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宗教世界观及其...

章节信息目录

所属图书：《地图学史.第三卷.第一分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上、下》

出版日期：2021-12

字数： 25443

所属分类：

关键词：

换肤

字号

小中大

“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前显示为试读部分，购买后可阅读全文×

第十一章欧洲的宗教世界观及其对地图绘制的影响^[1]

关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复苏及其对现代早期欧洲地图学的影响的传统叙述，没有充分解释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在宗教背景下起源或发挥作用的被制作的地图的那些设计和内容。文艺复兴时期有着宗教内容的地图，从它们中世纪的原型中继承了很多重要特点，但是在其他方面，它们与那些原型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它们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消失的传统的奇怪残余。换言之，有着宗教信息或内容的地图，其历史并不经常被现代历史的分期习惯指出或阐明；持续存在的假设，即世界地图（mappaemundi）本质上是中世纪的，而托勒密地图本质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由此导致了一种错误的和具有误导性的二分法。现在正在产生的关于从1300年至1460年过渡期的更为复杂的地图学图景，正在对这一二分法加以修正^[2]。

有着一些来自这一过渡期值得注意的例子。尼古劳斯·日耳曼努斯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稿本中的圣地地图[“圣地新地图（Tabula nova terrae sanctae）”]（Florence，1474）实际上是马里诺·萨努托-彼得罗·韦康特1320年地图的一个副本，后者附带有一部萨努托撰写用来呼吁一场十字军东征的冗长作品。萨努托作品的题目为“十字架信徒的秘密（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crucis super terrae sanctae recuperatione et conservation）”，于1321年呈现给教皇约翰二十二世（Pope John ⅩⅩⅡ）。在萨努托-韦康特地图上使用的方格网，其起源并不清楚，但它们显然不是托勒密式的。日耳曼努斯确实按照托勒密的方法进行了一些改动，例如稍微调整了地图的方向并且采用了比例，但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体设计。因而，萨努托-韦康特地图，从其最初起源的背景中淡化且与其脱离，成为15世纪与托勒密有关的资料的一部分；其出现在很多印刷本的地图集中，并且持续使用直至18世纪^[3]。

在《编年史之书》（Nuremberg chronicle，1493）中的哈特曼·舍德尔的世界地图同样是传统的；其用《圣经》人物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以及普林尼的怪异生物的图像作为一幅托勒密式地图的装饰（图11.1）。收藏于威尼斯圣马可国家图书馆的弗拉·毛罗著名的1459年至1460年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提供了一种传统技术和含义的复杂的混合物，与托勒密的地图学相比，其中很多与埃布斯托夫和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有着更多的联系。在内容上是全面的和百科全书式的这类世界地图（mappamundi），揭示了从开始到结束的神圣计划的大量信息。换言之，它们的内容（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继承者的内容）主要是由用表示文中场景的图案或描述性的叙述构成的——也就是，地方志的——而不是用数学方法绘制地理特征和人类居住地的位置。在这些地方志中，广泛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以及来源于神话的非历史的世界）的事件和人物在一幅地图上并置，通过这种方式，时间不可以再与空间区分开来，而是被包含在其中^[4]。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地方志和地理学之间的区分，以及与它们存在联系的技术，实际上都起源于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5]。当中世纪时期，托勒密的关于地理学概念的知识以及他绘制地图的技术在西欧完全消失的时候，其地方志的概念则存在，尽管在修道院以及在学术的训释传统中详细阐述的基督教的神意史学的概念将其几乎彻底转变，以致于难以被识别出来。这类训释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例子就是完成于1267年的罗杰·培根的“大著作”。

图11.1 来自《编年史之书》（纽伦堡编年史）的哈特曼·舍德尔的世界地图，1493年，安东·科贝格在纽伦堡出版

“大著作”并不是一部难懂的或者高度原创性的著作；其重要性是因为其提供了一种广泛的和权威性的早期教会的纲要，以及中世纪权威关于哲学、语言和数学与神学之间关系的纲要。著作的第四书涉及在神学中对数学的使用，在其中，培根断言，对于地理学的理解是任何阅读《圣经》的基础：

整部《圣经》充满了与地理有关的段落，并且除非我们首先研究这些段落，否则无法对文本进行任何了解。《圣经》的全部过程由区域、城市、沙漠、山脉、海洋以及其他种类的地形所掌控……

……但是，如果（读者）知道它们的经度和纬度、它们的高度和深度；它们冷热、干湿变化的特性，以及冷热干湿混合产生的影响的话……如果，我说，他知道了所有这些，那么他将可以抓住《圣经》纯粹的和字面上的意思并从中获得愉悦，且可以带着自豪和信心深入到它们精神层面的意义^[6]。

培根继续谈到，这种基本的字面意思的解读，其本身是其他精神层面理解的基础。换言之，地理学是通往圣经解释学的关键：“没有人能怀疑，物质途径引导了精神的旅程，或者凡间的城市暗示了通往平行的精神世界的城市的精神道路的目标。因为‘位置’有着从地点到地点的有限运动的属性，以及设置了周围区域的边界。然后，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种地理学的理解，不仅赋予了对我们所阅读的词汇的理解，而且准备了通往精神理解的道路。所有这些已经被圣徒的话语、行为和作品所充分验证。”^[7]培根用来源于热罗姆（Jerome）的例子[他采用和翻译的是欧西比乌斯（Eusebius）的“关于地点”（Onomasticon），以及他对欧西比乌斯的《第二编年史》（Ⅱ Chronicles）的评注]来支持这一段落，此外还有奥里金（Origen）对《约书亚书》（Joshua）第十八章的评注，在其中他说到“不要扬着眉毛来读这一切，或者认为其只是充斥着许多正确名字的《圣经》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不；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名字中，隐藏着极为宏大的秘密，而对此，人类的言谈无法表达，人类的耳朵无法听闻”^[8]。这些精神层面的理解是道德的、寓言的和神秘的。与对字面意思或历史的理解一起，它们是圣经训释学的基础，也是整个中世纪中某些《圣经》诵祷（lectio divina）的形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