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和收藏品中的地图^[1]

本章的目的就是强调文艺复兴时期对地图而言显然边缘但广泛的一些学术性用途——与地图的搜集、展示和研究存在联系的用途。根据现有证据，本章考察了地图作为视觉记忆辅助工具的作用；然后，追溯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和收藏品中地图存在和组织的方式；最后，考察了现代早期人文主义文化中地图的象征功能和学术上的用途。

作为记忆辅助工具的地图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被描述为“手册的时代”，一个“在寻求普遍规范性原则和永久价值方面不知疲倦的[时期]，然后这些被降低为宽泛的说教方案”，并且尽管其确实为我们遗留下大量的描述了工艺和技术，且解释了每一工艺和技术的特点、方法和实用性的书籍，但是除了测量或者航海手册之外，16世纪中叶之前的关于地图艺术的作品没有保存下来^[2]。文献的沉默可能归因于地图在宽泛类型上的差异，它们制作者宽泛的兴趣和动机，以及它们用途的多样性。然而，这一多样性说明，绘制地图是一种向不同社会、教育程度和职业环境的代表开放的活动。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是一个似乎并不属于任何通常的划分方式的领域，其产品似乎被普遍接受为用于记忆被记录在空间上的数据的有用工具。

地图有助于记忆，在对于这一特征的普遍接受方面，一个有趣的早期证据来自尼古劳斯·库萨，在1464年的关于接受知识的一则“寓言故事”中，其将制作地图用作展示认识过程的一种隐喻。宇宙志学者站在一座有墙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搜集和记录所有由通过代表了五官的五座城门进入城市的信使带给他的数据。然而，他编纂了“对呈现在他自己城市中的整个可感知的世界的描述”，并且最终“他将其[描述]编纂到了一幅组织有序并且按照比例测量的地图中，以免丢失”^[3]。

寓言大体上同意了斯特拉博对制作地图作为记忆重建过程的看法^[4]。然而，事实上，即库萨使用地图作为一种隐喻，以帮助他的读者理解重建知识的过程以及保存和传递知识的最佳方式，由此确认了对地图功能的普遍接受。库萨的寓言还验证了，对于其他感官而言，视觉至高无上的地位。铭记和交流知识的方法不是口头的——并不是被用文本或者演讲加以传递并且通过用心学习加以保存的一段陈述——而是视觉的，一种新的交互作用的图形的视觉呈现。迄今为止，将不同的数据、地点、事件和现象交织在一起的地图保持了单独的解释模式和相互关联，而这些解释模式和相互关联除此之外将是不可见的^[5]。

1570年，约翰·迪伊在他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英文译本的前言中，归纳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地图性质和用途的典型观点，如下：

尽管迪伊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地图以类比的方式总结和可视化了地理知识，但他提到的地图的大部分功能和用途并不与实际目的存在联系。确实令人瞩目的是，迪伊，皇室的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是天文学和航海教科书的作者，一位关于英国殖民扩张的顾问，一位发现新的海上贸易路线的探险的规划师，但没有认识到地图对于一个国家统治者的潜在用途^[7]。按照迪伊的观点，16世纪后期，地图被主要认为是艺术娱乐和教学的手段。他首先提到，地图用于装饰走廊、研究室、图书馆和其他房间的美学功能^[8]。然后，他承认了它们对于古物研究而言的参照价值：那些对过去感兴趣的人可以定位重要事件，如战役、地震和气象现象的位置。然后，就是地图的道德用途和政治用途。传播了红衣主教加布里埃尔·帕莱奥蒂（Cardinal Gabriele Paleotti）的观点^[9]，或者直接对柏拉图加以引用[其记录了苏格拉底（Socrates）使用一幅地图向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展示，后者所如此骄傲的土地相对而言是如何之小]，迪伊断言，他同时代的人使用地图将广大的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Ottoman Turks）帝国与西欧各小国进行比较。这一陈述还暗示了一定程度上潜在的政治用途，但是迪伊实际上没有提到政治用途。最后，几乎是顺带，他提到了与旅行存在联系的地图，但是这里，重点在于实际用途和认识用途之间有着相同的重要性。他说到，地图被用于规划旅程以及用于更为充分地理解已经出版了相关描述的以往的旅行。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受过教育的精英而言，地图显然是美学享受和知识的来源。这一对待地图学材料的态度并不是新的。如同戈蒂埃·达尔谢已经展示的，地图自加洛林文艺复兴以来就被研究和展示^[10]。这种做法从15世纪初开始就扩大并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在文艺复兴的黎明时分，与其他古物和选集一起，古物学者正在对地图进行研究和展示^[11]。展示地图的潮流似乎已经在16世纪初确立为一种时尚。早在1510年，保罗·科尔泰西（Paolo Cortesi）描述了一位红衣主教理想的住宅，说到，其应当装饰有地图以及珍奇和自然奇迹的图像。这样的图像是强烈的“博学快乐”的来源，同时锐化了智慧和在头脑中印记了知识^[12]。

一幅地图是视觉语言的专业化形式，也是类推思维的工具。如同哈利评论的，在其他各种事物中，一幅地图作为助记工具，也就是说，一种与空间有关的数据的记忆储存库。地图的这一功能在没有印刷术的社会中有特定重要性^[13]。然而，在16世纪，通过印刷方法，地图的大量制作，至少在早期，显然精确地传播了地图的这一助记功能，并且与此同时，扩展了其应用的领域^[14]。

现存的证据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受过教育的精英是如何考虑地图的。现代早期的制图学似乎与之前的习惯存在关联，同时与刚刚显露的现代主义的某些基本思考过程存在联系。我们这里关注的现象主要与文化过程的系统化和强化存在联系，并且与当时的技术进步存在部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印刷术的发明。地图用途的扩展和多样化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百科全书主义、视觉文化的建立和图像旧有的助记功能的必然强化存在联系。地图似乎已经被整合进了文艺复兴时期重构知识的广大计划中，并且因而似乎在百科全书主义和作为文艺复兴时期好奇心的博学的构建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地图的传播和它们用途的增加，与古物研究者对收集和通过实证检验数据的兴趣有关，与对历史地理学和地形学的全面调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