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对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接受，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1]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在佛罗伦萨对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翻译，通常被表现为一个将彻底改变地理空间的描绘方式的异常事件。这种观点的特点就是将思想史看成是描绘一种不断累积的进步，这一解释涉及“重新发展托勒密”的之前和之后。之前，世界地图（mappaemundi）建立在被描述为“神话的”“非科学的”“受到基督教教条影响”的概念基础之上；之后，则出现了一种“现代的”空间的、均质的和等方向延伸的概念，其并不基于位置而变化，并且可以被封闭在一个子午线和纬线的网格之内，而这种网格使得用科学计算的坐标来确定任何特定地点的位置成为可能^[2]。然而，关于整个问题的这一肯定性的观点并没有受到挑战。但研究地理发现的某些历史学家已经宣称，托勒密有影响力的“错误”，实际上，阻挠了关于世界知识的进步。由《地理学指南》提出的思想——最为著名的，宣称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都被封闭在一圈陆地之中，或者印度洋为大陆所包围——应当，阻挠而不是帮助了西方的扩张。

非常难以调和这两种冲突的观点。事实上它们两者都是错误的。前者关注于发生在一瞬间的进步，而这一进步的产生实际上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并且由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趋势组成。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托勒密革命（Ptolemaic Revolution）被看成发生在单一地点——人文主义的佛罗伦萨——然后“进步”被确定为托勒密地图的逐渐完善^[3]。这种对于地图学史的解读只有有限的关联。其遗忘了，对于托勒密著作的翻译及其作品的流播，并不是地图学史中的单一事件，其发生在一个知识和文化背景之下，而在这一背景中，复杂和变化的动力发挥着作用。因而，对于《地理学指南》的接受，只有在通过检验对其进行了回应的各种类型的大量论著的情况下才能被正确理解。而且，古代的著作不仅包含了一套地图——以及关于它们如何被绘制的线索——而且也包括文本，其中大部分是以一种地名列表的形式^[4]。现代地图学的发展已经导致我们忽略了在地理知识的构造中这类列表的重要性，忽略了它们是排列事实的一种基本方式。对托勒密文本的解读以及对他地图的研究，在形成一种关于陆地空间结构的确定概念中共同发挥了作用。因此，如果某人要研究对《地理学指南》的接受的话，那么不能将其自身局限于地图，不能局限于列出它们被改进的方式和确定“投影”理论中的进步^[5]。必须更为宽泛地在15世纪和16世纪发生作用的知识潮流的背景下对著作整体进行考虑。

“重新发现”托勒密，在推测其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的正面和负面评价的基础方面也存在相似的错误。这一错误可以发现于雅各布·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论断中，即“世界的发现”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主题之一^[6]，这一解读背后的依据就是在科学史的一些学派中可以发现的一种假设，即强调“试验和经验”优于“公认的权威”和“书本主义”。应当被再次强调的是，地图学呈现的历史不应当涉及关于进步的讨论；实际上，恰恰是进步的概念阻碍了对事件真实过程的理解。他们应当不是真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是通过经验还是通过书籍“发现了”世界感兴趣。他们有着一个更为底层和更为有趣的任务：去描述当这些学者阅读亚历山大地理学家的作品时，头脑中所经历的；去表达他们所看到的这些文本和地图研究背后的目的；以及最终，去判断结果是否符合他们的预期。

一项对现存文献材料的研究揭示，15世纪和16世纪接受托勒密的历史过程，其复杂程度要超过之前提到的导致我们去想象的讨论。《地理学指南》的翻译是一项重要的知识事件，但其是一件有着复杂历史的事件，涉及涵盖欧洲全部知识中心的不同的知识环境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实际上，这一事件的历史还没有被书写下来：全部与之相关的信息并没有被全部了解，同时与很多重要方面相关的详细的专论（例如，从现存的工作手稿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兴趣）还没有出现。确实，如对拉丁译文的关键版本等不可或缺的工具，以及对于译文本身的研究，似乎有些偏离了方向。真实的是，并不缺乏重复的著作，但是作为整体，关于问题原创的和信息量充分的研究是缺乏的^[7]。如同时常发生的，当处理宏大主题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关于稿本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性著作——主要是奢华的稿本——其厚重的体量使其成为不可逾越的丰碑，一部观点和内容被无休止重复的未受到挑战的权威。实际上，除了通过对豪华稿本或印刷版的讨论之外，学者们从未处理过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接受这一问题^[8]。

然而，最近几年中，一些学者已经通过一种更为独创的和有见地的方式来对待文献，提供了对旧有问题的巧妙解决方式。例如，米拉内西（Milanesi），关注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空间呈现的问题。在得到非常少关注的著作中，她提供了对托勒密的接受这一问题的一种宽泛的轮廓，从人文主义者对著作的“发现”——由纯粹的哲学兴趣所推动——到将《地理学指南》贬低为只是一部关于陌生世界的文献^[9]。米拉内西的观点是建立在当前研究基础之上的，当前的研究关注于接受《地理学指南》的早期，即直至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进行了新的翻译工作的时期，这一翻译于1525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出版，这是文本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这一讨论没有评论由菲舍尔（Fischer）呈现的事实（尽管如此，其还是应当被更新），也没有探索对印刷版的研究，后者现在理所当然地应当归功于科达齐和林格伦（Lindgren）的作品^[10]。而且，如“传统”“创新”“继承于古代的知识”“中世纪的知识”“神话”“传说”“寓言”“不一致”“经验”“经验知识”等词汇和短语被回避了。甚至尚未证明存在“描述和呈现世界的中世纪的方法”之类的事物；这一韦伯的理想类型（唯一站得住脚的观点，原则上）从未由任何历史学家提出过。最后，明确的是，一种提供了某种呈现空间的方法的文本，对其接受的历史并不能被用来描述所有现存的地图，或被用来检验15世纪和16世纪初地图学带来的所有问题。而且，我的目的是使用现存的那些时代的知识，并且为更深入地研究奠定基础。我并不关注描述地图的内容，或者拾起“理性化的进步”；我的目的是确定和区分环境，定义解读、理解和解释的模式。我在这里关心的是文化史的一个问题^[11]。

从翻译到构造一种模型（14世纪末至15世纪中期）

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抵达佛罗伦萨

当曼努埃尔·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在1397年抵达佛罗伦萨教授希腊语的时候——受到对古典时代充满热情的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的学者圈子的邀请——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在西方并不是不被人所知^[12]。其自6世纪之后未曾中断地被提到，首先是在如约尔达内斯（Jordanes）等阅读广泛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他是《哥特史》（Getica）的作者；然后是在加洛林（Carolingian）关于《文献学与水银的婚姻》（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的评注中；最后，从12世纪开始，是在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天文学专著中。在13世纪和14世纪，关于占星术的专著提到，并且有时描述了这本“题目为世界的图像”的著作，而且还存在其他同样明确的引用。归因于在大量手稿中出现的这些提及，《地理学指南》在口头上是非常知名的，而著作的内容已经部分地被认为是由地名、坐标的列表以及地图构成。在所有文献中缺失的是，没有提到用来将球体绘制在一个平面之上的方法——实际上阿拉伯“中介者”对这一方法并无兴趣。《至大论》（Almagesti）的作者，被作为天文学泰斗的托勒密的声誉，不可能忽视使用了相同学术方法的另一部作品的价值。

1.将《地理学指南》带到佛罗伦萨

当曼努埃尔·索洛拉斯于1400年之前某一时间开始在佛罗伦萨翻译《地理学指南》的时候，那里存在某种期待的氛围。尽管稿本抵达佛罗伦萨时的实际环境并不清楚，但除了曼努埃尔·索洛拉斯之外，有两人可能对此负有责任^[13]。第一位候选人是雅各布·安格利，一位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的斯卡尔佩里亚（Scarperia）村的科卢乔·萨卢塔蒂的年轻学生^[14]。1395年，当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语的时候，安格利认识了索洛拉斯，并且希望怂恿他前往佛罗伦萨担任希腊语教师，并大肆吹捧萨卢塔蒂以及环绕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圈子。作为这些邀请和怂恿的结果，索洛拉斯在1397年初来到了佛罗伦萨，并且一直停留到1400年，这一年他离开前往帕维亚^[15]，在向西的旅程中安格利陪伴着他，后者带回了一些希腊语的稿本。在返回之后，安格利继续从事拼凑现存的希腊文本的工作；因此有可能安格利在1400年之前有着一部《地理学指南》的抄本。

然而，佛罗伦萨的一些其他材料认为是另外一位人文主义者将托勒密的著作带到了这座城市。在他的传记集的两个段落中，图书管理员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将这一声誉授予了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韦斯帕夏诺将帕拉·斯特罗齐，一个显赫贵族家族的子孙，确定为是成功怂恿拜占庭的大师索洛拉斯来到意大利的那个人，并且由此带来了大量稿本，因而刺激了希腊研究的发展：

在亚历山德拉·德巴尔迪（Alessandra de’Bardi）的传记中，韦斯帕夏诺提供了进一步的细节：“是梅塞尔·帕拉，他是希腊文学文化以及书籍随着马努埃莱·格里索罗拉（Manuele Grisolora）[sic]来到意大利的原因；他承担了大部分的费用；并且正是他出版了大量的希腊语书籍；自费，他让希腊语的《宇宙志》从君士坦丁堡来到这里；他拥有在君士坦丁堡完成的最早的副本，有着文字和图片。”^[17]

因此，如果韦斯帕夏诺是可信的话，那么帕拉·斯特罗齐应当对曼努埃尔·索洛拉斯的到来负责，并且他拥有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有着文本和地图的一个完整副本。《地理学指南》在斯特罗齐定购的书籍的开始部分就被提到，应当可能被看成由此展示了韦斯帕夏诺自己的兴趣，他是一位图书馆员，制作了大量出售给重要人物的豪华版稿本，尽管对书籍进行描述的顺序也可能揭示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对作品的重视。

菲舍尔相信帕拉·斯特罗齐所获得的稿本是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中的Urbinas Graecus 82，一部时间为12世纪或13世纪的作品。他的观点基于一个较晚的拉丁语译本的副本，一部由威尼斯贵族雅各布·安东尼奥·马尔切洛（Jacopo Antonio Marcello）送给雷涅·德安茹（René d’Anjou）的波斯语稿本，其中包含了《地理学指南》的文本。在一封1457年的献词性质的信件中，马尔切洛勾勒了他的礼物的背景。由此得知，德安茹渴望一幅“世界地图”（mappamundus），他与诺弗里（Nofri）讨论了问题，后者是将要完成这样一部“世界地图”的帕拉·斯特罗齐的儿子。马尔切洛然后决定完成地图，并将其与《地理学指南》的文本一起送给德安茹^[18]。按照马尔切洛的说法，“世界地图”是从“另外一幅非常古老的世界地图”复制的，“其上有着希腊字母的图注，即使距离其制作的时间已经有800年，由此某些人认为其是这一技术的发明者托勒密的时代的作品”^[19]。菲舍尔认为希腊的模型是Urbinas Graecus 82，由此被送给雷涅·德安茹的拉丁语的副本就是Vat.Lat.5698，其仅由地图构成（图9.1）^[20]。实际上，后一版本被认为是从最古老（vetustissimus）的希腊抄本复制的拉丁语地图的最为古老的绘本。

这一论点的构成要素并不具有相同的说服力。可能，但并非确定的是，Urbinas Graecus 82属于帕拉·斯特罗齐。实际上，对开页111v上有着以下注释：“由我，弗朗切斯科·达卢卡（Francescho da Lucha），看来”，出自同一人之手的这段话，还可以在其他稿本中找到（其中一部确定属于帕拉·斯特罗齐）。由于发现了这一细节，乔瓦尼·梅尔卡蒂（Giovanni Mercati）被引导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稿本都来自斯特罗齐的图书馆，并且在某一我们所未知的编目过程中被加上了这一注释^[21]。这一对所有权的推测得到迪勒（Diller）的确证，其基于起草于1431年的帕拉·斯特罗齐图书馆的清单目录，由此也证明了菲舍尔的判断^[22]。进一步，明显的决定性的确认来源于帕拉·斯特罗齐亲自撰写的完整的遗嘱和遗愿的出版物。其中包含有下述段落：

图9.1 来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15世纪拉丁语版的世界地图

然而，帕拉·斯特罗齐用来描述这一《宇宙志》的短语（“绘制在大羊皮纸上的地图，有着黑色皮革的护套”）说明，他正在谈到的是一幅地图而不是一部抄本（非常难以想象其可以被装进一个黑色皮革的护套中）^[24]。当我们知道曼努埃尔·索洛拉斯并不只是从君士坦丁堡带来一件物品，而且还为帕拉·斯特罗齐复制了看起来类似于一幅地图的某件物品的时候，这一怀疑被强化了，在斯特罗齐的遗嘱中对这件物品进行了描述：“另外一件类似的，出自之前提到的希腊人梅塞尔·曼纽尔（Messer Manuel）之手。对此，我也将它留给我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而且，其应当最好——同时，也是我的愿望——保存着而不要出售。在其上，有着之前提到的梅塞尔·曼纽尔亲手书写的大量词汇[覆盖了]很大部分，这是他煞费苦心为我做的。对我来说，其不应当被我的儿子和孙子所出售，应当保存在家中作为对其制作者的回忆。”^[25]如果这是一部抄本，那么就很难理解帕拉·斯特罗齐通过“大量词汇”所表达的意思了——这种表达让我们想起的是一幅地图上的地名，而不是稿本的文本^[26]。更为重要的是，马尔切洛自己献词的文本，使用的词汇是“mappamundo...litteris grecis inscripto”（世界地图……用希腊字母），可以被解读为只能指的是一幅世界地图，而不是一部抄本。构成Vat.Lat.5698的地图因而不能被作为马尔切洛送给雷涅·德安茹的《地理学指南》文本的补充。而且，Vat.Lat.5698已经被认为属于不同的时期——从15世纪上半叶至后半叶——并且其与Urbinas Graecus 82的直接关系依然是不清楚的^[27]。

因而，帕拉·斯特罗齐的遗嘱可能指的是两件不同的物品：或者是收录有文本和地图的稿本，或者是两幅地图（其中一幅是由曼努埃尔·索洛拉斯带来的，另外一幅则是由他复制的）——同时可能没有完成，如果这就是有人对遗嘱中“大量词汇[覆盖了]很大部分”这一评价的解释的话。第二种解释通常更符合现存的文献^[28]。

除了曼努埃尔·索洛拉斯和帕拉·斯特罗齐之间的朋友关系之外，斯特罗齐在他的遗嘱中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揭示了他对第一部作品赋予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认识，是所有此后传播到整个欧洲的副本的源头。因此，从一开始，已经附加给著作的声望非常可能导致韦斯帕夏诺夸大了贵族斯特罗齐所起到的作用。然而，这样一种解释，并没有排除雅各布·安格利在将地图和文本从君士坦丁堡带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位勤勉而不是一位显赫的人物，安格利在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圈子中从来没有享有过某种讨人喜欢的声誉。应当不奇怪的是，由于涉及的是一位国王的著作，因而在将安格利应当享有的功绩转给一位其社会地位更适合于作为这一著作的拥护者的人物时，没有存在任何顾虑，需要强调的是，托勒密实际上被误认为是同一名字的希腊化时代的埃及统治者。

2.翻译

翻译本身的实际环境更不清楚^[29]。按照安格利献词的信件，索洛拉斯开始进行逐字（ad verbum）的翻译——也就是，保留字面意思——并保持了原来的书名《地理学指南》^[30]。还有一些与这一作品的创作相关的间接证据。在一封1405年由维泰博（Viterbo）寄给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的信件中，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要求一份希腊语的文本，且附带有已经由索洛拉斯进行了翻译的部分，因为布鲁尼意图继续这一工作^[31]。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要求说明，在这一时期，希腊文本在罗马教廷——布鲁尼是其秘书（scriptor）——并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两条早期使用了《地理学指南》的希腊文本（或者可能是索洛拉斯的译文）的线索。在一封1403年写给多梅尼科·班迪尼（Domenico Bandini）的信件中，科卢乔·萨卢塔蒂回答了一个他的通信者曾经提出的关于卡斯泰洛城（Citta di Castello）的古代名称的问题，这一名称——与城市的声望有关——并没有被古典作家提到。萨卢塔蒂给出了佛罗伦萨的例子，一座最为著名的城市，其只是被托勒密“在他的《地理学指南》一书”中提到。随后他又讨论了海洋城市托斯卡纳的名字，因为它们出现在了《地理学指南》第四书的一个列表中^[32]。被列出的地名，或多或少，对应于安格利译文中的那些。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是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萨卢塔蒂赋予的他所引述的作品的名称——这是对希腊语书名的准确翻译，而这不同于雅各布·安格利、曼努埃尔·索洛拉斯所引用的^[33]。这是西方第一次从《地理学指南》中进行直接引用，两三年后出现了第二次。在他的“赫拉克勒斯的功绩（De laboribus Herculis）”——一部在他于1406年去世时尚未完成的作品——中，萨卢塔蒂顺带提及了欧克辛斯蓬托斯（Pontus Euxine）中的一个人名的正确拼写方式[Mariandyni（玛利安杜尼亚）]，并引用托勒密的第五书作为他的资料来源^[34]。因而，我们应当相信，很可能索洛拉斯要比雅各布·安格利和莱昂纳多·布鲁尼进行了更多的翻译——至少到了第五书^[35]。然而，将单一地名作为一项证据过于不充分，因而无法通过某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萨卢塔蒂很有可能是从希腊语文本的一个副本中获得了他提到的地名。

安格利译文最后的时间可以从给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Ⅴ）的献词中推测，后者的在位时间是从1409年6月到1410年5月^[36]。然而，存在一些有着写给教皇前任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y Ⅻ）的献词的《地理学指南》的稿本^[37]。菲舍尔已经提出，翻译实际上完成于1406年，不仅基于写给格列高利十二世的献词，而且基于在红衣主教纪尧姆·菲拉斯垂的一部作品中发现的证据，菲拉斯垂在将《地理学指南》引入法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对庞波尼乌斯·梅拉的《对世界的描述》（De situ orbis）或《世界概论》的评注中，菲拉斯垂比较了罗马人提供的和在《地理学指南》中发现的世界图像，指出“在1406年于佛罗伦萨从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的托勒密的宇宙志中记录的托勒密”所做的那些事情^[38]。但是菲拉斯垂拥有的两个《地理学指南》的稿本——其中之一在他自己手中——注明的时间都是1409年。因而他在庞波尼乌斯·梅拉的评注中给出的日期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抄录者的误解^[39]。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雅各布·安格利进行翻译的时候，他正担任罗马教廷的秘书——可能与莱昂纳多·布鲁尼（稍后讨论）同时，后者于1405年来到罗马，希望担任教皇秘书的职位（他和安格利实际上是这一职位的竞争对手）。尽管安格利强调他自己的作品与索洛拉斯逐字翻译的作品之间的差异，但他的文本揭示他并不是杰出的希腊语大师；且存在大量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基本错误。这一事实应当在15世纪中很快就浮现出来，但是一项对翻译的系统批评直到15世纪70年代才在一位德意志作者的著作中出现，他就是约翰内斯·雷吉奥蒙塔努斯。奇怪的是，基于现有的与托勒密有关的（可能是过度的）参考书目，居然不存在对安格利的翻译和雷吉奥蒙塔努斯的评论的任何比较研究^[40]，虽然一项将希腊文本与15世纪和16世纪的各种译本的比较，已经足以评估在当时《地理学指南》是如何被理解的。

帕拉·斯特罗齐的遗嘱，萨卢塔蒂的评注以及由莱昂纳多·布鲁尼表达的希望，都给予我们衡量在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圈子中唤起的对《地理学指南》兴趣的一些指标。这一兴趣的图像被充实，当我们查看安格利的献词中给出的进行翻译的原因的时候——评论没有被赋予对其应有的注意。安格利在开始的部分，回忆了曾出现的大量著名学者和哲学家的某些历史时期，以及在安敦尼（Antoninus）时期产生了所有数学家中最为博学的托勒密，后者在所做的各种事情中，呈现了世界的布局（“orbis situm...exhibuit”）。这一点是重要的：安格利立刻强调了作品与数学的联系。然后，他与拉丁语文本进行了比较，对于《地理学指南》的重要性给出了四点原因。首先，拉丁语的（文本）描述并没有教授如何构建一种可以保留每一局部与整体之间关系的象征性呈现（pictura）。这里，似乎产生了比例尺的概念，而安格利揭示他那个时代并不是不知道比例尺的概念，但是拉丁地理学家并没有解释如何可以按照比例尺绘制地图^[41]。其次，这些地理学家只是用最为基本的方式解释了如何按照地点的方向确定它们的位置，而没有提到经度或者甚至纬度^[42]。再次，他们没有显示如何按照比例构建与世界地图存在关联的区域地图。最后，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将一个球体转绘到一个平面上的技术^[43]。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列出这些特征的时候，安格利提到的是古典世界的拉丁地理学家，而不是那些中世纪的地理学家，同时他并不是简单地忽略了这些地理学家的作品。他的要点就是对比不同的方法：拉丁语的学者绘图时更为偏向于历史（more historicorum），而托勒密则遵照数学的步骤。对于托勒密的科学至上的认可，并不同于宣称其有着绝对的权威；拉丁地理学家提供了托勒密没有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