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地中海地区文艺复兴时期的航海图传统^[1]

导言

中世纪的航海图满足了当时航海者的需要，这些航海者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欧洲海岸沿着已经为人熟知起来的航线航行，这些航线在一定程度上由当地的风向和洋流的性质决定，并且其间船只看不到陆地的时间基本不会超过两三天^[2]。然而，除了作为重要的有用工具之外，这些航海图同样也是最早地记录了大西洋探险的档案，标明了新发现的群岛和非洲海岸线逐渐展现出的特征。最终，对于海洋的征服使得通过星辰航行成为一种必须，因而纬度的——以及赤道和回归线的——标识被添加到古老的有着罗盘方位线的海图上，逐渐将它们转型为平面的带有网格的航海图，即使这些图是非等偏角的（同时因而难以满足远洋航行者的需要），将会被使用超过一个世纪^[3]。从早至16世纪初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有着公共团体——分别称为米纳之屋（Casa da Mina）和贸易署——负责绘制这些大型的世界航海图，这些航海图记录了每一个新的地理发现，因而定期地改变着世界的图景^[4]。

在地中海地区内部，船只依旧沿着同样的航线往返，在超过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航运贸易没有受到海洋航线开放的负面影响。然而，变化被感觉到——尤其是在16世纪：商人的单层甲板的帆船逐渐消失，同时西班牙大帆船逐渐败给了数量众多的小型帆船，这些帆船经常停靠并且装载所有种类的商品（是这一地区昌盛的经济逐步扩展的很好证明）^[5]。

16世纪和17世纪，还是一个地中海地区内部战争持续不断的一个时期，不仅包括如杰尔巴（Djerba）和勒班陀（Lepanto）的那些大规模战役，而且包括持续不断的劫掠、小规模的冲突和海盗行径（后者导致了大范围的巡逻以保护商人的航运）。在这一状况下，对于职业航海者和相应装备的需求是非常明显的。航海路线趋向于紧靠海岸线，同时因而如此航行需要特殊的技术和能力——如同胡安·德埃斯卡兰特·德门多萨（Juan de Escalante de Mendoza）在区分沿岸航行的水手（de costa y derrota）和那些远洋航线的水手（de altura y escuadria）时所认识到的，每个群体都有着自己的技能和天赋^[6]。

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地中海地区的大城市和较小的港口持续着制作绘本波特兰航海图和围绕风罗盘方位线分布组织的地图集的中世纪传统^[7]。这些航海图通常是在一些小型家庭作坊中生产的；制作航海图和被用于航海的图像的传统工艺在一代一代中薪火相传^[8]。这些家庭作坊制作的航海图揭示了一种真实的延续感：即使前往大西洋及其以外海域之路已经打通，但地中海依然维持着其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大型世界海图非常稀少，并且局限于16世纪最初几十年。通常而言，由大量航海图和图集构成的产品，如同在中世纪，只是显示了地中海地区^[9]；而仅仅包括了一幅小的世界航海图或只有少量篇幅是关于欧洲之外的海洋和陆地的航海地图集依然继续关注于地中海，地中海被较大的和更多数量的航海图覆盖。

一个单一地区的航海图——例如黑海，或者亚得里亚海的——同样是少有的。因而，给予读者地中海作为一个单元的图景；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统一的、有着共同气候的自然地点，这一区域还被描绘为一个人类活动的共同场所，是通过精巧编制的航海路线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单元。同时，这里的一个关键组成要件并不是海洋本身，而是在其间定期往返的人——尽管冲突和敌意把这一区域弄的满目疮痍，但如果给予他们一个更好地实践他们技艺和手艺的机会的话，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10]。对于地图学家而言，这点尤为实际：他们在这两个世纪中，继续从一个地中海的港口迁移到另外一个，以寻找新的庇护者和顾客。然而，除了在一些非常少见的例子中，这种自由移动并没有导致他们与绘制其他区域的地图学家的深入交流。例如，在西班牙，集中于绘制新世界并且制作大型世界航海图的贸易署的地图学，与加泰罗尼亚地图学家的工作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分割，后者保持着关注于地中海的传统。在法国也能看到同样的事情，在所谓的杜波嫩特学派（École du Ponent）与马赛（Marseilles）和土伦（Toulon）的制图作坊之间存在同样明确的区分：只有极少数的地图学家从一个学派迁移到另外一个学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反之亦然^[11]。当时地图学的这一特性说明，对于地中海航海图的讨论不应当按照国家群体来处理，而应当将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涵盖了在地中海的城市和港口制作的所有航海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趋向于将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地中海）。

一幅航海图或者地图集是在这些港口中的一座制作的，这一事实必然已经消除了潜在的顾客对其质量的疑虑，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有线索显示地图学家经常从这些城市中的一座迁移到另外一座，但却没有选择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例如佛罗伦萨）生活和工作，且在这些文化中心他们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潜在客户。地中海地区地图学家广泛的迁移率，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他们产品的更好的市场的无止境的搜寻，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更好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通常由当地政府的政策所决定，其变化幅度很大，从直接的公共控制（导致家族的垄断权以及有才能的人被排斥而迁居他方）到一个更为开放的、自由放任的政体（偏好从外来者那里输入新的能量）^[12]。

本章所讨论的时期，也就是16世纪和17世纪，可以被认为是由哥伦布地图（图7.1）所开启的，并由菲利波·弗兰奇尼（Filippo Francini）1699年的地图集所终结。前者——其准确的时间以及作者依然存在争论^[13]——毫无疑问，其来自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之间的某一时刻，同时是地中海地图学转型阶段的一个很好例证，当其不得不考虑到大西洋的时候：实际上，其不仅涵盖了地中海地区，而且向南延伸远至扎伊尔河[Zaire River，刚果河（Congo）]，向西则越过了大西洋上的群岛。然而，其依然显示了“七城岛（Septem Civitatum Insula）”——七座城市的神秘岛屿——同时位于羊皮纸颈部的小的圆形《世界地图》（mappamundi）继续反映了托勒密的世界观，同时尽管记录了巴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探险的成果，但并没有超越中世纪地图学中的三分法（旧世界的三块大陆）的传统。另一方面，弗兰奇尼的1699年地图集（AW9）^[14]是一个视觉上令人愉悦的作品，也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地图学风格化趋向的证据。因而，确实应当将其认为是这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地图学的古老类型的终结的象征符号。

图7.1 哥伦布地图

现存的作品

保存至今的16世纪、17世纪的航海图和地图集的数量大约是来自之前两个世纪的类似著作的四倍（关于公共收藏机构中1500年至1700年地中海航海图的一个完整列表参见附录7.1）。坎贝尔统计出，来自中世纪的这类航海图的总数大约为180幅，同时，尽管确定那些绘制时间恰好在两个时期之间边界上的未署名著作的时间非常困难，但他的列表已经做到了尽可能的完备^[15]。要列出现代时期最初两个世纪的著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仅仅那些收藏在公共收藏机构中的作品数量就超过650种——同时，由于还有大量作品分散在数量众多的小型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同时其中一些因而成为漏网之鱼），因此获得一个准确的数据是不太可能的^[16]。还有那些私人收藏中的航海图；再次，尽管我们知道至少有100种，但获得准确的数字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很多收藏者不愿公布他们所拥有的藏品。我们还应当记住，一段时间以来，每年至少有三四种这类海图被公开拍卖——同时可能还有同样数量的海图私下进行转手。

按照坎贝尔的观点，现存中世纪的航海图的数量只是代表了实际制作的航海图中的一小部分。那些被用在船只上的很多航海图，最终因磨损、潮湿和海水所损坏，此外其中很多在安全的干燥陆地上所使用的，则被金匠、裁缝、胶水匠和装订商所大量毁坏，他们都渴望重新使用这些航海图的羊皮纸^[17]。当然，那些在现代最初几个世纪制作的航海图也是如此。然而，有待于研究的就是，那一时期制作的航海图是否确实是中世纪时期的四倍，还是——基于某些原因——这些较晚的航海图的保存率比较高。

实际上，很可能是自16世纪后半叶之后，那些为了在船上使用的未经修饰的航海图产量逐渐下降，这些航海图在破烂之后就被直接扔掉，同时那些装饰性的航海图的产量则成比例地增长，这些航海图可能有着多种目的，但它们肯定是在陆地上使用的，并且被更为仔细地保存。倾向于小吨位的商品船运的趋势，意味着实际上不需要描述整个地中海的航海图；在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的短距离的沿岸航行中，船长和领航员的个人经验更为有用。

与此同时，购买装饰性航海图的人数出现了一个急速的增长的现象。尽管，如同这些航海图的注释所清晰说明的，它们的购买者通常是那些在海上工作的人，但这些装饰性航海图被用于实际航行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保存至今的这类航海图没有一幅存留有这样使用的痕迹，而且在某些保存下来的航海图上的大块水渍也不一定能证明它们曾经被长时间地保存在船上^[18]。实际上，基于这类水渍通常伴随有蛀洞以及啮齿动物造成的损伤，因此它们似乎暗示着在陆地上保存的疏忽而不是被使用于船上^[19]。

这一时期的室内条件——以及寄生虫的行为和男人的懒惰——构成了“水手的航海图”消失的主要原因，如1592年，巴尔达萨雷·马焦洛（Baldassare Maggiolo）卖给唐·卡洛（Don Carlo），也就是乔瓦尼·安德烈亚·多里亚王子（Prince Giovanni Andrea Doria）的次子的地图^[20]，或者科尔内利奥（Cornelio）、尼科洛（Nicolo）和科尔内利奥·马焦洛二世（Cornelio Ⅱ Maggiolo）等制作者，他们在17世纪是热那亚共和国（Republic of Genoa）的官方地图家。同时代档案的提及，是这些航海图唯一的蛛丝马迹^[21]。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航海图的毁坏一直持续到了本世纪（译者注：20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中，米兰的楚浮奇阿纳图书馆（Biblioteca Trivulziana）损失了两幅雅各布·鲁索（Jacopo Russo）绘制的航海图（时间分别是1564年和1588年之后），此外还有马泰奥·普鲁内斯（Matteo Prunes）、皮埃尔·贝尔纳德（Pierre Bernard）和约安·奥利瓦（Joan Oliva）绘制的航海图（时间分别为1594年、1623年和1634年）。位于同一座城市中的安布罗西亚纳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损失了韦康特·马焦洛（Vesconte Maggiolo）1524年的地中海航海图和他著名的两分幅的1527年世界航海图^[22]。在同一时期，慕尼黑（Munich）巴伐利亚军事博物馆（Bayerisches Armeemuseum）损失了其收藏的所有早期航海图，包括一幅萨尔瓦托·德帕莱斯特里纳（Salvat de Pilestrina）1511年的作品和一幅时间通常被认为是16世纪初的未署名（可能是加泰罗尼亚）的作品。尤利奥努什·格拉菲尼亚（Julianus Graffingnia）绘制的由六幅航海图组成的地图集数十年前从马赛的圣查尔斯公共图书馆（Bibliothèque Communale St.Charles）消失^[23]。很多1940年之前作为私人藏品提到的作品此后也都消失了：乌齐埃利（Uzielli）和阿马特·迪·S.菲利波（Amat di S.Filippo）提到的作为弗利梅伦达伯爵（Conte Merenda of Forli）藏品之一的彼得罗·鲁索（Pietro Russo）航海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丢失了^[24]，同时奥尔西尼的佛罗伦萨家族（Florentine family of Orsini）的藏品全部消失，并且没有留下一丝线索。

然而，也存在长期以来被认为散佚，但突然被发现的作品：被德斯摩尼（Desimoni）以及乌齐埃利和阿马特·迪·S.菲利波提到作为位于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未命名的私人图书馆藏品的巴尔达萨雷·马焦洛航海图，在一个世纪之后作为巴黎的马可伊-巴伊（Macoir-Bailly）拍卖会的标的之一再次出现；而被普拉西多·祖拉（Placido Zurla）作为切洛蒂神甫（Abbé Celotti）的财产提到的巴蒂斯塔·阿涅塞（Battista Agnese）地图集，被瓦格纳（Wagner）宣称已经丢失，但只是在最近才被确定是之前属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王子（Prince Lobanov Rostovski），而现在位于圣彼得堡（St.Petersburg）（RP2）的地图集^[25]。因此其他那些被认为已经佚失的著作或许仍有希望最终再次出现。

消费者和庇护者

有些时候，航海图和图集被直接委托制作；但可能更为常见的是，制图作坊自己承担制作的费用，并希望随后能找到一位购买者。这个做法是很常见的，这一点在巴蒂斯塔·阿涅塞绘制的那些地图集中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些地图集中，那些今后要绘制上所有者的盾徽或者纹章的框架部分或者涡形装饰都是空白的。瓦格纳列出了13部这类著作，此外还应当加上阿姆布莱斯勒地图集（Ambraser Atlas）（AW1）；数量已经足够多了，从而可以排除任何仅仅是巧合的看法^[26]。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第二页的右页是完全空白的地图集，这是为一个盾徽或者题写所有者的名字而准备的^[27]。即使有些地图集中标着盾徽和人名，但它们也可能是在地图集被出售或者被作为礼物接受后才加上的。

就所有这些空白处而言，阿涅塞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们声名显赫的购买者或受赠者的最丰富的信息。一幅地图集——有着精细的图案装饰和有着一种华丽的带有绿松石镶嵌的封皮——在其最后一页上有着查理五世的盾徽^[28]；另外一套地图集不仅有着皇帝的一幅肖像画以及卡斯蒂尔（Castile）和阿拉贡（Aragon）的盾徽，而且有着以下图题“查尔斯·菲利普·奥古斯特，优秀的王子，神的恩惠（Philippo Caroli Aug.F.optimoprinc.Providentia）”，因而其应曾经作为查理送给他的儿子，即未来的菲利普二世的礼物^[29]。第三套阿涅塞的地图集在一个涡形装饰上有着英国的盾徽，在另外一个涡形装饰上则有一段向亨利八世的献词——“受到神的恩典的亨利八世，英格兰、法国和爱尔兰国王，信仰的捍卫者（Henricus octavus dei gratia Angliae，Franciae et Hiberniae rex fidei defensor）”——同时，在书的封面内侧包含着装饰有一个风玫瑰的小型罗盘（有着用英文标出的名字）^[30]。其他有着盾徽或者图题的著作显示了它们是以下列人物为代表的当时显赫人物的财产，如科西莫·德美第奇一世（ItFi13）；阿方索·德斯特二世（Alfonso Ⅱ d’Este），费拉拉、摩德纳（Modena）和雷焦（Reggio）公爵（ItBo11）；和加斯帕德·德科利尼海军上将（Admiral Gaspard de Coligny）（FrC1），或高等级的教士，如赫罗尼纽斯·罗孚特（Heronimus Rouffault），圣瓦斯特修道院院长（Abbot of St.Vaast）（USW1）；圣菲奥拉的红衣主教圭多·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Cardinal Guido Ascanio Sforza of Santa Fiora）（ItTo5）；塞巴斯蒂亚诺，梅因兹大主教（Archbishop of Mainz）^[31]；和阿道夫·冯绍姆布格尔（Adolph von Schaumburg），科隆的副主教（Archdeacon of Cologne）^[32]。尤其应当提到的就是托马索·坎佩焦（Tommaso Campeggio），费尔特雷主教于1541年给予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诺切拉主教（Bishop of Nocera）的地图集^[33]。其他有着如特龙（Tron）、索马贾（Sommaja）、巴尔贝里尼（Barberini）和霍恩洛厄-诺伊恩施泰因（Hohenlohe-Neuenstein）等贵族家族盾徽的地图集——这些家族很可能是在这些图集实际制作之后很久才拥有的它们。至于那些涡形装饰的装饰板是空白的航海图和图集，我们或者可以假设它们被非贵族的家族购买，或者将缺乏家族纹章解释为仅仅是疏忽的结果。

图7.2 多里亚家族的盾徽。航海图是由弗朗切斯科·吉索尔菲（Francesco Ghisolfi）绘制的，时间是16世纪下半叶

美第奇家族似乎是大量弗朗切斯科·吉索尔菲作品的所有者，后者被认为是阿涅塞的学生^[34]。里卡迪（Riccardiana）地图集3616（ItFi30）的封面上有着一个未知归属的盾徽（这一盾徽在每页的左侧和右侧的装饰边框中重复出现），但现在已经知道属于科西莫一世，他将其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的儿子弗朗切斯科[因为可以从用拉丁语撰写的玩弄词汇Cosmo（有序宇宙）和Cosimo（科西莫）的古怪致辞中看出]。然而，另外一套里卡迪地图集3615（ItFi29），在其标题页上有着美第奇的盾徽——可能是红衣主教费迪南德·德美第奇（Cardinal Ferdinand de’Medici）的——而另外一套（UKO8）有着分开的美第奇的和奥地利皇室（House of Austria）的盾徽以及饰章，似乎是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de’Medici）与奥地利的乔安娜（Joanna）[焦万娜（Giovanna）]1565年婚礼的结婚礼物之一^[35]。我们还应当提到有着多里亚盾徽（图7.2）的地图集，其被宣称是乔瓦尼·安德烈亚·多里亚的财产^[36]。最后，还有一套地图集，其封面内侧有着一长段由其所有者安德烈亚·巴尔迪（Andrea Baldi）（FrP20）亲笔书写的评注。其时间是1560年5月11日，来自“li Gerbi”——因此，应当书写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基督教舰队征服杰尔巴岛的第二天。

乌齐埃利和阿马特·迪·S.菲利波提到在科隆纳画廊（Galleria Colonna）的安科纳（Ancona）地图学家巴尔托洛梅奥·博诺米[Bartolomeo Bonomi，或博诺米尼（Bonomini）]的作品中的一幅航海图，并且据称，是在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期间由教皇舰队的海军将领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所使用的^[37]。然而，这似乎只是一个家族的传说，因为这一地中海中部的航海图只不过是从一套完整航海图集中取出的一个单页^[38]；其似乎在1897年被科隆纳家族的一名渴望纪念其祖先辉煌成就的成员加上了边框。这一海图的图题明确说明其绘制于安科纳，但是时间则无法识别；乌齐埃利和阿马特·迪·S.菲利波提出的1570年，可能是由将这一海图与勒班陀战役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的渴望所促成的，然而这个日期完全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尽管不太可能被用于那场辉煌的战斗，但这幅航海图仍有可能自16世纪之后就被科隆纳家族拥有。如同我已经提到的，档案材料记录，1592年，乔瓦尼·安德烈亚·多里亚王子的次子卡洛，委托巴尔达萨雷·马焦洛绘制了一幅“水手的航海图”和两幅“航海罗盘”（可能是两幅波特兰航海图）^[39]。

由以Il Callapoda（卡拉帕达）而闻名于世的克里特岛人（Cretan）地图学家乔治·西代里（Giorgio Sideri）制作的众多作品，都有着显要人物的名字和盾徽。例子是1561年的属于“康迪的安特·卡尔博公爵[Ant.CalboDuca C（of Candy）]”（ItVe33）的航海图和1563年的属于“在克雷塔的乔瓦尼·米希尔顾问（Giovanni Michiel consigliere in Creta）”（ItVe11）的图集，而西代里的1562年的图集上则题写有“属于威尼斯的贵族埃莫家族，用于他们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行程（the noble Venetian family of the Emo for their passage to Constantinople）”（UKL19）。同时1646年由蒙达维奥的修道士尼科洛·圭达洛蒂（Friar Nicolo Guidalotti of Mondavio）绘制的图集被献给乔瓦尼·索兰佐（Giovanni Soranzo）骑士，“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威尼斯人社区的骑士和执法官”（ItV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