塞罗那与佩皮尼昂——是一个由加泰罗尼亚商人控制，扩及整个地中海的不同的经济体系。

在15世纪，所有这三个国家的制度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形式。首先，“代表制”作为一种机制形成了。这是议会的永久代表，它首先在加泰罗尼亚产生，作为等级会议的代表，后来在阿拉贡与巴伦西亚产生。它在两次议会召开之间运作，不久成为自治的机构（加泰罗尼亚在1413年后，巴伦西亚在1418年后，阿拉贡在1436年后），独立于议会与王权。代表制由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所支撑，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一（如在加泰罗尼亚）到两名成员。他们任期3年，并有权挑选继任者。起初行政与经济机构有权征税，并处理公共赤字——这或多或少与他们一起产生，最终代表制发展成为全能的政治体。作为每个政权自由、习惯与特权的保护者，它成为民族认同的焦点。15世纪时，它在巴伦西亚与阿拉贡发展起来；随后在加泰罗尼亚产生“加泰罗尼亚民族”这一普遍的意识。机构的差异以及强烈的民族情感尚不足以连累王权下的联合。

在这个世纪，新王室费尔南多一世、阿方索五世，与其前任巴塞罗那王室佩雷四世、马蒂一世一样，分享着同样的权力概念，他们都继续工作，力图使机构适应当时的政治现实。费尔南多与阿方索实施了两项政策——它们明显矛盾，实际上都起到了给中央与地区政府更精确角色，并提升它们之间合作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加强政权的中央权威，首先通过扩大某些政府机构的总体能力，特别是经济方面，如王室财产的总司库、总审计员与大总管，把他们纳入阿拉贡王权之中。另一方面，这些职能则经历了一个相同的非集权化的过程。典型的是审计员作用的转变，起初这一宫廷官员负责账目的管理。在1419年，由于巴伦西亚市民的坚持，为巴伦西亚任命了一名审计员，不久（在1446年第一次提到）也为阿拉贡任命了一名审计员，这就使得原来的那位宫廷官员只为加泰罗尼亚服务。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总审计员，他的地位比其他审计员高，代表中央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