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地图和探险^[1]

一项用具：仪器、计算、地图、猜测和谎言以及可信度的差异，旅行故事，也许一半是梦想、一半是成就^[2]。

导言

场景是容易的——过于容易——想象的。探险家在他们前辈制作的地图上规划他们预想的任务。当穿过大洋的时候，他们在航海图上标出他们的进展。当看到陆地的时候，他们草绘其轮廓并且将它们转绘到地图上。当登陆的时候，他们在状况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尽可能多地调查，并且对他们渗透到的内陆进行至少一次粗糙的地图学记录。当抵达家乡的时候，他们以地图的形式传递他们新获得的知识，且成为他们同时代人和后继者的指导。类似于这样的事件，被现代的书籍插图者、影片制作者和浪漫的历史“绘画家”进行了丰富的描绘，但它们是极少发生的。现代早期的地图绘制与探险之间的联系并不像基于最近的习惯所预期的那样接近或者直接。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这种联系的性质，提供其如何变化的轮廓，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来解释其局限性。以往被忽视的事实带来的挑战，将对这一主题直观的或传统的理解产生最令人惊讶的影响：直到这一时期末，探险家才使用少量的地图，并且制作的地图更少。

一些初步的定义和条件是必须的。针对本章的目的，探险被定义为寻找路线。一次远征被算成一次探险，如果其目的包括发现或者直接检查一条未被使用的路线或者完善一条最近发现的路线的话。路线发现者意识中的科学任务、资源探查、向潜在皈依者传教的任务、商业旅程、军事考察、边境调查的旅行、殖民地法庭的法律纠纷、官僚调查：所有这些，在所讨论的时期，按照严格的定义，比探险产生了远远更为丰富并且更为实用的地图，通常确实如此，而且很多探险的传统编年史涵盖了上述一些类目中的至少一些例子。类目，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严格隔离的；路线发现者通常在头脑中有科学的、考察的、传福音的、军事的、考察的、法律的或政治的动机，或者在沿途执行的某类任务。然而，为在可控情况下保证现在的工作——并且相信，如果尽可能保持差异的话，那么差异可以澄清任何质疑——似乎最好对探险进行严格的定义，并且将调查限制在地图绘制与寻找路线之间的联系上。通过相关性加以判断，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狭隘的处理方式：路线是世界历史的主要脉络，这一时期，沿着路线发生了长期且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文化传播。新的路线如何被寻找以及如何被探索，它们中新的如何被记录、传播和结合到世界地图的绘制中，这些问题是地图学史的中心对象。由于是这一时期以及之后世界史的最为显眼的主题，因此其影响是无以伦比的。

地图学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和局部比现代早期激发了更多的对过去的兴趣或者点燃了更多的激情。在较好的影印本中可用的相关地图的比例要高于《地图学史》较早各卷涵盖的任何主题的地图。印刷的原始资料的数量是可怕的，现存的研究的数量也是如此。然而，现存的关于相关材料的作品，绝大多数涉及的是与主要历史问题无关或者有些许关系的对象。其大部分在特征上是对古物的研究，或者直接朝向搜集、分类和展示现代早期地图的问题。一些研究已经被探险家称为科学开拓的火焰之物的英雄观念所污染，然而，如同我希望我们将要看到的，探险家通常有其他当务之急，并且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由于很多原因，非常难以被结合到普通知识的宝库中。此外，如同这一丛书的第一卷所证实的，大量的传统文献存在积极的误导性，因为其被基于地图学家需要探险家这一冒险性的假设上。关于探险历史的著作倾向于假设一种探险与地图绘制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没有试图去验证它^[3]。尽管在这一时期中这种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但其总是被“难以沟通”这一裂隙所撕裂，并被传统的障碍所打断。直到进入17世纪很久，地图上所展现的内容，依然很少能与探险家所发现的相匹配。

该主题可以在两个标题下进行。第一个标题是，其可能有助于考察，这是在指引他们搜寻特定的目标时，或者沿着之前被探索过的路线的某一局部寻找道路时，探险者赋予地图的用途。两个进一步的划分值得考虑：地图学对于探险猜测的影响，以及在陌生的地方，欧洲探险家对本土地图的使用。我然后将要转向我们第二个主要的标题——探险家的回馈：他们作为地图制作者的活动以及探险对地图学的影响。这将需要涉及探险家的发现被记录、传输以及被整合到地图学传统中的方式；之前未绘制过地图的土地和水域的新形象，其成为受过教育者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以及在整个过程中对整个行星的形象的修订。与此同时，探险对于地图学的影响不得不在变化的背景下加以定位，而变化是欧洲的地图概念史和地图执行的功能的历史的特征。关于所有这些主题，材料有令人沮丧的缺点。探险家和地图学家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没有记载；考虑到可能的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大部分探险家很少在意地图，也即他们很少提到地图，尽管可以提出相反的论证：地图被非常广泛地使用以至于不需要评论。

整个调查的依据就是在现存文献中未解决的和可能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而它们需要被提出并且需要被调查。某人可能期待，一方面是科学地图学的对象，另一方面是探险的目标，它们是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容的。然而，在关键的方面，并不是如此——或者只是在被研究的时期中才产生，即随着地图绘制技术的改良，地图制作者和探险家找到了服务于彼此需要的方式。地图绘制和探险是相互滋养的，但这点是被缓慢认识到的：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探险家在他们的发现中没有显示出对地图绘制有太多的兴趣；而到了这一时期的末期，制图专业人士陪同考察是常见的事情。在这些发展所包含的时期内，要牢记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是，第一，探险家对欧洲人正在变化的世界形象造成影响的程度；第二，探险对于地图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对比其他影响的来源，例如政治的迫切性、军事需要、商业压力和科学的好奇；第三，地图学资料作为探险史的证据的可信性；第四，在现代早期，欧洲人所受到的其他民族的科学的恩惠；第五，可能最为重要的，地图学对探索者发现的反应缓慢且有选择的原因。

探险家对地图的使用

推测地图学

即使最为大胆的探险家可能也会考虑地图的一些用途，因为他们的路线，无论多么未经探查，一定会与前人的道路重叠，至少在旅行的早期阶段，并且探险家的目的地的地图——或者邻近区域的，如果可用的话——可能被期待派上用场。在大致现代欧洲早期的世界，那些未探查部分的范围在持续被消除，地图还可以帮助将未来的探险家引导到有机会的区域。然而，下列想法似乎是不合理的，即探险者通过未知路线寻找不常见的目的地，而他们期待经由一幅地图而被引导到那里。要不然，这个想法属于某类虚构的故事，其中长期佚失的地图——往往从一个半路上的死亡的或者正在死亡的前辈那里拿到——解锁了前往一个被埋藏的宝藏、一座佚失的城市或者世界上的某一奇迹的道路。然而，推测的地图实际上可以并且确实对易受影响的想象力产生了极大的刺激。

在这一方面，就像在探险的现代史中频繁出现的那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经历是一个不可抵抗的出发点。在自夸的时刻，当他希望强调他的事业受到上帝直接启发的时候，哥伦布可能坚持“去执行印度群岛的事业，我没有使用理性、数学或世界地图（mappaemundi）”^[4]，但是他多次提到了地图的影响力，由此清晰地表明，这一论断应当被谨慎对待。他为他穿越大西洋的航行而对地球仪进行的研究，同样很好地被证明不仅仅是一个传说^[5]，并且与纽伦堡的马丁·贝海姆联系起来的著名的球仪，可能是服务于探险家的目的的这类人工制品的一个例子。哥伦布因而可以被认为合理地使用了推测的地图：展示一种推测。约翰·卡伯特也是如此。因此，据说，费迪南德·麦哲伦也确实如此^[6]。在一次真实的旅行中，去遵循作为一种指南的推测的地图，似乎是错误的。然而，那就是哥伦布所做的。在1492年9月25日和10月6日，他和马丁·阿隆索·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一起对他在圣玛丽亚（Santa María）号上携带的地图进行了至少两次检查。哥伦布毫不怀疑，他的事业被引导到“就目前已知的情况而言，从来没有航行过的海洋”^[7]。然而，他充分信任他携带的针对这一目的的航海图，以至于基于航海图的力量，改变他的航线^[8]。当他穿过一个地图诱导他预言存在丰富岛屿的大西洋的一个区域的时候，他并未将他未能证实的那些预言归因于地图上的缺陷，而是归因于糟糕的运气和无法及远的观察。这些事实引发了人们对哥伦布地图应该描绘的内容的大量好奇心^[9]；它们甚至支持了这样一种猜测，即他只是重新执行了一位未知前任的航行。哥伦布的描述文本仅仅支持了一种最为中立的结论；这是一幅推测性的地图，类似于这一时期很多推测性的大西洋的航海图那样，其显示了大量传说中的岛屿，并且包括提到了西班古（Cipangu），或者至少给予哥伦布和平松一些理由去相信，在他们越洋航行的晚期，他们已经驶过了传说中的土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