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从13世纪晚期到1500年的波特兰海图^[1]

引言

对于研究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地图学史的历史学家来说，^[2]波特兰海图是基本史料，尽管其起源非常神秘，而且有着超越时代的精确性。它们的重要性早已为世人所认可，查尔斯·雷蒙德·比兹利（Charles Raymond Beazley）1904年的一篇文章用了“第一幅真正的地图”这样热情洋溢的标题。^[3]再晚近一些，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ão）认为：“波特兰海图的出现……是整个地图学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4]阿尔贝托·马尼亚吉（Alberto Magnaghi）则更进一步，将它们描述为不仅仅在航海史上，乃至在整部文明史中都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5]对于莫妮克·德拉龙西埃（Monique de La Roncière）来说，第一位知名的实践者彼得罗·维斯孔特（Pietro Vesconte）的作品是如此精确，以至于直到18世纪地中海的轮廓才得以有所改进。^{Revue d'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45（1967）：5-28，esp.18.其他作者甚至更强烈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Bojan Beševliev，“Basic Trends in Representing the Bulgarian Lands in Old Cartographic Documents up to 1878，” Etudes Balkaniques2（1980）：94-123，esp.100，发现“即使到上世纪中叶，也没有比波特兰（即海图）上对黑海的表现更精确的了”；而Luigi Piloni，Carte geografiche della Sardinia（Cagliari：Fossataro，1974），图版5中的未加渲染的标题认为《比萨航海图》上的撒丁岛轮廓如此精确，以至于与相等比例的现代地图差别不大。}

'>[6]从地图学的经济史角度而言，根据一位近人貌似可信的说法，维斯孔特和他同时代的人可能是首批“将绘制地图作为一种专职的商业技艺来从事”的人。^[7]

从现存最早的副本来看，1300年稍前，它们给出的地中海的轮廓惊人的精确。另外，它们丰富的地名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与托勒密地图相比，它们的进步是一目了然的，而带有清晰勾勒的“Syrtes”（即锡德拉）的北非海岸是最显著的进步。此外，到了15世纪，托勒密地图才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而那时波特兰海图已经很完善了。尽管托勒密地图上的经度和纬度网格隐含了线性的比例尺，但中世纪的海图才是最早正式地显示线性比例尺的地图文献。^[8]这应该与欧洲地形图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地形图的历史表明，自罗马时代以降，第一步明确按照比例绘制的地方地图作品是1422年前后的维也纳平面图。^[9]正如P.D.A.哈维（P.D.A.Harvey）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没有一幅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内——也就是1500年以前——所制作的地方地图“试图进行了在比例上保持一致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尝试”^[10]。

一条更大的鸿沟将波特兰海图与中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分隔开，后者的地图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神学信息塑造的。值得一提的是，已知最早的波特兰海图被认为几乎是与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同时代的。当然，不能说波特兰海图完全摆脱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迷信，但中世纪的水手也概莫能外。然而，在一些海图上，我们发现了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天堂四河、神话中的大西洋岛屿以及其他传说中的特征，都被放在了鲜为人知的内部或围绕在外围地区周围。构成海图主要用途的大陆海岸线丝毫不受影响。1457年热那亚世界地图的作者究竟是谁，并不清楚，^{Union Géographique Internationale（Amsterdam：N.Israel，1964），222。}

'>[11]但他以波特兰海图为基础对地中海进行了描绘，他巧妙地总结了海图制图师的态度：“这是宇宙学家对世界的真实描绘，它适用于海洋[海图]，里面已经删掉了无聊的故事。”^[12]

中世纪的海图是对当时可以获得的地中海地理知识和地图知识最清晰的陈述。有时候，它们也会将覆盖范围扩大到东方，正如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一样。然而，在14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曾令波罗家族惊叹的鞑靼帝国轰然倒塌，与中国的接触也就停止了。但是，在西方，14和15世纪的波特兰海图提供了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大发现的最初章节——即对大西洋岛屿的探索和非洲全部西海岸的测绘制图——的最佳记录，有时也是唯一的记录。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奠定了基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帝国就是这些初步航行的成果。

中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是善于思考的陆地居民的宇宙学成果。相比之下，波特兰海图保存了地中海水手对自己海域的第一手经验，以及他们不断丰富的对大西洋的了解。它们的原创性令人惊讶，正如杰拉尔德·R.克伦（Gerald R.Crone）所指出的那样，这标志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13]。无论其前身为何，今天都没有任何把握对其进行识别；但这只是这些文献所提出的诸多未解之谜之一。其原型是如何制造的？何时制造的？如何在大约400年的时间里制作副本，但并没有逐渐失真？究竟是加泰罗尼亚人影响了意大利人，还是意大利人影响了加泰罗尼亚人？最根本的问题是，它们的功能是什么？

人们已经对“世界地图”（mappaemundi）进行了全面的研究，^[14]但是从1897年诺登舍尔德（Nordenskiöld）的研究以来，还没有使用英文的学者对哥伦布之前时代的波特兰海图进行过广泛的调查。^[15]由于缺乏近期的重新评估，这意味着波特兰海图从同时代学术研究更为严格的分析方法中获益甚微。过去关于波特兰海图的讨论倾向于两个极端：要么是基于先验推理的一概而论，要么是对个别作品的一孔之见。第一种方法倾向于将现有有限的可用证据延伸到临界点之外，而第二种方法则错过了用大多数比较分析的机会，从而对特殊特征和典型特征等量齐观。本文试图实施一条中间路线，即将散布在诸多详细具体研究中的线索整合到一起，并编织成一条单一的线索——尽管此线索经常很脆弱——这在这些海图的历史中鲜为人知。我们将依次考虑各个方面：它们的起源问题、它们的绘制方法、它们不断变化的内容、它们创制者的社会地位、最初拥有者可能的身份，以及绘制这些海图的目的。但是，海图本身就是比任何次要的部门更重要、更可靠的见证者。通过对现存海图的仔细比较研究，关于一位海图制图师与另一位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现实情况的反映，涌现出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用这种方法进行特别仔细研究的特征，是早期海图的地名。与诺登舍尔德等人强烈主张的几百年来波特兰海图基本保持不变的观点相反，最近对其上地名的调查显示，至少到15世纪中期，地名的变化就已经非常广泛了。^[16]那些商船很少光顾的地区，地名标记得很少，但在地中海北部沿岸地区（尤其是在亚得里亚海）则非常明显，这些不断变化的地名格局在早期的海图中显示出一种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对诺登舍尔德及其追随者们而言，“中世纪最完美的地图、地图学中的伊利亚特”是一次性创作活动的成果，也就是第一幅海图（他的“正规波特兰海图”[normal portolano]）^[17]。既然我们可以指出这一地名持续复兴的过程——这一过程在14世纪就已非常显著，那么即使在15世纪有所淡化，也必须将波特兰海图重新解释为地中海自我知识的活生生的记录，并且在不断地进行修改。这是这次调查中所浮现的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通过对地名的分析，也证明了推测出一些未署名作品的更可靠的日期是可行的。被认为是1500年以前的地图集和海图中，有大约一半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就这些文献的日期达成一致意见，是把它们引入波特兰海图历史的必要前提。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些重要海图的推测日期波动非常大，而任意使用不可靠且彼此抵牾的日期标准，也导致许多研究人员采用了站不住脚的立场。一旦得出某日期的结论，后来的评论者往往会重复这一结论，而不加解释。因此，今天的学者继承了一个遗留问题，也就是大量无根据的对日期的推测，以及在其基础上的不明智的结论，已经被视为公认的智慧。^{Istituto di Scienze，Geografiche e Cartografiche1（1954）：283-90。}

'>[18]

虽然肯定不是一种完美的方法，但地名列表提供的日期系统，比以前所设计的任何一种日期都要好得多，并且使得我们可以放心地将未注明日期的作品与普遍的历史记述结合起来。^[19]在广泛修订的14世纪和15世纪海图年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海图发展阶段，以及加泰罗尼亚、热那亚和威尼斯的从业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结论。

保存情况

现在认为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约180份海图和地图集，一定是最初所制作作品的一小部分，并且不一定具有代表性。^[20]任何基于现存海图的结论都必须承认这种不完整性。很少有海图能像加布里埃尔·德巴尔塞卡（Gabriel de Valseca）的1439年装饰性作品^[21]（见图版24）那样受到高度重视，为了这份作品，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准备支付一笔130“ducati di ora di marco”的可观金额。^[22]尽管如此，在1384—1404年之间，热那亚遗嘱认证文件所附的清册中，有十多处提到波特兰海图，这表明当时人们认为这些海图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即使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波特兰海图被描述为已经过时。^[23]这些文献还提供了关于几个世纪以来损耗程度的线索。

导致在海上使用的海图遭到损坏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不能保证在陆地居民手里的海图可以保存下来。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笔下的《鹅掌女王烤肉店》（La rôtisserie de reine Pédauque）中的书商承认“在门上钉上了旧的威尼斯地图”^[24]，当然这一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但在现实世界中，过时海图的遭遇一般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lipps）爵士在19世纪孜孜不倦地收集各类手稿时，他常常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藏书家，而是金箔匠、制胶工和裁缝，所有这些人都通过破坏犊皮纸手稿获得了一些好处。^[25]许多未经装饰的海图都被屈辱地大卸八块，用作书籍装订。有几块上面有时会显现出残留的针孔就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位律师甚至把一幅海图裁碎做成书签。^e siècle，ayant servi de signets dans les notules d'un notaire de Perpignan（1531-1556），” Bulletin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Sectio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1897）：23-31，esp.24；reprinted in Acta Cartographica 4（1969）：219-27。

'>[26]可悲的是，这些海图仍在亡佚和损毁。1930年，伦敦皇家陆军医疗队图书馆（Royal Army Medical Corps Library）中收藏的1463年的格拉齐奥索·贝宁卡萨（Grazioso Benincasa）地图集被盗，威尼斯州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中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残片在战后也亡佚了。^[27]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造成了损失：乔瓦尼·达卡里尼亚诺（Giovanni da Carignano）地图被彻底摧毁，在1944年的安科纳（Ancona）轰炸中，1490年安德烈亚·贝宁卡萨（Andrea Benincasa）地图被部分烧毁——格拉齐奥索·贝宁卡萨手绘的波特兰海图也是如此。^[28]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参考文献提及很久以前就已亡佚的海图。^[29]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葡萄牙的作品。“虽然这是毋庸置疑的”，科尔特桑和特谢拉·达莫塔（Teixeira da Mota）在1960年写道，“葡萄牙的许多海图是在王子（即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时代和稍后绘制而成的，有些可能早在14世纪，但事实上，只有一幅这样的海图和另一幅海图的残片保存下来，这一点确实非常奇怪”^[30]。尽管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但科尔特桑确实没能在1443年之前的葡萄牙记录中找到任何关于海图的参考资料，而已知最古老的葡萄牙海图，要么是赖内尔（Reinel）的一幅1483年前后的海图，要么是收藏于摩德纳（Modena，Biblioteca Estense，CGA5c）的一份未署名作品，此图被认为是绘制于15世纪的最后25年。^[31]但是，如果把马赛（Marseilles）旗帜上的鸢尾花形的纹章，看作这一城市从普罗旺斯转归法国的佐证的话，那么以前认为赖内尔海图绘制于1483年的结论可能就需要修正。这种不寻常的旗帜形式代替了正常的蓝十字，在一些一个世纪甚至更久之后的海图中也能找到。^[32]1492年的若热·德阿吉亚尔（Jorge de Aguiar）海图和在里斯本的一块残片，其日期可以追溯到“1493年以后，也许是在该世纪晚期之前”，使得人们已知的1500年之前制作的葡萄牙作品的数量达到了4幅。阿吉亚尔海图的存在是在1968年葡萄牙的一次会议上首次公布的，当时，亚历山大·O.维托（Alexander O.Vietor）对其进行了描述。^[33]

至于提及的那些已经亡佚的葡萄牙人在西部非洲和大西洋地区进行探索的海图，它们的实质内容确实已经反映在波特兰海图上，显然是由那些曾受雇于葡萄牙人的意大利人担任中介。^[34]作为法国早期活动的一个标志，德拉龙西埃将注意力引向1476年委托两位画家：让·罗贝尔（Jehan Robert）和让·莫雷尔（Jehan Morel）来“描绘”塞纳河口周边海岸的地图之事。^[35]此图可能是一幅全景图，因此没有打破这一规律，也就是在16世纪之前，在南欧和穆斯林世界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地方制作过波特兰海图（1448年安德烈亚·比安科[Andrea Bianco]在伦敦制作的不在此列）。^[36]除了保存下来的少数阿拉伯作品的原作之外，还保留下一幅早期的西方海图，即1482年的波尔特兰（Bertran）海图，图上有阿拉伯字母的注释。^[37]另一方面，事实证明，第戎（Dijon）的未标明日期的海图上的阿拉伯字母是虚构的。^{Or9（1877）：149-99，esp.160.关于纠正，见Roberto Almagià，“Una carta nautica di presunta origine genovese，” Ri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 64（1957）：58-60，esp.59，and Isabelle Raynaud-Nguyen，“L'hydrographie et l'événement historique：Deux exemples”（为航海科学和水道测量学历史的第四次国际会议所撰写的论文，Sagres-Lagos，4-7 July 1983）。}

'>[38]除了穆斯林的作品外，杰胡达·本·扎拉（Jehuda ben Zara）在亚历山大和加利利（Galilee）绘制了三幅海图（见附录19.2）。巴塞洛缪·哥伦布（Bartolomeo Colombo）在英格兰所绘制的现已亡佚的海图（1488年2月13日，他把其中一幅献给了亨利七世）可能需要与比安科的1448年海图放在一起，成为英格兰早期地图绘制的证据。^'>[39]

术语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学科的术语应该为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人员提供一个普适的平台。然而，对于波特兰海图而言，基本的术语仍继续存在分歧；这本身就是争议的一部分。大多数用英语写作的人使用术语“portolanchart”（有时也使用其变体“portolan chart”）。这一术语源自意大利语的单词“portolano”，是指一套书面航海指南，它（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强调海图被认为是对书面记述进行补充的方式。“portolan chart”这一术语的日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Petermanns Mitteilungen45（1899）：188-94，在一篇评论中使用了这个术语30多次。尽管诺登舍尔德习惯于把海图称为“航海表”（portolani），但他确实起码在一部早期的著作中使用过一次这个术语“portolano maps”-见A.E.Nordenskiöld，“Résumé of an Essay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arts and Sailing Directions，” Report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London，1895（1896）：685-94，esp.694；reprinted in Acta Cartographica14（1972）：185-94，esp.194（感谢Francis Herbert提供的第二种参考文献）。Hans-Christian Freiesleben 在一篇译文中论述“‘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这个术语第一次是13世纪的意大利出现的”，但显然没有什么根据；见其“The Still Undiscovered Origin of the Portolan Charts，” Journal of Navigation（formerly Navigation：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Navigation）36（1983）：124-29，esp.124。}

'>[40]较早的不正确的速记形式“portolan”则继续在海图与书面航海指南之间制造不必要的混淆。大英博物馆在其1844年印刷的绘本地图目录中提到了“波特兰海图（portolano）或者海图集（collection of see charts）”。^[41]自此以后，这种模棱两可的用法便经常反复出现。

科尔特桑和特谢拉·达莫塔总结出一种普遍的感觉，也就是说虽然“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这一名称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但现在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再更改了。^[42]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1925年，马克斯·埃克特（Max Eckert）提议将其称作“斜航线海图”（rhumb line charts）^[43]，很明显，是阿图尔·布罗伊辛（Arthur Breusing）于1881年首次提出了“恒向线海图”（loxodromic charts）这一充满感情的术语。^[44]恒向线是一条具有恒定罗盘方位的线；因此，它在此种意义上的应用引发了关于磁罗盘在设计与使用海图中所发挥作用的许多问题。从此之后，“恒向线海图”几乎找不到拥护者。类似的一个术语“罗盘海图”（compass charts）^[45]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它也有同样的缺点。为了避免所有这些弦外之音，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没有用英语书写时）和西班牙的学者通常将其简单地称为“航海图”（nautical charts），或者是其他变体。^[46]虽然避免了不必要的歧义，但这个术语实在太宽泛了，无法将波特兰海图与其他任何一种类型的海图（包括今天绘制的海图）区分开来。

同时代的用法几乎起不到帮助的作用。伊娃·G.R.泰勒（Eva G.R.Taylor）对当时使用的这些术语进行了分类：carta de Navegar，carta pro Navigando，mappamundi，mappae maris，甚至是令人困惑的compasso，它同样可以指波特兰海图（portolano）。^[47]彼得罗·维斯孔特在其海图中使用了拉丁文的“carta”和“tabula”这两个词；1354年的加泰罗尼亚法令和1443年的葡萄牙官方文件中提到了“carta de marear”；1459年，安东尼奥·佩莱钱（Antonio Pelechan）将他绘制的亚得里亚海专题海图的主题改写成了对其绘在其上的图幅的描述，并将其命名为“cholfo”（即海湾）。^{Bulletin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Sectio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3（1888）：333-432，esp.416；关于葡萄牙档案，见Cortesão，History of Portuguese Cartography，2：118（note 3）；关于佩莱钱所使用的“cholfo”这个词，见本书pp.433-34 and note 433。}

'>[48]尽管有这些称呼，但“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这一术语似乎是目前最方便使用的，所以本文将通篇使用这一术语。

特征与定义

波特兰海图的诸多特征将其自身与一般海图区分开来，尽管这些特征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我们正在关注的两个世纪的海图（也就是1500年以前）几乎都是用墨水在犊皮纸上绘制的。^{Bulletin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Section de Géographie47（1932）：113-18，esp.118。}

'>[49]尽管较大的海图可能需要不止一张犊皮纸，但大多数海图都使用单个动物的皮。其“颈部”有时已经被修剪成形，通常在一侧清晰可见。^[50]海图通常卷起来^[51]——当然后来很多已经拉平了——但仍有一些卷在可能是最初的木制卷轴上。可能会用皮制的带子把海图系紧，有时会用皮带穿过成对的切口，一些保存至今的海图颈部一般能看到这样的穿口——其中包括彼得罗·维斯孔特的1311年作品。^[52]地图集一般相当于分切为几张图幅的一张海图，其处理方式必然有所不同。虽然单张的犊皮纸可以像书一样处理，并进行典型的装订，但彼得罗·维斯孔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将犊皮纸粘贴到木板上的好处——这一工序可以避免在盐水中变形或者收缩。尽管其1313年地图集中已经没有这些木板，但在他于1318年绘制的两部地图集中明显还有。^[53]厚纸板很适合用来替代木板，15世纪60年代，格拉齐奥索·贝宁卡萨发现了这一点（图19.1）。

图19.1 波特兰海图集的实体特征

谈到单幅海图和地图集，将保存下来最早的（比萨航海图）和保存至今的几个世纪之后海图联系起来的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具有相互连接的斜航线网格。^[54]乍看之下，很容易认为是一团糟，但经过仔细研究，就能证明它们是以一种连贯的方式排列的。围绕着一个或者有时是一对切线的“隐藏”的圆（通常占据最大的可用面积）的周围，有16个距离相等的交点或者“次等中心”^[55]，每一个点都与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其他的点相连，以提供32个方向，因此，这32个方向在海图上重复了许多次。^[56]这个网格和沿岸的轮廓线具有相同的方向，但在其他方面与它们并无关系。其标准做法是将8个“风”（wind）（即北、东北、东等）绘为黑色或棕色，接下来的8个“半风”（half-wind）（东北偏北、东北偏东等）绘为绿色，16个“四分之一风”（quarter-wind）（北偏东、东北偏北、东北偏东等）绘作红色。这种一致的通行做法使得导航员可以选择风向或者方向，而不必从一个可识别的主要方向开始计数。^{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6（1913-14）：179-209，引用了大量印刷于1561—1671年的著作，它们制定了斜航线所使用的颜色（p.197）。}

'>[57]

就其地理范围而言，波特兰海图通常至少会覆盖诺登舍尔德所说的“正规波特兰海图”的区域——地中海和黑海——有时还会增加从丹麦到摩洛哥与不列颠群岛的大西洋海岸地带（图版23）。海图之间的比例尺差别非常大。粗略估算的话，一幅典型的海图的尺寸可能为65×100厘米，按大约1∶6000000的比例绘制。^[58]早期的海图上没有画线，纬度最初是在16世纪标出的。通常会有一条比例尺栏，其数目不等的较大部分中，一个或更多的会再划分为5个部分，每个部分代表10米格利亚（miglia）。^[59]遗憾的是，没有提供测量单位的图例，这引发了针对其所涉及比例的大量讨论。^[60]

从《比萨航海图》开始，沿海地图中有明显的简化和夸张的迹象。由于岛屿和海角在航行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所以往往会被扩大绘制。在某些地区，海角之间的延伸已经被画成模式化的弧线，这更多是出于几何学和美学的考虑，而非水文意义上的现实情况。^[61]海角自身常常符合多种重复的类型：尖的、圆的或者楔形的。河口通常被画成通向内陆的短平行线。在地中海以外的，没有或几乎没有第一手材料的地区，例如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内陆地区，简化的趋势则更加明显。虽然这些沿海地区通行画法的人为性降低了我们对非常细微的水文细节的准确性的信心，但它表明制图师的主要关注点是确定海角（一定是圆形的）和河口（提供淡水和进入内陆的通道）的位置。^{Les aspects internationaux de la decouverte oceanique aux ⅩⅤ ⅩⅥ：Actes du Ⅴ'Histoire Maritime，ed.Michel Mollat and Paul Adam（Paris：SEVPEN，1966），223-48，esp.227。}

'>[62]有了这些特征作为固定点，至少在对早期的尝试有所改进之后，地中海的整体面貌就得到了非常准确的描绘。这些不断重复的海岸线及其不断发展演变的地名序列，为波特兰海图提供了两个最显著的特征。

有些惯例是标准的。为了不干扰海岸线的细节，尤其是近海的危险，地名要写在内陆处，与海岸线形成直角。这种做法意味着这些地名没有固定的方向，而是以整齐划一的顺序环绕整片大陆的海岸线。为避免产生歧义，附近岛屿的地名与大陆地名的方向相反。地图建立在以北为正方向的基础上，例如，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的方向是“正确的”，而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线则是“颠倒的”。这里的引号是对20世纪的态度的一种警示。波特兰海图是旋转的，没有顶部与底部。只有当从某个特定的方向观看某些非水文的细节时，我们才能得出相关海图的明确方向。例如，维斯孔特某些地图集中的角落里的圣徒像（包括1318年地图集、未标明日期的里昂地图集和苏黎世的彼得罗·维斯孔特地图集）——这表明它们是以南为正方向的——及其1311年海图上两个签名中较小的一个。从卡里尼亚诺地图上表示大陆的大写字母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与达洛尔托[Dalorto]地图和杜尔切特[Dulcert]地图上的大写字母及注释不同，它们被方便地布置成面对最接近的外部边缘）。然而，对于大多数早期的海图（包括《比萨航海图》在内），我们无法分辨它们主要是从哪四个主要方向（如果有的话）来审视的。也无法轻易确定哪一个是地图集的正面，以及其海图的正方向朝向何方。^[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