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萨伏依公国的制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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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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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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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萨伏依公国的制图学[1]

15世纪和16世纪

今天,通过皮埃蒙特(Piedmont)进入意大利,并且中途停留在整个现代时期作为专制国家首都的都灵的外国来访者,可能会惊奇地看到,除了仅存的大教堂相当僵硬而严肃的立面,宫殿的建筑和布局毫无文艺复兴时期模式的痕迹,而这种模式对其他意大利城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应当开始在那个问题上疑惑,即这个城市是否通过某种方式根除了它自己过往的全部。然而,如果这些好奇的旅行者然后迈进包含有古老的萨伏依王室(House of Savoy)宫廷档案的宫殿的巴洛克式的大门,并且在那里研究王朝疆域的地图,那么,他们会发现另外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萨伏依的制图学透露出与都灵本身城市肌理相似的一种“缺失”。事实上,略微有些过于简化的说法就是,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概念,在用于解释都灵及其曾经统治过的区域的历史中的作用极小。城市中仅有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的痕迹是宗教建筑而不是市民建筑,其原因在于国家在16世纪下半叶仍然是一个脆弱的实体——但正是在这些年中,文艺复兴正在诞生其最为丰硕的成果。同样,中央政治权力十分弱小,这解释了16世纪和17世纪萨伏依公国制图学中的某些重要特点。

专制主义国家,通常被认为萌芽于15世纪中期前后,无疑在现代地图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急于强调地理发现中的大航海所起到的作用时,传统的编年史同样经常忽略了政治制度所发挥的作用。这样的航行无疑是关键因素,但在一种更为复杂和微妙的故事中,它们应当被认为只是一个因素。只是在最近15年或20多年中——多亏不同的学者对于意大利诸国制图学的探究——这一传统的焦点已经从作为最终产品的地图移开,并且向在创造地图学呈现中发挥作用的制作过程转移。这样一种焦点的转移需要考虑到地图制作的文化和制度性背景,同时理解地图学和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关键就是将制图学家作为职业人士进行研究。他们是如何选择他们职业的?对于他们的职业活动施加了哪些控制?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流通的?

这种从背景入手研究由萨伏依王室统治的国家的制图学史的方法,最早在大致20年前被采用,并且注意力集中在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在其被采用之前,皮埃蒙特的制图学史是相当缺乏实践和非系统的;其只不过是一种对地方成就的颂扬,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冒着扭曲整幅图景的风险而关注于“大”人物。而且,仅仅对专题进行了部分的探索,同时这些主题未能被整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理所当然地认为,萨伏依处于航海所导致的地图学的边缘,以及处于其他意大利城市中的制图学家正在为世界精心描绘一幅图像这种文艺复兴方式的边缘。最终结果就是对预先限定的解释范畴的运用,而这些导致研究者对正在研究的东西视而不见。为了纠正这一误解,制图学的历史研究现在意图重建历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故事汇编,而是作为一种单一且原创的整体。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检查在制图学产品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并且不仅仅调查单幅地图中的“沉默”,而且研究那些将皮埃蒙特制图学史与其他地方的制图学史区别开来的差距。这方面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出发点就是对背景和编年史进行研究。

我们无法忽视萨伏依的阿梅代奥八世(Amedeo Ⅷ,1397—1434年在位)为了将意大利西北地区的各个领土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而进行的诸多努力,为了便利起见,我们将这些地区简称为皮埃蒙特。他的难以捉摸的外交谈判和有大量文献证明的立法措施显然是由一个目的所激发的:集权以及建构一个现代的国家,使其可以同米兰公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一起在意大利北部的地缘政治的棋盘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他的计划只经历了短暂的成功,因为他的成就部分被他的后继者浪费,部分由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所剥夺,后者决定重申米兰的主导地位。

如果阿梅代奥八世的国家成为一个巩固的政治实体,那么非常可能的是皮埃蒙特制图学史应当会是相当不同的。但是,在他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皮埃蒙特统治王朝的地位持续衰落并且区域自身变成由法国、西班牙军队占据的战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用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冷酷的话来说[2]

对这些事件的简单勾勒有利于解释,为什么文艺复兴“略过了”都灵和皮埃蒙特——或者,换一种方式,为什么这一区域在一个世纪之后才有它的“文艺复兴”。最近的研究显示,这一由萨伏依的埃马努埃尔·菲利贝托(Emanuele Filiberto)开始的时期——在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西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之后——如何可以被作为萨伏依国家制图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明确区分两个时期之间的一座分水岭。

对某一自身区域的各种制图学呈现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文艺复兴的成就之一,同时,它们在这里的缺乏并不令人惊奇。当时“皮埃蒙特”这个术语,并不太常用于自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时代之后属于意大利分区中的伦巴第西部附属部分这样一个区域。因此,对我们现在所称为的皮埃蒙特的描绘,要到各种意大利总图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是,到那些包含在托勒密《地理学指南》各种版本中的地图上去找[3]。皮埃蒙特区域最早的印刷地图是在马泰奥·帕加诺的作坊中于1538—1539年制作的[4]。这与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坐下来商谈他们各自在皮埃蒙特的利益范围是在同一年,但这个年份并不是一个巧合。萨伏依国家的危机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一区域成为烦扰欧洲宫廷的一个问题,并且由于其开始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因此,还开始成为地图绘制的一个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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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伍德沃德,成一农.地图学史.第三卷.第一分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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