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地图学，约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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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地图学史.第三卷.第一分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上、下》

出版日期：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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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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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战争和地图学，约1450—约1640年^[1]

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的变化与这样一个时期相一致，即在这一时期中的几乎每一年，在欧洲的某个地方，都有男人们在为夺取别人的领土，或保卫或重新获得自己的领土而战斗。1482年，这一年中不仅出现了第一个包含了新地图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印刷版，还爆发了法兰西的路易十一（Louis Ⅺ）针对布列塔尼的战争，同时持续十年的格拉纳达战争（War of Granada）也开始了，而在这一年之后，测量、投影、使用一致的比例尺以及制作和出版方法上的地图学的每次进步都是在战争背景下发生的。

不仅存在一个“长期战争”的时期——三十六年的意大利战争（Wars of Italy，1494—1530年）、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年）、波罗的海七年战争（Baltic Seven Years War）（1563—1570年）以及在尼德兰的西班牙战争（1567—1609年），而且还有在欧洲和地中海东南部长期存在的来自土耳其人的挑战；英格兰对法兰西的入侵，其对尼德兰的干涉，以及在爱尔兰的“长期战争”；皇帝查理五世与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的路德联盟（Lutheran League）之间的战争；1611—1613年，在丹麦和瑞典之间再次爆发的争斗；以及1613—1618年的蒙费拉托战争（War of Monferrat），其正是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所有最为破坏性的冲突的序幕。

从苏格兰到塞浦路斯，以及从葡萄牙到立陶宛，没有国家不受到战争的影响，即使不是作为主角，那么也是作为同盟者或者受害者。正在通过准确性和实用性日益增加的方式绘制地图的国家和区域，这其上，必须找到他们道路的军队正在作战，并且它们受到需要重新评估他们防御系统的政府的行政管理。1512年前往巴斯—比利牛斯（Basses-Pyrénées）的英国探险队带有一幅加斯科尼（Gascony）和吉耶纳（Guienne）的地图及其作者塞巴斯蒂亚诺·卡伯特^[2]。阿尔巴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带着一名地图学家安托万·奥利弗（Antoine Oliver）和他一起前往尼德兰——在那里，他在逃往另外一方之后，在一场冲突中被杀死^[3]。地图和征服似乎是携手并进的。查理五世，在他1536年入侵法兰西南部之前，研究了“阿尔卑斯以及普罗旺斯低地地区的地图”，如此贪婪，以至于按照他的一位高级行政长官的说法，“他相信自己已经拥有土地，就像他拥有地图一样”^[4]。就是一种这样的精神，即在最受地理学浸润的伊丽莎白女王的戏剧中，马洛使得垂死的帖木儿呼唤：

给我一幅地图。然后让我看看留下来让我征服的世界还有多大。^[5]

其他印象强化了这样一种诱惑，即从积极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地图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对艺术家—信使马泰奥·德帕斯蒂（Matteo de’Pasti）的起诉，他在克里特海岸外被威尼斯人在1461年捕获，因为他，代表里米尼（Rimini）的西吉斯蒙多·潘多尔福·马拉泰斯特（Sigismondo Pandolfo Malateste），携带了一幅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的地图前往苏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Ⅱ），人们普遍认为马拉泰斯特正在寻找土耳其人的干涉来支持他在意大利的领土野心^[6]；教皇因诺森八世在1484—1487年委托平图里基奥[Pinturicchio，贝尔纳迪诺·贝蒂（Bernardino Betti）]描绘意大利的首位城市——米兰、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带着让梵蒂冈陷入如此困境的他的外交和军事姿态^[7]；由安东尼奥·莱奥纳尔迪绘制的大型的意大利的墙壁地图，在其上，1509年在阿尼亚德洛惨败之后，威尼斯元老院的成员可以追寻他们军队的撤退路线^[8]；以及亨利八世的“大型木框架中的羊皮上的多佛（Dover）和卡利切（Calice）地图”^[9]。同时在相同的时间跨度中，出现了马基亚韦利的坚持，即对于一名穿过外国领土的军事领导来说，“他必须去做的首要事情就是去描述和绘制整个领土的图像，由此他知道地点、[它们]的数量、[它们之间]的距离，道路、山脉、河流和沼泽，以及它们的性质”^[10]，以及出现了卡斯蒂廖内的论断，即朝臣—武士必须知道如何绘制，“并且至少是为了军事目的：因而艺术方面的知识使得我们可以去便利地描绘城镇、河流、桥梁、城堡、堡垒以及类似的事物，而除此之外无法向其他人展示这些内容”^[11]，且这一时期对于区域地图学的发展而言是如此的至关重要。马基亚韦利的观点被一再使用，如莱昂纳德·迪格斯：“将军非常优秀，尤其擅长于平面图、地图和模型，以了解国家的状态、性质和特性，以及由此他可以对敌人加以欺骗。”^[12]并且卡斯蒂廖内的论断，导致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达在他1571年的专著中投入了整整一章关于绘画的篇幅去论述“对于绘画和图像的理解，可以在战争期间有着多大的用途”^[13]。1597—1598年，莎士比亚让他浮躁的反面英雄“霍茨波”（counterhero Hotspur）坐在一张桌子旁，在那里，他和他的同伴阴谋者策划着他们针对亨利四世的叛乱，并且惊叹“真是糟糕，我忘记地图了”（A plague upon it，I have forgot the map！）。显然，地图学与征服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被建立了起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