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成套的被绘制的地图^[1]

在现代早期，使用地图去装饰私人和公共建筑在欧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自15世纪之后，各种类型和材料的地图——绘制和印刷的；大型的和小型的；对世界、大陆、区域、城市、港口和花园予以了说明的——主要在国王和教皇的会客厅中、在政府的接见室中，以及在学者和商人的书房中展示出来。展示地图的爱好可以与对新发现的普遍兴趣、印刷地图日益增长的可获性，以及在诸如学习古典作品、商品运费的计算、阅读《圣经》以及与管理国家等各种不同活动中地图使用的增加联系起来。然而，一些经过培养而有着对地图的罕见激情的老道主顾，并不是简单地在张挂之前存在的地图，而是为了他们宫殿中特定的房间而委托绘制地图。这些绘本地图的选择通常在彼此之间，以及在与诸如寓意、宗教场景、历史事件等非制图学图像之间有高度的内在关联，由此它们被认为是一套的，即作为围绕一个中心主题被组织在一起的有内在一致性的一系列图像。对这些被绘制的地图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与制作它们的环境、它们最初的位置以及它们顾客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有关。通过与其他符号形式，尤其是通过与环绕在它们周围的非制图学图像的交互作用，这些成套地图成为建构政治合法性、宗教至上或者普遍知识的首要工具（在附录32.1按照它们最初的位置对主要的成套地图进行了归纳和描述）。

伯克哈特（Burckhardt）发现绘画地图如此流行，以至于他将制图学图像归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一类^[2]。然而，传统上，成套的绘画地图被认为仅仅是制图学的异类，因为它们殊难反映一个区域最为先进的地图学知识，并且从未对新土地和贸易路线的发现做出过贡献。近来，长期沦为地图学史边缘的成套绘画地图，作为精致的艺术作品获得了突出地位，启迪我们来谈谈文艺复兴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制图学图像。

古代的谱系

文艺复兴时期对成套绘画地图的创造，是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的一个较为长期的传统的组成部分，即喜好在修道院的图书馆、统治者的接待室或者教皇的餐厅中展示包罗万象的世界地图。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者和地图制作者，倾向于切断与这种中世纪传统的联系，宁愿采纳地图展示的古代的而非中世纪的模式。他们从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那里获悉，提比略皇帝（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us）通过公开展示一幅岛屿形状的地图来庆祝他对撒丁岛的征服，其上标注了罗马征服的战役。他们从兵法权威埃利亚努斯（Aelian）的作品中读懂了，苏格拉底（Socrates）使用地图传授关于世俗事务的相对性的道德训教，并且他们从令人尊崇的普林尼处知晓，地图和城市景观在古罗马时期被用于装饰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3]。

普林尼赞扬了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的画家卢底乌斯（Ludius），因为他引入了“在墙壁上绘制图画”，以及“用海边城市景观画装饰一个露台的风尚，由此产生了非常宜人的效果，且花费九牛一毛”^[4]。普林尼还记述了一幅现在已经散佚的由阿格里帕（Agrippa）绘制的罗马世界的地图，奥古斯都将这幅地图布置在了拉塔大道（Via Lata）的柱廊上。他还对罗马的地形进行了详细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爱好者和地图绘制者必然使用其来解读《罗马城图志》（“Forma urbis Romae”），这是一幅在公元203年和208年之间雕刻的大理石地图，最初展示在一间附属于罗马和平神庙（Temple of Peace）的房间中^[5]。《罗马城图志》的残片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被不断披露出来，表明一幅地图的巨大与其描述内容的丰富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罗马城图志》的巨幅尺寸和规模使其得以包括非常多的细节：城市的区划；街道的走向及其名称；纪念性建筑和建筑的位置、名称、功能和高度。尽管其仅仅绘制了罗马城，但《罗马城图志》是用耐用材料制作的用于公开展示的巨幅地图的最为权威的证据。

受到这一罗马传统的激励，并且希望能超越这一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者将这一展示单幅地图的古代传统转化为一种地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尚。为了发挥普林尼的思想，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推荐使用地图作为壁画装饰以进行教导或者获得愉悦。保罗·科尔泰西（Paolo Cortesi）将地图壁画看成尤其适合主教居所的装饰品。16世纪晚期，乔瓦尼·巴蒂斯塔·亚美尼尼（Giovanni Battista Armenini）和加布里埃尔·帕莱奥蒂（Gabriele Paleotti）复述了早期艺术理论家的论点，表明地图学壁画的魅力依然活跃于后特伦托会议（post-Tridentine）的欧洲^[6]。约翰·迪伊（John Dee）使得使用地图装饰的时尚为英格兰所知，并且说，“某些人，为了美化他们的大厅、会客室、接待室、走廊、书房或图书馆……喜欢、爱好、获得并且使用地图、航海图以及地球仪”^[7]。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普遍存在的对地图的公开展示，不仅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绘制的成就，而且表明了通过在现代宫殿中再现古代内景的方式来效仿卢底乌斯艺术的愿望。

墙壁地图

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是专为墙壁展示而构思的。其中一些被绘制在了装饰板或者画布上；另一些则被编织成挂毯或者结合为马赛克图案。然而，最多的却是被印刷在粘贴在一起的多分幅的纸张之上，以获得被绘制的领土的一种具有一致性的图像。这些印刷的墙壁地图是铜版雕版和木版的杰作，规模宏大，往往通过发挥印刷的最大能力对一个区域给予了最为详细的呈现。它们图像线条的精美、设计的准确性以及字符的清晰，大大便利了对被绘制于地图之上的空间的理解，同时其大比例尺便于包含大量的地理特征和注记。

截止到16世纪，存在将近1500幅墙壁地图，每幅大约2×3米。这些包括了如雅各布·德巴尔巴里的威尼斯景观（1500年）、贾科莫·加斯塔尔迪的世界地图（1561年）、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欧洲地图（1554年和1572年）和世界地图（1569年）以及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非洲地图（1564年）和世界地图（1569）等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绘制的标志性作品^[8]。尽管这样的事实，即这一数量巨大的印刷的墙壁地图中只有少量例证保存了下来，但是同时代的回忆录、通信和财产目录提供了它们被广泛使用的间接证据。帝国宫廷的访问者报告，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在他的私人房间中悬挂有大量的地图，而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装饰他在埃斯科里亚尔的王宫觐见室，使用的是70幅1578年版的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中的地图，同时他的餐厅则用动物、植物和现代花园的印刷品装饰^[9]。法兰西亨利四世（Henri Ⅳ）用大型的世界地图、海洋地图和法兰西地图装饰卢浮宫，以向他的拜访者传达法兰西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10]。英国国王在白厅（Whitehall）的私人画廊（Privy Gallery）、格林尼治（Greenwich）走廊的休息室以及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的长廊（Long Gallery），在中世纪的世界地图旁并列悬挂现代的地图；在18世纪初，丹麦的乔治（George）亲王同样用地图装饰他在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私人住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