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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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地图学史.第三卷.第一分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上、下》

出版日期：2021-12

字数： 2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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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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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1]

从15世纪早期至17世纪早期，星图逐渐从不精确的、通常基于中世纪稿本的装饰性描述，发展到有着系统化星辰命名法的复杂的地图投影。古代技术文本，如再次引入欧洲的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与此同时还有伊斯兰的著作，如阿卜杜勒-拉赫曼·苏菲（^cAbū al-Ḥusayn ^cAbd al-Raḥmān ibn ^cUmar al-Ṣūfī）的星座地图，在这一转型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6世纪早期，随着阿尔布雷克特·丢勒在1515年出版的一对地图，最为流行的小型天体图的形式被明确地确定下来：两个半球图，南半球和北半球，使用某种类型的极投影。大约在17世纪前后，当约翰内斯·拜尔（Johannes Bayer）出版了1603年他的《测天图》（Uranometria）的时候，星图图集的基本形式被固定了下来，其中每一星座都有一页，同时可能还有涵盖了天空较大区域的一些半球图。

戴芬拜克的康拉德（Conrad of Dyffenbach）革命性的星图以及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最早的彗星图，标志着一种新关注的出现，即关注于比之前中世纪稿本更为准确地对夜空加以呈现。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产生了三个与众不同的传统：装饰性——在其中，星辰的位置并不与可观察到的星辰的布局相一致；严格的——其中星辰的位置更为准确地反映了夜空中星辰的布局，并且关注数学和科学的准确性；以及专门化的——星图有助于记录天体现象和/或新的发现，或展示星辰的实际用途。到16世纪末，装饰性的传统开始衰落，尽管其他两者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之后并存。

除了古典的和伊斯兰的科学文本之外，很多因素在文艺复兴时期星图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中世纪的稿本为这三个传统创造了条件^[2]。球仪影响了星图，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艺术风格。星图同样也影响了球仪^[3]。星盘同样在星图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提供了一种球极平面投影（stereographic projection）的模式。这种情况在地图学中是常见的，即制作者经常采用他们前辈的作品，无论是技术数据还是艺术风格，其中某些作品反映了突破的时刻和新传统的建立。

历史编纂学

尽管最近出版了大量针对普通受众的豪华画册^[4]，但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图（和实际上普通的星图）的研究被学术团体基本忽略^[5]。另一方面，天球仪得到了广泛的研究^[6]。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针对两维和三维材料的史学研究分离的结果。天球仪的历史已经通过对球仪的通论研究而被纳入，而在两维地图学的通史中则很少讨论天体图。这一球仪和图的划分同样也出现于普及读物中，其中宽泛的术语“天体地图学”已经被主要应用于星图，而球仪和其他种类的天体图则被纳入的十分有限。然而，偶尔的，对天体资料的学术研究则弥合了这一鸿沟^[7]。

艺术史和天文学史学家已经为星图贡献了数量最多的著作，其中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在本章中都会被引用。然而，1979年之前，没有出版过关于天体地图学的专门书目^[8]。确实在通史方面存在一些早期的尝试，但是这些努力受制于不准确的和通常有限的信息。例如，在他1932年的著作《天文图集、地图和图表：历史和概要性的指南》（Astronomical Atlases，Maps and Charts：An Historical and General Guide）中，布朗（Brown）断言“最早的关于天体的且显示有星座的人物图形以及用一定精度标出了每组恒星的实际地图，出现在彼得·阿皮亚的著作中”——这是在书中出现的众多严重错误之一^[9]。然而，除了星图之外，布朗的著作确实包括了关于很多其他类型的天体地图学的章节，而这些类型的天体图被后来关于“天体图”或“天体地图学”的大多数通论著作排除在外。

1979年，沃纳（Warner）撰写了《被探索的星空：天文地图学，1500年至1800年》（The Sky Explored：Celestial Cartography 1500-1800）。尽管，其范畴主要局限于星图（包括专业化的星图，如彗星轨迹图）和少量重要的天球仪，但她的著作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基础^[10]。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一根本突破性的著作，但关于星图的新的学术著作依然缺乏。无论是沃纳之前还是之后的期刊论文，都提供了关于特定制作者和主题的详细研究，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关于丢勒的半球图及其稿本中的雏形的论文，以及德克尔（Dekker）的大量论文；展品目录提供了大量其他地图的简短概述^[11]。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星体的知识和呈现

测量和绘制星体的位置

只有极少的中世纪的星图可以被认为在科学上是严谨的^[12]。中世纪晚期的天文学家确实进行了一些对天空的直接观察，尤其是对彗星和日月食，并且是基于由此确定时间的目的，但大多数天文学的学术研究在性质上是文学的和数学的，来源于对古典著作和少量阿拉伯著作的翻译，或者是基于这两类著作^[13]。附带有中世纪天文学和占星术文本的很多星座图示，即使不是大部分，其中很多的意图是作为装饰性的图示，而不是一位天文学者或者研究者拿到户外与天空进行比照的东西^[14]。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天文学家、占星学家、研究者和其他人极少进行天空的实际观测，因此装饰性的图片已足敷使用，即使对于如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有分量的科学文本而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