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球仪^[1]

导言

1533年，那时伦敦最著名的画家小汉斯·霍尔拜因，制作了一幅现在被称为《大使们》（The Ambassadors）的肖像画（图6.1）^[2]。这幅绘画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中描绘了大量科学仪器。在架子的顶端有一架天球仪、一架立柱表盘、一架二分冕（equinoctial dial，分成两部分）、一架时辰象限仪（horary quadrant）、一架多面表盘，以及在一本书上面的一架被称为赤基黄道仪（torquetum）的天文仪器。在架子下一层，有一架地球仪、一本关于数学的书籍、一个三角板和一个圆规、一架琴弦断裂的鲁特琴、一箱子长笛和一部赞美诗集^[3]。在两名男子之间展示的物品在绘画中很少被看到。为什么它们会被包括在《大使们》中，以及它们向受众所传达的信息依然是艺术史学者争论的一个问题。无论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对于球仪制作史而言，这一对球仪出现在伦敦宫廷这种世俗环境中都是非常具有深意的。

霍尔拜因的《大使们》并不是第一幅显示了一架地球仪和一架天球仪的绘画（图版4）。拉斐尔在1510年至1511年绘制的著名的湿壁画《雅典学派》（The School of Athens）的右下角，一群男子在进行一场讨论：欧几里得拿着一块石板和一个圆规，托勒密在手中拿着一架地球仪，同时第三个人物，据说是神秘的魔术师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拿着一架天球仪^[4]。在对比拉斐尔和霍尔拜因绘制的球仪时，需要注意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拉斐尔绘制的那些球仪似乎并不是真实的物品，而霍尔拜因绘制的则确实是真实的^[5]。

《大使们》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固定天球仪和地球仪的不同方式。霍尔拜因描绘的天球仪有着功能完整的一架球仪的所有附件。就其外观来看其模型应当是由约翰尼斯·朔纳制作的一架天球仪^[6]。地球仪缺少了一个底座，而底座可以允许人们将球体设定的与使用者在地球上的位置相一致^[7]。取而代之的是，地球仪被安装在一个手柄上，如同在一些早期的浑天仪中观察到的那样^[8]。用这一特别方式支撑的球仪没有留存下来，但我们可以假设这类球仪确实存在了较短的时间。

图6.1 《大使们》，由汉斯·霍尔拜因绘制，1533年。绘制在橡木上的油画。这一全身的肖像画是为波利西（Polisy）的丹特维尔（Dinteville）家族的城堡设计的。位于左侧的人物是法国驻亨利八世的大使让·德丹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右侧的人物是他的朋友乔治·德塞尔夫（George de Selve）

《大使们》中的地球仪同样备受关注，因为其显示了在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签订《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而达成一致的将两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划分为两个半球的界限。然而，在外交领域中，对于世界的划分虽然是粗暴的行为，但其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重要性的话题，此外还导致了当时最为大胆的成就之一：第一次环绕世界的航行。

大发现的航行对于球仪的制作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由地球仪上地图的发展所展示的那样。天图同样最终受到了那些早期探险家搜集的新数据的影响。然而，探险本身并不能解释1500年前后两类球仪流行程度的令人震惊的增长。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教授了人们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在理解各种投影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这些投影可以被用来将地表绘制在一个平面上。那么，球仪在与更为廉价的世界地图的竞争中是如何取得如此成功的呢？或者，换言之，一架球仪能提供哪些地图无法提供的信息呢？朝向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就是采用不同于19世纪通常视角的关于球仪的定义。在19世纪的视角中，一架球仪的价值主要是按照其球面上的地图来评价的。在本章中，球仪则被认为是一种（机械性的）呈现，其有助于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者事件的空间理解^[9]。只有通过这一方式观察，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16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地理学家关注于如何最好地阐释天球与地球的关系”、为什么“通常所接受的解决方式就是配有指南的一对配套的地球和天球仪”，以及为什么“这些在大约300年中成为地理教学的主要仪器和方法”^[10]。那些只是单纯对球仪绘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6.1球仪列表中所引用的文献。

遗产

中世纪的概念

在讨论古代和中世纪的遗产的时候，林德伯格（Lindberg）向他的读者解释了一种观点，即过去的学者已经被“他们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主导——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需要，被束缚在一个继承而来的概念框架中，而这一框架定义了重要的问题并说明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有用方式”^[11]。然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所依赖的继承而来的概念框架是什么呢？

1500年前后对于世界结构的讨论受到限定的整体场景在图6.2中进行了展示。其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最为流行的教科书《宇宙志》的众多版本之一，该书最早是由彼得·阿皮亚在1524年出版的^[12]。带着细微的变化，其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宇宙志的教科书中，并被解释^[13]。下述这样的一种描述，例如，来源于1556年由英国的内科医生罗伯特·雷科德撰写的《知识的城堡》（The Castle of Knowledg），即“整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精准的球体，同时其所有主要部分也是如此，每一层天球是单独的且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行星和恒星也是如此，四大元素也不例外。它们被精巧地放置在一起，并不是一个网络中的大量圆球，而是一个球体套着一个球体，按照它们大小的顺序，开始于第八天球或者苍穹，然后逐级下降直至最后和最低的天球，也就是月球天球。在其之下是连续的四大元素：首先是火，然后是气，再往下是水，其与土元素结合在一起，如此，只有一个球体”^[14]。

图6.2 托勒密的宇宙

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模式在很多方面与中世纪作为博雅学艺的一部分教授给学生的以及与13世纪的作者约翰尼斯·德萨克罗博斯科[霍利伍德（Holywood）或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约翰]撰写的通俗天文学教科书《球体》中所描述的是一致的^[15]。除描述了（9个）天球系统之外，他的论著中还包含了对天球结构的描述，由于是对其主要圈层的概述，因此这一描述在多个世纪内被作为经典，并通过浑天仪进行了展示。因而，在“圈层和它们的名字”这一章中，解释了大量较大的和较小的天球。在这些不同的圈层中，有两个对于确定地球上一个地点的位置存在直接关系，且后来在球仪中被实体化：

因而，在中世纪对地球上一个地点的经度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同时，尽管萨克罗博斯科自己并没有考虑确定经度的方式，但在例如13世纪罗伯特·艾利克斯（Robertus Anglicus）的评注中提到了一个在月食的帮助下确定经度的方法^[17]。萨克罗博斯科对于纬度的定义不太直接。然而，讨论了地平线上天极的高度，同时，展示了其数值等于从赤道到天顶的距离，这一点在罗伯特·艾利克斯的评注中被清晰地认定为是一个地点的纬度^[18]。因而可以当然地认为，自中世纪后期开始存在一个球体坐标的清晰概念，例如经度和纬度，尽管这类坐标并没有被用来绘制地图，而只是主要服务于天文学的目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