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的英国文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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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地图学史.第三卷.第一分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上、下》

出版日期：2021-12

字数：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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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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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近代早期的英国文学与地图绘制，1520—1688年^[1]

诗歌：术语与含义

在英语中，用“地图”（map）这一术语表示对地表的二维图形呈现，这种现代技术意义上的用法，至少可追溯到1527年，尽管这一词汇的主要含义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诗歌和戏剧中很少出现，不过有着如下事实，即自1600年起，地图、地球仪以及地图集已是寻常之物；地理知识在绅士、政客及文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而关于绘制地理学、水文学和天文学形式的地图所需的数学原理，迅速凝聚成对现代科学的显著追求^[2]。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而言，“地图”在众多的寓意中，起到的是奇喻作用，所有这些寓意都与概略、象征、肖像、反映或摘要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以凝练的形式，唤起一种囊括情绪状态、抽象特性，或是形而上学的思想的视觉图像。如同其他术语，“地图”比喻性的用法暗示了图示或其他有着框架的视觉图像内在的空间维度，但这种空间感对于这个术语主要的模仿或交流的功能而言，仍然是次要的。因而对尼古拉斯·布雷顿（Nicholas Breton）而言，“宗教是神圣而纯洁的预言……一幅庄严的地图，一个神圣的标志”^[3]；对弗朗西斯·萨比耶（Francis Sabie）的后堕落论诗篇《亚当的抱怨》（Adam’s Complaint，1596）中的亚当而言，夏娃是一位“确定的模范，真正的人物，完美的地图/是使所有人类堕落的未来的罪孽”^[4]，而对迈克尔·德雷顿的马蒂尔达（Matilda）而言，相比之下，则是“自然的图像，幻想的展现，/ 极乐园（Elisium）的地图，不夜的伊甸园”^[5]。这一术语同样也有典型的诗歌例证：亚历山大·加登（Alexander Garden）不仅在他布雷顿的道德寓意诗篇中，描绘了作为“苦难的见证和地图/病痛进入了他的贫穷”的“一位诚实的穷人”，而且他对所有“地图”的肖像（portraits）有所比较，诸如那些由“洪迪厄斯（Hondius）之手”绘制的，寓意读者需要更加严谨地学习道德教诲^[6]。伊丽莎白·格里姆斯顿（Elizabeth Grymeston）为她儿子撰写的几种诗歌意象和冥想之一的“耻辱之物的故事”，是一个暗淡的“忧虑的纪念碑，耻辱的地图，/不幸的镜子，艰苦的境地，/时间的记录，名誉的污染”^[7]。类似的固定表达——“美丽的地图”“美德的地图”“荣誉的地图”“悲痛的地图”“耻辱的地图”——不论在诗歌还是戏剧中，都很好地沿用到了17世纪：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都使用了奇喻的传统象征意义，虽然克里斯托弗·马洛和威廉·莎士比亚在一些情况下已将地图纳入实用技术工具的范畴加以使用（正如我下面要讨论的）。

在十四行诗、挽歌和颂歌中，地图奇喻作为发言者内心情感或道德状态的一个指示；再次，视觉或图形符号的概念表达了一种无形的想法、品质或精神状态。比如布莱恩斯滕（Bryanston）的托马斯·罗杰斯（Thomas Rogers），利用了这一术语的现代地图学的含义，但在他为赫特福德伯爵夫人弗朗西丝（Lady Frances）所作的挽歌中，又将地图归入传统的象征用法：那些“像尤利乌斯·凯撒般去测量，/中心圆中宽敞的氛围/为王国捕鱼并掠夺财富”应取代为“注视我悲伤表情的地图，/一个人类悲哀的真实宇宙”，因为与死亡的必然性和永恒性相比，俗世的征服显得微不足道^[8]。富尔克·格雷维尔（Fulke Greville）和菲利普·悉尼（Philip Sidney）爵士在约定俗成的诗义中使用了这种图像，前者用来描述发言者与格雷丝（Grace）的疏远（“孤单狂喜中流放出死一样生活的地图”）^[9]，后者的阿斯托菲尔（Astrophil）通过口语表达的自我揭示，是远比其他情人使用的彼特拉克的幻想更有效的图像[“我可以说出我的感受，这感受和他们一样，/但是想想我展示的所有我的状况的地图，/颤抖的声音流露出的，是我对斯特拉（Stella）的真爱”]^[10]。《被释义的所罗门的智慧》（The Wisdome of Soloman Paraphrased，1597）中的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利用一个典型十四行诗的构思变化，巧妙地囊括了它象征意义的范围：它不再是揭示了发言者情感的面部，而是他情人的面部，她的尴尬愧羞变成了一面他从中看到反照了其自身罪过的镜子：“她是我的镜子，我的象征，我的形态，我的地图，/我行动的轮廓，我思考的模型，/我生命中的特征，我欢乐的财富。”^[11]在重叠的意义中，诗人们或许将创作本身看作口语“地图”，是为了塑造一个道德或宗教教训，文本作为镜子的惯常比喻的一个变体，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迟至1635年，在他第二本关于徽章的书籍上给詹姆斯公爵和多塞特（Dorset）伯爵夫人的献词中，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仍用“地图”一词作为徽章的同义词；威瑟将他的书作为一种“无害的娱乐”，如果他们“询问/那些是何物，代表了什么，/在地图，或徽章中，他们就看到了”，它将“使他们心灵倾向于神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