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地图与现代早期的国家：官方地图学^[1]

导言：国王与地图学家

1539年，皇帝查理五世，深受痛风的折磨，被迫在卡斯蒂尔核心地区的托莱多城度过了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为了打发时间，这位欧洲最有权力的君主要求皇家宇宙志学者以及16世纪西班牙最为顶尖的地图绘制者阿隆索·德圣克鲁斯，去传授他一些手艺，以及一些用于支持后者工作的那些物品相关的东西。多年后，圣克鲁斯回忆到，皇帝“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与我皇家宇宙志学者阿隆索·德圣克鲁斯一起，学习关于占星术、地球的事情以及行星理论，还有航海图和宇宙志的球仪，所有这些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乐趣”^[2]。

事后想想，皇帝对于地图的兴趣似乎仅仅是出于本能：用哪种更好的方式来维持他庞大的和日益扩展的帝国，而不仅仅是从像圣克鲁斯那样的人那里寻求某种地图学的描绘？然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其说明了在地图史中以及在国家历史中发生的一种深刻的转变。至于所谓的欧洲的地图学革命恰恰就是大约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即当查尔斯（1516—1556年在位）——与那时其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和有扩张思想的统治者一起——正在绘制他领土的形状的时候。现代早期的统治和现代早期地图学中的两种运动愉快的汇合，这意味着皇帝和地图制作者分享着相互的兴趣，以及他们的共生关系——以及地图制作的繁荣和国家形成的平行存在，这些都贯穿于16世纪和17世纪——导致了两者历史中的重要变化。

查理五世与圣克鲁斯的相遇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说服力。首先，其展示了皇帝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绘制地图的意识：一种地图和地理知识的意识，以及一种推测的文艺复兴时期独裁君主统治中对地图用途的进一步关注（因为查尔斯确实如此）。其次，其说明，地图学和现代早期国家建设工程的联合。地图作为一种记录和强化政治权威的方法为国王（或女王）服务，并且其很快在后来的通信中变得明显，即查尔斯希望从他的首席宇宙志学者那里不只是获得简单的知识，还获得了对他的统治有用的以地图学产品的形式呈现的“力量”。在1551年，圣克鲁斯高兴地向国王报告，其完成了一幅西班牙的新地图，“其大约有一面巨大的旗帜（repostero）那么大，并且标注了其所拥有的所有城市、城镇和村庄、山脉和河流，还有[各个西班牙]王国的边界以及其他细节”——这是为如查理五世这样一位有野心的统治者所绘制的^[3]。最后，皇帝的地图学教导指向了地图在现代早期欧洲宫廷中另外的且同样至关重要的用途，即它们向它们的皇室赞助者提供“愉悦和快乐”的能力。就像在后来的岁月中大量其他统治者那样，查尔斯不仅从地图上学习，而且从中获得愉悦，同时他最终以一种意味着这些珍贵的高贵工艺品具有审美价值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搜集。

简言之，皇帝对地图学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但这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大约在圣克鲁斯获得查理五世接见的同时，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正在向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尽管通过印刷文本）鼓吹相似的在政府管理中使用地图的观点，其恰恰强调的就是，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扩展而言，地图学的用途，以及地图为有教养的统治者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乐”^[4]。亨利对地图的热情可能无法与查尔斯媲美——领土范围也是如此——尽管其确实表明，所谓的“官方地图学”可能正在整个欧洲扩散。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至佛罗伦萨的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从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Christian Ⅱ）到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为了更好地统治他们的领土，现代早期的统治者转向了地图学工具。地图在标定领土边界、管理土地用途、财政工具的合理化以及在准备军事行动中发挥了作用。现代早期管理中地图的核心地位，由数目众多的君主设立的负责地图制作的专门机构所证明——并且这些机构由一位特权阶层的皇室或帝国地图学家所领导。除了搜集基本的地理信息之外，宫廷地图学家还有宣传方面的责任，并且在这方面，他们的工作与宫廷画家、建筑师和编年史学家的工作所补充和交叠，后者的任务就是去为他们王公的形象和名誉增光添彩。然而，皇家地图作者确实不只是简单地勾勒现存的领土。他们进一步努力绘制用于未来扩张的国家设计，以及以地图学的形式，去清晰地表达国家建设的充满希望的计划。地图制作者因而在现代早期国家的表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通常是在传统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中未被注意到的一个事实^[5]。

本章探索了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官方地图学的产生，尤其关注于国家资助的地图绘制以及地图在国家产生中的作用。其还注意地理学在现代早期政权增殖中的地位，无论是通过官方宫廷地理学家的方式——尤其常见于法兰西、西班牙和德意志以及意大利诸国——还是通过商业地图制作者的方式，后者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的地图学商业活动中有更为突出的地位。我们通往这一主题的方法是比较性的。其还必然是选择性的，并且遵照哈利的工作，研究路径关注于地图仪式性的、观念性的和政治学的用途，而本卷的其他各章则更多地关注于它们行政管理方面和战略方面的用途^[6]。

国家和空间

国家地图绘制的产生与国家管理的转变结合起来，尤其是新的正在发展的领土和统治空间的观念。新产生的官方地图学的核心是领土主权的概念：国家成为一个精确定义的和有限的地理单元的概念。国家的这一概念的某些方面可以发现于古典世界，尤其是罗马的奥古斯都（Augustus）时期。然而，到中世纪，领土主权被完全遗忘，因为主权成为一种法律架构，相当于帝国（imperium）或王权（majestas），这些术语与领土的关系要少于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中世纪欧洲的主权是位于人民而不是位于地点之上的权力，并且只是逐渐开始包含了领土的思想。例如，在法兰西，象征性的转折发生在1254年，之前将君主称为rex francorum，或者法兰克人的（Franks）国王，现在正式采用了rex franciae（法兰西国王）的头衔。这样的语言纯粹是仪式性的，然而确实，其说明了君主政体的一种更为领土化的概念的产生，并且通过扩展，产生了一种去统治其自身的更为地图学的方法。早在1259年，法兰西君主路易九世，在与邻近的香槟区（Champagne）的一场争议的过程中，试图了解“这一王国和香槟国的土地开始和结束之处”；换言之，他试图去绘制他领土的地图^[7]。然而，总体上，这一朝向主权的更为领土化的图像的转移，其发生只是逐步的。中世纪晚期的法学家继续将主权的本质认为是一种人的，而不是一种领土的构建；甚至在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可以在不提及边界和边境的情况下撰写联邦的情况。如同萨林斯（Sahlins）已经指出的，在《比利牛斯条约》（Treaty of the Pyrenees，1659）中，法国国王与他的西班牙对手在努力确定他们各自领土范围之间的一条线性边界的谈判中，领土主权的思想只是一种次要的考虑因素。更为看重传统的管辖权的因素，而不是纯粹的地理因素，同时，最终起草的条约将法国获得的区域简单地定义为“郊野、城镇、城堡、自治市镇、村庄和地点”，这些构成了鲁西永（Roussillon）和孔夫朗（Conflent）^[8]。结果就是一个依然是怪异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