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图像，1450—1650年^[1]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课题的宇宙志

图形图像是将一种希腊哲学家称作“世界（Kosmõ）”的由天和大地构成的有序创造物的思想可视化的强有力工具^[2]。在文艺复兴时期，图像在重新描绘中世纪的自然哲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模式”，或者是决定了呈现实践的一套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和技术关系^[3]。围绕一种正在发展的对地球、天体和呈现空间的理解，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志相关的社会和技术关系汇聚为绝对的和有能力的知识技巧^[4]。借鉴了中世纪的先例，在1450—1650年间探索这种理解和技巧的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

公元1世纪的庞波尼乌斯·梅拉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宇宙志；或对世界的描述》（Cosmographia；sive，De situ orbis），1471年在米兰印刷，将宇宙志介绍给了西方学术界^[5]。当雅各布·安格利在1406年将克劳迪乌斯·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翻译为拉丁语的时候，选择《宇宙志》（Cosmographia）作为书名，即使不是很清晰，但确保了术语的含义^[6]。安格利的选择是合理的：托勒密的文本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Aristotelian）宇宙——包括可生灭变化的元素世界（mundus），以及永恒不变的天空中的天堂（caelo）——在数学上是协调的。安格利还回应了托勒密对地理学的定义：包括对地球表面上陆地、海洋和地点的描述，以及对上述内容用数学方式绘制地图。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详细阐述和传播了雅各布·安格利对宇宙志进行重新定位的著作。但是他对地理地图绘制和宇宙志在语言上的融合导致了文艺复兴宇宙志中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紧张，尤其是在其图像呈现方面^[7]。

如果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因而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故事的开端的话，那么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则代表了故事的终结，因为其最终消解了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中描述的宇宙系统^[8]。在此期间，宇宙志成为人文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航海者和海图绘制者、画家和建筑师、王公和商人的问题。在一个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现代差异产生之前的时代，其作为一个探询和推测的领域而繁荣，同时在其中，图像形象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存在：技术上通过印刷，意识形态上则通过对宗教传统旧习的打破^[9]。今天正在软化的学科界限可能鼓励对文艺复兴宇宙志的成就和失败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变化的宇宙志的定义、含义和用法

在他1570年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作的数学序言》（Mathematicall Praeface to the Elements of Geometrie of Euclid）中，英国人约翰·迪伊（John Dee）将宇宙志定义为“对于天空以及世界元素部分的完整和完美的描述，并且它们的和谐应用以及相互对照是必要的”，而该书正撰写于宇宙志之星位于其顶点的时候。其“天空和大地被放置在一个框架中，并且有着恰当的对应”^[10]。“和谐应用”，或星体和元素天球（Elemental Spheres）之间形式和结构上的对应，确定了宇宙志学者的基本假设。天球和地球的统一体，是建立在它们主要圆周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几何—数学论题（这就是迪伊将宇宙志包括在他的数学实践列表中的原因）。这一论题支撑了现代词典中对于宇宙志的定义，即“描述和绘制宇宙（包括天体和地球）的普遍特点的科学”。但是“宇宙志、地理学、地方地理学和地形学的含义，在作者之间是变化不定的：它们的变动甚至影响了受人尊崇的托勒密的文本。”^[11]因而，宇宙志的次要含义就是“对宇宙或地球的普遍特征的描述或再现”^[12]。

在他对西方宇宙哲学传统的详细研究中，布拉格（Brague）将宇宙志定义为“绘制或描述（graphein）某一给定时刻世界的样貌，关于其结构、其可能划分为的层级、区域等。这一描述可能，实际上应当，考虑构成世界的各种元素之间静态或动态的关系：距离、比例等，以及影响、反应等。其意味着试图揭示掌控着那些关系的规则。因而，它是一种广义的地理学，即抛开语源学，其不仅关注地球，而且关注所有可见的宇宙”^[13]。这两种用法出现在了彼得·阿皮亚的《宇宙志》（Cosmographicus Liber）中，在该书中，宇宙志指的是对通过球形投影建立关系的宇宙和地球的数学描述，同时涉及构成尘世（sublunary sphere，月下世界）的四种元素。

但是宇宙志同样具体处理通过经纬线按照数学方式理解的地球——文艺复兴早期地图学方面的重要创新——由此允许在一个球形地球上精确地确定位置。阿皮亚的木刻版的宇宙志图示（图3.1）中展示了差异：左侧的图像显示了由一个脱离实体的眼睛看到的地球和宇宙，显示出各种圆周的投影；右侧的图像显示了一个自立的地球仪，其陆地和海洋的地理情况被包括在一个宇宙志的圆周和子午线的网格中。宇宙志的次要含义在印刷世界地图（有时也包括地区一览图）的通用名称“宇宙志”中展现得很明显，这表明它们是根据数学原理构造的。在本章中，我主要集中于宇宙志主要含义的呈现，但是偶尔会提到清晰展现了数学地理学的世界地图^[14]。

图3.1 彼得·阿皮亚的《宇宙志》

宇宙志的方法将对于天空和地球的异体同形的量化展示与描述结合了起来，使用了数学准确的地图和文本叙述。浑天仪或世界系统的图示在几何方面的优雅，掩盖了已经被长期认识到的在实证方面存在的缺陷，例如天体自转的偏心率以及土和水的不平衡分布^[15]。这种紊乱依然是学术争论的主题，且被附加在自然哲学的图示中进行了展示^[16]。随着远洋航海、天体观测和标准数据的流行，宇宙志的实证内容增加了，简单的标志符号的不足之处越来越明显。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对自然哲学的“根据自然规律解释自然现象而无须求助于神学论点的权利”的学术辩护提出质疑，模糊了分别作为物质世界和天外世界的独特认识论的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界限^[17]。当“哲学论证日益被用来证实宗教教义，尤其是灵魂不朽”时，宇宙志在一个改革时代开始参与了神学争论^[18]。迪伊的著作撰写于对于某种期待不断增长的时代，这一期待即是在世界机器装饰的统一性和不可思议的细节中对世界机器的清晰形象以经验性的论证和描绘，而航海使得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对于欧洲人而言变得越来越明显^[19]。对于描述和展示、信仰和理性、权威和经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多种多样的需求，在欧洲近代早期对宇宙志提出了挑战，并且最终将其边缘化为一种值得尊敬的工作，并使其被截然不同的地理学和天文学取代。然而，在17世纪，宇宙志的单一创世和一个神谕的原则大部分存留在了装饰性的地球仪和地图中的修辞学方法（dispositio）上，存留在虔诚的出版物和浮雕装饰中，以及在艺术和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中^[20]。理解文艺复兴时期宇宙志的哲学、社会和技术关系，有助于我们抓住这些正在变化的呈现习惯。

神学与哲学的关系

通过建立在天文和地球几何学“相互校勘”基础上的经纬度坐标，提升了描述的准确性，与此同时，托勒密的文本将世界地图引入了围绕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展开的哲学争论的领域中，自然哲学是亚里士多德著作预设的“核心要点”。^[21]《地理学指南》受到的欢迎同样必须被放置在希腊学术在拉丁西方世界复兴的语境中，这种复兴是1453年之后由佛罗伦萨议会（Council of Florence）和拜占庭（Byzantine）的学者，以及1492年之后犹太人（Hebrew）知识从西班牙扩散的背景所引发的。《地理学指南》在这种人文主义学者的圈子中建立了一个15世纪中期的受众群，例如在纽伦堡（Nuremberg）的乔治·冯波伊尔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或佛罗伦萨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在那里，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基纳（Thomas Aquinas）的信仰与理性的双重性屈服于如下需求，即自然主义哲学要与基督教教义保持一致，以及古典修辞学改变了通俗拉丁语和贫瘠的逻辑学。自大约1200年之后在欧洲可以见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论天》（On the Heavens）、《论生灭》（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和《气象学》（Meteorology），它们依然是宇宙哲学的基础文本。更为常见的是对这一文集的普及性注释，例如阿尔贝特·马格努斯的《关于天体》（De caelo et mundo）和最为重要的约翰尼斯·德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的《球体》（Sphaera），后者在1250年之后超过400年中成为教授自然哲学的主导教材。^[22]与《物理学》一致，萨克罗博斯科描述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填充着物质的世界机器：位于直线运动占据主导的月下世界（sublunar sphere）中的元素，以及位于以匀速圆周运动为特点的天体领域（celestial realms）的以太（ethereal）。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宇宙的永恒性质和他在《论灵魂》（On the Soul）中关于灵魂的实体和死亡的观点，长期以来就为基督徒提出了问题。对于这些，柏拉图的《蒂迈欧》提供了一种回应，而《蒂迈欧》已经在1463年至1484年之间由菲奇诺与其他柏拉图哲学的和新柏拉图学派（Neoplatonic）的文本一起进行了全文翻译。柏拉图的起源之说似乎与《创世记》（Genesis）相符，同时新柏拉图学派的灵魂通过天球上升与预言暗示的灵魂不死相一致^[23]。柏拉图哲学（Platonism）在16世纪早期的新教徒（Protestant）和天主教改革者中变得流行，并且在前者中长期存在。在16世纪和17世纪，新教徒关注于通过信仰而得到救赎，其重点在于救赎的《圣经》方案的文本解读，以及强调被航海大发现所极大丰富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上帝的意志在自然中显露出来，由此强化了宇宙哲学问题以及宇宙志的理论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