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托和伦巴第的国家、制图学和领土^[1]

如果我们要解释，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西欧，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制图学家是最具创新性的和成果最为丰硕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答案，而不是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兴起而提出通常的总体性的文化解释。取而代之，我们不得不将地图的作用考虑为，代表了领土控制方面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无疑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往的地图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即使它们通常有颂扬的作用），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用于表达一种对于世界的知识掌握；它们是领土行为的工具，并且促成了一种与环境的新关系。

从这一视角考虑，明确的是，为什么在波河流域，制图学的发展如此之早。居住在这一区域的社会群体正在执行复杂的和详细的以及需要类似复杂性的智力手段的领土工程。这类手段中最为重要的是地图。米兰、威尼斯、曼图亚、帕尔马和费拉拉是强有力的城市国家，其国家机器不得不满足超出于生存的更多的社会期望，以及不得不满足一个希望国家去贯彻提高生产力的领土转型战略的社会。并不是巧合的是，威尼斯——一座在土地和海洋之间寻求不稳定平衡的城市——理应将其最为重要一些技术的专门知识用于对自然环境的掌握和管理，并且开创了地理地图的大规模生产。城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去获得其复杂和变化的领土的广泛知识。与此同时，在其领土上的以及在其统治的海外领地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使得威尼斯能够采用有远见的长期战略。文艺复兴时期的波河流域地图绘制的作用，与国家的组织、政治结构的问题，以及与一个国家控制其履行主权的领土的能力息息相关。由于制图学所扮演的既有角色，因此值得将其视为基于制图学解释的研究而产生的新理论方法的试验场。

过去十年，我们已经见识过在地图的研究方面使用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批评方法，其中没有一种是地图学史可以忽略的。这已经导致了对地图的双重性质的重新发现：作为揭示某一特定社会建构其自身有关领土的专门知识领域的方式，和作为一种允许那种领土知识的流通，并且也能够在那种交流过程中为了影响解释者而发挥独立作用的交流工具。

如果这一理论方法成立的话，我们可以断言，通过对地图语言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其在社会的中介作用，通过它，领土被得以认识和组织^[2]。更为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坚信，地图是人们为了从一种语言学观点构建世界而对现实进行智力占有的证据^[3]。一幅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编码——从此以后分别称为“标志符”（designators）和“名称替代符”（denominative surrogates）——用于将经验世界组织为有序的知识^[4]。结合了标志符和替代符的符号形象就是图标，即一种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独立性的自成体系的单位。

我正在声称的是，图符的作用就是遵照最初由制图学家采用的信息行事，并且通过自指机制，将信息转化为在制图学呈现中被直接创造的某些东西。因而，地图不仅仅是一种领土的“符号中介”；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符号运算符”，它将一种世界的特定构造即地图学的特定构造，表示为现实和社会之间的交界区域。简言之，通过地图传递的信息可以代替现实，因为它使解释者设想，由此产生的认知实例是值得注意的，与此同时，通过提出这类实例是附属于领土的，因而它们提供了社会行为的信息^[5]。

因而，我们可以理解，本章的目的就是通过理论的一致性将地理地图解构、消除、重塑为一个强有力的系统，威尼斯和伦巴第社会借此创造了一种与领土的复杂关系。这就是我不会通过对其采取分批分析的方式来提及意大利东北部所生产的地图，以及我不会考虑所有的类型和它们的历史变革的原因。我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些例证强调社会与这个产生了多样化语言的区域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一种只能通过考虑“领土化”过程与地图之间深层次关系来理解的一种联系，或者不妨说是前者的一个特定方面——命名——以及后者对其的影响^[6]。

被分析的区域有意大利东北部[今天的伦巴第、威尼托、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Friuli-Venezia Giulia）、特伦蒂诺-上阿迪杰（Trentino-Alto Adige）和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等大区]（参见图35.1），这一带各个重要公国（米兰、曼图亚和威尼斯公国共和国）的存在，意味着存在大量不同的制图学中心，但是与此同时，这趋向于鼓励了呈现的地图学语言中的不一致，而这种呈现的地图学语言所保持的特殊性与制作地图的政治环境有关。实际上，区域的地图学产品有一种分层发展，以满足不同的政治需求。这反映在了本章的组织方式上：一方面，聚焦于某些公国，而不是其他的公国^[7]；另一方面，仅仅分析某些地图学类别。

图35.1 意大利东北部的参考图

因而，我将威尼斯置于我论述的核心位置。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时期内，威尼斯对之前提到区域中的大部分行使管辖权，于是对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行政结构的发展以及对那一结构中地图学的成就进行一番讨论，将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大区的组织核心。而且，威尼斯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该市早就设立了负责领土资源管理的各种机构——而这些机构一直使用地理地图。尤其关注于绘制水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地图——部分因为城市本身的位置，部分原因是威尼斯的生存和经济活力依赖于对这两种陆地资源的管理。

就有关的地图类型的选择而言，其中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就是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利益有关的类型。地图不仅仅被用于表明对于堡垒和防御的需要，而且被用于规划它们的建造。本章的一部分将讨论这类军事地图，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地图学发挥了如下作用：作为权力的一种符号表达，以及作为军事策略的一种实用工具。

为了使我们关于国家地图的图景更为完整，我还将考虑“地形”地图——主要目的在于对一块领土进行总体描述的地图。这类地图试图在总体上提供对领土的一种客观重建，并且它们展示——甚至比正在讨论的其他地图更为清晰——关于领土的专门知识是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

当国家是领土主要的管理者的时候，还存在其他机构——例如教会——也在某些地区发挥着对领土的管理和组织作用。例如，在伦巴第，米兰主教教区的教区长辖区（pievi，扩展的乡村教区）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地图学类型，由描绘了主教进行教牧巡视的路线的地图构成。我将要检查这些地图，并且显示它们是如何通过建立某些特定参考点，提供了一种被绘制的领土的特定图景的。

就被讨论的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彼此采用的地图而言，如果我们将要更为准确地追溯它们的演变，那么需要准确地确定时间。这一演变在地图绘制的总体背景下进行观察的话将比较清楚——也就是说，将其置于与各种地图学的学派和新类型的关系中，以及置于与作为之后18世纪地图发展的先驱的地图学类型的产生的关系中来观察。

国家与地图学

接近15世纪中期，意大利东北部分裂为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公国、曼图亚公国、埃斯特公国和特伦托公国（图35.2）。一个世纪后，这一领土进一步分裂为萨伏依公国、帕尔马公国和热那亚共和国等新的政治实体。然而，分裂为小的政治实体并没有排除各国之间在知识和技术，以及书籍、知识分子、工匠方面的交流。然而，每个国家采纳这些外部影响以满足它自己的特定需要也是事实。从来没有产品按照它来到该地区时的样貌被接受，而是被按照个别需求加以修改——并且正因为如此，我们拥有的文献就反映了特定的地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