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现代早期那不勒斯王国的地图学^[1]

在书写现代早期那不勒斯王国地图学史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大量的“缺失”：存在只流通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的地图，或者只流通于非常有限的人群中的地图，那些被遗忘或者佚失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地图，以及从未完成或者从未被印刷的地图。同时无论这种缺失是有意为之还是相关作品的内在特征，但这是意大利南部从16世纪初直至1734年（在这一那不勒斯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中诞生了独立的政府）所遭受的文化和政治从属地位的表现。本章所涵盖的时间从1443年阿拉贡王朝（House of Aragon）的阿方索五世（Alfonso Ⅴ）建立两西西里（Two Sicilies）王国开始，延续至从1504年至17世纪中期在西班牙总督统治下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结束的时间与1648年的反对西班牙的暴动完全同时，而这场暴动对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与“沉默”和“秘密”一起，之前提到的缺失，为对那不勒斯地图学观念方面的调查提供了成果丰富的领域。哈利评论到：“地图的缺乏和地图的存在一样，正是一个探究的领域”^[2]，同时这一评价不仅可以涵盖单幅地图，而且可以涵盖特定社会或者特定时期所有绘制的地图。甚至在最近的历史时期中发生的这类缺失，揭示了地图学知识的范围（在数量和质量意义上）并不是简单地依赖于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期待和压力在这里发挥作用。同时尽管所有这些都含有一种政治要素（如同哈利指出的，它们包含了一种对于“维护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关注）^[3]，它们还是可以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被看成依赖于机构的性质、依赖于占优势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甚至依赖于每一个社会都会发展的精神地图学。为了超越这些模糊的初步考虑，并给出一个明确的例子，我们可以证实，在超过四个世纪的时间中，那不勒斯的地图学对于边界问题以及对“幸福的坎帕尼亚”（Campania Felix）区域的呈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强调。实际上，地图学的这些分支的方方面面将最终成为那不勒斯地图学持久的——元史学的——特征。然而，一种完全从政治—经济方面进行的解读并没有为这一现象提供一种充分的解释；显然，与集体想象和精神有关的因素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4]。

尽管附属国和政治依附是那不勒斯地图学中缺失状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更为紧密地与地理和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作为这些因素的一个例子，我们应当考虑意大利南部聚落的模式，那里的城镇在领土上星罗棋布，但是缺乏作为和谐发展的核心的联系和相互联络^[5]。这种聚落模式的结果就是一系列封闭的经济体，有内地不发达的贸易和商业以及依赖于小吨位船只的沿海贸易。与这种碎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地图学知识非常不均衡的发展；覆盖面很差，同时，这个时期的地图学家对某些主题或地理区域特别关注或偏爱。

我已经提到了对于边界问题以及对于描述那波勒斯区域本身的关注；那不勒斯地图学的典型特征进一步的例证就是对某些堡垒战略方面的兴趣和对于特定轴线，例如区域的主要小路（tratturi，羊肠道）或者王家运河（regi lagni，人工建造的水渠，用来排干填海地区的水）的基于经济行政角度的关注。对于在马德里（Madrid）、那不勒斯、巴黎、锡曼卡斯（Simancas）和维也纳（Vienna）发现的意大利南部的图像和地图汇编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按照地点和时期的不同，图像存在的各方面的差异^[6]。被涵盖的主题几乎都属于之前提到的那些，但是并未揭示存在一种持续的研究，而基本是基于偶尔关注的暂时的发展。每部作品似乎都与一些特定的事件相关——并且似乎存在于一种地图学的真空中。

当我们关注印刷作品的时候，地图学图像或其他图示的稀缺变得甚至更为令人震惊，与对于普通人而言几乎一无所知的绘本地图相比，印刷作品自然而然对于后续的产品和普通地理学有更大的影响：印刷地图可以很容易超越最初委托绘制它们的宫廷或者封地的有限圈子，因而成为传播国家大小和力量的图像的主要方式之一（实际上，地图学可以提供现代国家的一幅地图或者一种象征，在其中作为整体的民众可以自认为是一个集体中的一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强调一个至今尚未被注意到的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16世纪末之前，在那不勒斯并不存在印刷或者雕版的地形或者地理地图或者城市景观^[7]。所有较老的与意大利南部有关的地理航海图、地图和城市景观都是在王国以外印刷的。

那不勒斯阿拉贡宫廷的天文学和测地学

欧洲制图学的复兴与15世纪期间现代国家的产生是同步的。或者正如赖德（Ryder）推测的那样，最早的欧洲国家“可能是最早显示出许多被历史学家贴上了‘现代’标签的那些特征的国家”^[8]，到15世纪中期为止，那不勒斯王国享有有利于发展现代制图学以及发展可以用于领土和地理测量的现代技术的环境。不幸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过程并没有在一个国家的形成以及在作为一个国家的集体的自我认同中达到顶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之间持续存在广泛的斗争，君主无法削弱他们的权力，因为他自己忙于要在他的王国内外打仗。对于王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存在的最后一击是15世纪末的政治动荡的结果，这种动荡剥夺了大量意大利国家的自治政府。然而，当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在1443年登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王位的时候，建立意大利南部单一国家的基础已经奠定，并将其作为“阿拉贡王国政府统治下的国家联盟”的组成部分（关于一幅参考地图，参见图37.1）^[9]。

图37.1 意大利南部参考地图

阿拉贡宫廷鼓励科学和地理研究，如同我们可以从国王自己内容丰富的图书馆以及从王国财政部的各种收据中看到的那样，这些收据上登记了因向微图画家和宇宙志学者委托绘制地理图而支付的费用^[10]。此外，宫廷要获得——和控制——关于它管辖下领土的更好知识的决心，被显示在行政机关改革和国家机器的改造中。1444年，建立了王家简易审判庭（Regia Camera della Sommaria，Royal Chamber of Summary Justice），随后是1447年建立的畜牧税办公室（Dogana delle Pecore）以及在1467年，阿方索养子费兰特（Ferrante）采取的关于建立土地登记和土地所有权评估的措施，其涉及“我们自己的领土以及所有男爵和教会的财产”^[11]。阿方索和他的继承人费兰特同样渴望提升在那不勒斯王国境内的调查条件。当博尔索·德斯特（Borso d’Este）在1444年访问那不勒斯，旨在将阿方索的私生女带到费拉拉（Ferrara）[在那里她与博尔索的兄弟廖内洛·德斯特（Lionello d’Este）结婚]时，编纂了所谓的“1444年那不勒斯城描述和王国统计”（Descrizione della città di Napoli e statistica del Regno del 1444），作为两西西里的新国王可以呈献给埃斯特王室的一种名片（尽管并不清楚是谁委托了这一组作品以及原因）^[12]。这一文献赋予阿拉贡国王判断与他在一年前刚刚征服的广大领土有关的现存信息的贫乏的第一次机会，并且因而其成为大量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显然，在领土扩展方面更有野心的项目——例如埃斯特（Este）提出的他们和阿方索在菲利波·玛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去世时接管公国的提议——如果没有关于自己王国的全面信息的话，那么这些项目甚至无法被考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