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的地图学^[1]

导言

关于葡萄牙地图学的研究，大部分主要集中于15世纪和16世纪大范围的海外扩张对航海图制作、海上天文航行以及地图制作的贡献。那一时期，对在那些活动中葡萄牙的重要性起到影响的因素是复杂的^[2]。例如，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面对北大西洋，但葡萄牙的这种地理位置无法完全解释其获得的成功。其他国家有更多和更好的港口，以及参与海上活动的更多的人口比例。但是从13世纪之后，葡萄牙政治上的统一；从一系列授予其发现、征服和商业垄断的教皇教令中获得的支持，还有来自西非的用于支持这些活动的黄金和奴隶；以及关于大西洋中风向和水流、船只设计、航海图制作以及航海的技术知识，都对16世纪上半期葡萄牙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做出了贡献。

葡萄牙航海图制作活动的声望掩盖了对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人进行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陆地地图制作的研究。在文献中，“航海”图通常包括在葡萄牙海外领土进行的调查以及区域和城市地图。不仅来自这一时期的很多葡萄牙的陆地地图保存下来，而且对此进行的少量研究中的大部分更感兴趣于在葡萄牙的调查中寻找技术创新，而不是解释地图作为文化和政治档案的作用。

航海图的相对重要性被反映在了权威的6卷本的《葡萄牙地图学的成就》（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PMC）中，其是由阿曼多·科尔特桑（Armando Cortesão）和A.特谢拉·达莫塔（A.Teixeira da Mota）制作的，出版于1960年，也就是在“航海者”亨利王子[因方特·多姆·恩里克斯（Infante Dom Henrique）]去世500周年的时候^[3]。该书丰富的描述，尤其关注在葡萄牙地理发现背景中，这些地图的日期和内容，且附带有大型的插图。其在1987年以缩印的形式再次印刷^[4]。该书是15世纪至17世纪末的葡萄牙地图的主要资料，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任何国家的地图学资源而言，最为综合的指南。在主导了葡萄牙地图学的历史编纂40年后，虽然它的一些解释目前正在被修订，但其依然构成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任何详细研究的出发点，并且其影响力可以在本章的各个部分被清晰地看到^[5]。

围绕葡萄牙地图学和探险历史中重要事件的周年纪念，有组织的出版、展览和专题讨论会已经有漫长的历史，PMC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次大规模的和广泛的地图学方面的展览是1903年由里斯本地理学会（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组织的，并且由埃内斯托·德瓦斯康塞洛斯将军（Admiral Ernesto de Vasconcellos）协调，后者已经成为葡萄牙海军的一名水文学者。其目录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6]。1940年，举办了双百周年的庆祝（葡萄牙独立八百周年和恢复独立三百周年），其间举办了很多学术专题研讨会和一次由A.丰托拉·达科斯塔（A.Fontoura da Costa）组织的重要的地图学方面的展览，需要提到的是，科斯塔是一位航海科学方面的历史学家^[7]。1983年，在里斯本召开的第十七届欧洲艺术、科学和文化展览会（ⅩⅤⅡ Exposiçao Europeia de Arte，Ciência e Cultura）期间，向公众呈现了各种关于葡萄牙文化遗产的展览。早期的地图学被呈现在了在热罗尼姆斯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ónimos，在里斯本的贝伦（Belém）]举办的，由特谢拉·达莫塔和路易斯·德阿尔布开克（Luís de Albuquerque）协调的展览中^[8]。在1988—2001年间，全国委员会（Comissao Nacional para）为“纪念葡萄牙的发现”（Comemoraço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CNCDP）组织的各种活动，表明了在葡萄牙发现中发生的关键事件，尤其是巴托洛梅乌·迪亚斯、瓦斯科·达伽马和佩德罗·阿尔瓦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的航行。1994年，作为亨利王子诞生六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第一次主要关注葡萄牙以及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印刷地图学（从16世纪和17世纪之后）的展览，是由波尔图历史档案馆（Arquivo Histórico Municipal do Porto）组织的^[9]。1997年，作为第十七届地图史国际会议（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的一部分，在里斯本和埃武拉（Évora）组织了六次关于早期地图学的展览，并且它们各自的目录由CNCDP进行了出版^[10]。在第二年，作为国际地理联盟1998年区域会议（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s 1998 Regional Conference）“大西洋：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Atlantic：Past，Present and Future）的一部分，组织了另一项大型的涵盖了四个世纪的葡萄牙地图学的展览^[11]。

对葡萄牙地图学的研究已经被与航海科学和地理探索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葡萄牙天文航海史中的一位关键性学者就是数学家路易斯·德阿尔布开克，他工作于一个长期存在的学者传统中，尤其是若阿金·本萨乌德（Joaquim Bensaúde）、卢西亚诺·佩雷拉·达席尔瓦（Luciano Pereira da Silva）、杜阿尔特·莱特（Duarte Leite）、A.丰托拉·达科斯塔和加戈·科蒂尼奥（Gago Coutinho）^[12]。最为重要的初步活动就是国际航海史和水文学会议（Reuniões Internacionais de História da Náutica e da Hidrografia），这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阿尔布开克和马克斯·茹斯托·格德斯（Max Justo Guedes）最初定期在葡萄牙和在巴西组织的科学会议。没有期刊专门致力于葡萄牙早期的地图学。论文出现在大学的期刊（Biblos and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研究中心的出版物（Finisterra和Studia），以及公共或者私人机构的刊物（Cartografia e Cadastro，Revista Militar，Boletim da 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Mare Liberum和Oceanos）中。最为重要的地图学出版物的群体就是热带科学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古地图学研究中心的抽印本和纪念集（Separatas and Memórias of the Centr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今天的古代地图学史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os de História e CartografiaAntiga）]的系列出版物。自1961年之后有大约250种抽印本，以及自1963年之后有超过20多部的纪念集。研究中心中发挥作用的有两个分支机构，一个在里斯本，另外一个在科英布拉，分别由特谢拉·达莫塔和科尔特桑（Cortesão）领导，后来他们的工作由阿尔布开克和玛利亚·埃米莉亚·桑托斯（Maria Emília Santos）延续。

15—17世纪，葡萄牙地图学的历史可能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13]。第一个时期，涵盖了14世纪和15世纪上半叶，是葡萄牙人在大西洋的早期探索应当需要的航海图的起源时期。我们只能使用稀缺的参考资料来重建这一活动。这一工作受到缺乏时间为1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之前的葡萄牙航海图的阻碍，尽管基于葡萄牙人航海的地图确实存在。尤其，来自亨利王子时代的航海图的缺乏，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无法超出如下猜测太远，即亨利作为地图学和航海科学活动的赞助者发挥了作用。

第二个时期，从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至大约1640年，是最为知名的，并且经过了最为充分的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葡萄牙航海图制作者，尤其是赖内尔、奥梅姆和特谢拉等伟大的家族，使得里斯本成为一个正在扩张的世界的重要的地理学和地图学知识的中心。从1580年至1640年，在西班牙统治下的葡萄牙人，在地图学和航海图科学方面，面对着来自西北欧强权，尤其是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竞争。尽管在巴西和非洲有一些原创的地图学，但葡萄牙再也未能恢复其早期的重要性。

1640年，葡萄牙再次获得独立，并且其地图学史第三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军事需要和延续至1668年的与西班牙的战争。关注点迁移到了葡萄牙自身与西班牙的边界，同时，地图学活动主要成为军事工程师的领域。葡萄牙试图再次获得独立以及收复其丧失的部分海外领土的方式之一，就是与第三方建立外交同盟，尤其是与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诸国，后者提供了武器、雇佣兵、工程师、建筑师和地图学家以为葡萄牙服务。

本章分为三个主要的专题部分，按照时间顺序组织。第一个专题部分，处理葡萄牙航海地图学的起源以及早期的发现。第二个部分，分区域叙述葡萄牙海外地图学的活动，在地中海的、沿着大西洋海岸的以及在东方的。最后一个部分涵盖了葡萄牙的地形和区域地图的绘制，其中包括军事地图学（关于一幅参考图，参见图38.1）。

早期的航海地图学

葡萄牙地图学的起源

葡萄牙航海地图学的重要性，尤其是16世纪的，通常使我们忘记了中世纪葡萄牙的宗教世界同样对其地图学作出了贡献。现存最为古老的这一贡献的例证就是一幅形状为卵形的贝亚图斯地图的片段，其被收录在来自科英布拉附近洛尔旺（Lorvão）修道院的“圣约翰的启示录的评注”（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 of Saint John）的一个副本中。其作者可能是一位本笃会的抄写员，名字是埃加斯（Egas），其署名并且将绘本标注时间为1189年。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埃尔库拉诺（Alexandre Herculano）在1853年拯救了这一作品^[14]。幸存至今的中世纪地图学的进一步的残迹就是《世界地图》（mappamundi），其被收录在由弗雷·弗雷·巴尔塔萨·德维拉·弗兰萨（Frei Frei Baltasar de Vila Franca）在14世纪早期制作的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词源学》的一个抄本中。这幅世界地图（mappamundi）是伊西多尔T-O类型的修订版，有着具有特色的亚速海，那里，有趣的是，有人居住的世界，或者被居住的世界，被分成四个部分^[15]。

图38.1 葡萄牙参考地图

这些地图学的文献来源于一种常见的伊比利亚文化，其不仅受到基督教修道院传统的推动，还受到数量相当大的对属于阿拉伯文化的作品的译本的影响，后者，众所周知，保存了大量古典世界文化的遗产。对于这些来源，我们必须补充犹太（Judaic）文化的要素，文艺复兴时期，在葡萄牙对航海科学的贡献中，其所占部分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葡萄牙航海地图学的出现，其背后隐藏着非常实用的问题。

科尔特桑，将他的结论基于葡萄牙在中世纪晚期密集的，早在12世纪就扩展远至北海的航海活动，认为这种航海必然需要伴随着地图学领域的一种平行发展。基于这一推测，科尔特桑将葡萄牙地图学开始的时间标记在了14世纪，尽管同时，他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早在13世纪，葡萄牙就正在制作航海图^[16]。不幸的是，科尔特桑不能为他的理论提出坚实的文献基础，结果他的观点很少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支持。

没有像科尔特桑走的那么远，但我们仍然可以承认，我们通常低估了12、13世纪北欧海船在地中海的存在。存在来自这一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弗里斯兰、弗兰德斯和英格兰的探险的很多证据，他们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海盗、朝圣或者十字军）进入葡萄牙的港口。两个例子足以对此进行展示：“对里斯本的征服”（De expugnatione Lyxbonensi），这是由一位参与了1147年对里斯本袭击的英国人撰写的，还有就是“海上旅行的故事”（Narratio de itinere navali），一位佚名的参与了1189年解放锡尔维什（Silves）的德国人的作品^[17]。这两个文本展示了，到12世纪中期，航海者长期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在航海指南的列表中实体化的。这一信息以及经验的交换毫无疑问在葡萄牙是可行的，但是做出进一步的推测是不谨慎的。我们应当注意到，对航海地图学的起源提出的假设之一就是，最早的波特兰航海图是基于文本的，而这些文本与刚刚提到的那些文本是相似^[18]。热那亚和马略卡是两座通常与这一地图学创新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被提到的港口，尽管某些专家认为这一创新有着葡萄牙的起源^[19]。再次，问题就是对于后一种观点没有文献证据。13世纪的葡萄牙提供了一种有利的环境，且接触到了航海地图学所需的信息是一回事；其实际上产生了地图学是另外一回事。

除了大西洋，大多数历史学家赞成地中海在葡萄牙航海地图学出现中的影响。被经常引用的事件就是1317年热那亚人埃马努埃莱·佩萨尼奥（Emanuele Pessagno）抵达了里斯本。佩萨尼奥前来为迪尼斯国王（King Dinis，1279—1325年在位）服务，与他一起的还有20名他的利古里亚同伴。他来访的官方原因就是改革和现代化葡萄牙的海军^[20]。然而，如同某些作者声称的，可能的是，为了协助完成他的任务，热那亚人把波特兰航海图的一些副本带到了葡萄牙^[21]。将他们的推测建立在这样的猜想之上，一些作者甚至提出，航海图之间的接触导致形成了一个葡萄牙工匠的核心，他们有能力制作或者至少复制类似于同时期在利古里亚制作的那些航海图^[22]。用于反驳这一基于推测的观点有两个证据：第一，没有证据说明，佩萨尼奥或他同时代的人制作了波特兰航海图，并且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认为他们有能力教授这门技艺；第二，知道和使用航海图是一回事情，制作它们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意大利航海图在14世纪抵达了葡萄牙，其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貌似可信，但缺乏文献支持。

到了亨利王子的时代，早期的葡萄牙地图学被与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宫廷的地图制作传统联系了起来。这一基于推测的联系，其主要论据就是假设在15世纪最初的三十年，梅斯特雷·雅科梅·德马略卡（Mestre Jácome de Mallorca）来到了葡萄牙。两位记录了这一事件的编年史作者，杜阿尔特·帕切科·佩雷拉和若昂·德巴罗斯，一致注意到，亨利征募著名的航海图制作者梅斯特雷·雅科梅来提供服务，以将他的技艺教授给葡萄牙人^[23]。从这里，对于某些作者而言，将梅斯特雷·雅科梅抵达葡萄牙的时间作为葡萄牙航海地图学——一种以其涵盖范围扩展超出了地中海区域为假定特点的地图学——产生的时间，并不是太大的一步^[24]。

科尔特桑和莱特都反对对于事件的这种解释。前者确实如此，因为，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相信在梅斯特雷·雅科梅抵达的时间之前，就存在一种真正的葡萄牙的地图学；而且，对于科尔特桑而言，马略卡人出现在葡萄牙可以通过推定的他对非洲内陆的知识和他在制造航海仪器方面的专长，而不是他作为地图制作者的技能来解释^[25]。莱特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讨论，不相信梅斯特雷·雅科梅对葡萄牙地图学的影响，甚至质疑马略卡人是否曾经为亨利王子服务。他将他的观点基于证明在葡萄牙存在马略卡地图学家的同时代文献的缺乏，以及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他的名字在官方编年史家戈梅斯·埃亚内斯·德祖拉拉（Gomes Eanes de Zurara）的记录中没有提到，还基于推测的亨利王子对加泰罗尼亚—马略卡地图学的无知^[26]。

后来的历史学家修改了莱特的怀疑。一份1427年的文献，这是莱特没有意识到的，证明了存在一位生活在里斯本附近的阿尔韦卡（Alverca）的“梅斯特雷·雅科梅”^[27]。不幸的是，这一文献没有给出这位雅科梅的职业活动的更多细节，由此使这一文献失去了作为决定性证据的可能。还存在一些关于梅斯特雷·雅科梅真实身份的讨论。雷帕拉斯·鲁伊斯（Reparaz Ruiz），将他的论证建立在利亚夫雷斯（Llabrés）的研究上^[28]，总结到，被帕切科和巴罗斯引用的马略卡人应当就是著名的地图学家若姆·里贝斯[Jaume Ribes，贾夫达·克莱斯克斯（Jafuda Cresques）的基督教化的名字]，其被认为在1420—1427年间的某一时间抵达了葡萄牙^[29]。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直至马略卡历史学家列拉·桑斯（Rierai Sans）提出了证明里贝斯在1410年之前就去世的一系列文献^[30]。

列拉·桑斯的结论最初似乎被用来支持莱特的怀疑，以及他拒绝承认的任何加泰罗尼亚—马略卡对葡萄牙地图学出现的影响。然而，将梅斯特雷·雅科梅认为就是里贝斯似乎确实存在问题，但与此同时，依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质疑帕切科·佩雷拉和巴罗斯的证词的准确性。相当可能就是，一位马略卡地图学家，无论他叫什么，在15世纪的前三十年来到了葡萄牙。支持这一假说的一个最终的间接线索就是现存最早的葡萄牙航海图与那些加泰罗尼亚—马略卡传统的航海图之间风格上的姻亲关系，例如，这是可以在1492年由若热·德阿吉亚尔（Jorge de Aguiar）绘制的航海图（图38.2）中可以看到的事实。

然而，关于葡萄牙地图学的起源，除了它借鉴了各种异质文化之外，不存在确定的结论。缺乏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的葡萄牙地图，使得我们无法以任何准确程度来确定葡萄牙地图学开始的时间。然而，从15世纪上半叶开始，在亨利王子生活的期间，我们找到了提到在葡萄牙制作的地图的最早文献。

图38.2 若热·德阿吉亚尔制作的有署名和日期的非洲海岸的航海图，1492年

文献证据

现存最早的明确提到真正的葡萄牙地图的文献被发现在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的探险的背景中，博哈多尔角在1434年被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环绕。一幅1443年8月由佩德罗王子（Prince Pedro）在佩内拉（Penela）发布的航海图，提供了缺乏关于这一区域的知识的证据，并且提供了这些南方土地在同时代的地图学中往往是以误导的形式被描绘的证据；而当时，佩德罗王子依然扮演着年轻的国王阿丰索五世的摄政者的角色。由于这一原因，按照同一份文献，亨利王子派出了很多船只向南航行，且带着绘制一幅他们发现的海岸线的航海图（carta de marear）的任务^[31]。

相同的背景也被“几内亚编年史”（Crónica dos feitos da Guiné）中的段落所揭示，其是由戈梅斯·埃亚内斯·德祖拉拉撰写的，大致完成于1453年前后，但是在1460年之后被修订增补^[32]。在其中一个段落中，祖拉拉大篇幅地重复了在佩内拉的皇家航海图中表达的思想^[33]。在另外一个段落中，我们读到，亨利王子委托了新的航海图，并且，奇怪的是，规定这种航海图应当包括对水深和沙岸的说明，这是一个似乎不太可能有着那么早的时间的细节^[34]。无论如何，重点就是我们已经有在15世纪中期之前的对葡萄牙航海图的多次提及。

韦尔兰当（Verlinden）试图将这一地图学活动的开始以某些准确度确定下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详细检查了之前提到的文献形成的背景，结论就是葡萄牙地图学开始于1443年。韦尔兰当坚持一个准确的时间，同样导致他强调，没有理由相信葡萄的航海图应当存在于更早的时间^[35]。尽管有葡萄牙人在1443年制作了航海图的这一文献证据，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航海图是最早的^[36]。实际上，在1435年的巴塞尔议会上针对葡萄牙的陈述中，布尔戈斯（Burgos）主教阿方索·德卡塔赫纳（Alfonso de Cartagena），提到了一幅航海图，其是由葡萄牙代表作为证据展示的，即加那利群岛距离葡萄牙要比卡斯蒂尔更近^[37]。韦尔兰当知道这一文献，但相信提到的地图并不是葡萄牙人的，而是一幅来源于意大利或马略卡的波特兰航海图^[38]。然而，他的这一判断缺乏坚实的证据。从阿方索·德卡塔赫纳的粗略描述来看，更可能的是，涉及的地图是托勒密式的^[39]。然后，再次，我们无法排除这样的假设，即航海图确实是由葡萄牙人绘制的，就像科尔特桑坚持的那样^[40]。在确定葡萄牙航海地图学开始的具体时间方面我们不应当太苛责。将我们自己限制在对韦尔兰当论断的一个带有保留的赞同上应当是更为谨慎的，大概就是，可用的文献材料说明最早的葡萄牙航海图是在1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制作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现了亚速尔群岛，由此确认了中世纪以来流传的关于群岛的模糊报道。一些作者相信，这一事件，类似于沿着非洲海岸向下的劫掠，必然会被葡萄牙当局在定期修订的标准航海图（cartas padrões）中记录下来^[41]。事实可能是如此，但我们缺乏来自这一时期的文献证据来确认它。实际上，自15世纪上半叶保存下来的所有地图学作品，在其中有大西洋上的岛屿和非洲海岸的，都来源于意大利或马略卡。然而，一些作者对这些航海图进行了分析，试图展示地中海地图学家将他们的作品基于葡萄牙地图学的原型^[42]。他们的分析产生了一个广泛的来源于葡萄牙的地名资料库，但是其并没有展示所讨论的信息必然来源于地图学材料。对于一位经验的地图学者而言，详细的航海指南的列表，对于让他以航海图的形式记录发现的进展是足够充分的；且这样的列表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并且比地图更为容易获得。唯一明确提到使用了葡萄牙航海图的地图学文献就是来自大约1459年的弗拉·毛罗的世界地图（mappamundi）^[43]。然而，奇怪的是，这幅世界地图（mappamundi）描绘非洲海岸线的传统方法[从雷德角（Red Cape）向南]说明，如果弗拉·毛罗手中确实掌握有同时代的葡萄牙地图的话，那么他在进行描绘时没有将它们作为模板。

档案文献表明葡萄牙地图在15世纪后半叶突然大量增加。除了弗拉·毛罗的证词之外，我们通过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知道，伊莎贝尔·佩雷斯特雷洛（Isabel Perestrello），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岳母，给了她的女婿一些“用于辅助航海的作品和绘画”，这些之前是属于她的丈夫巴托洛梅乌·佩雷斯特雷洛（Bartolomeu Perestrello）的^[44]。按照科尔特桑的观点，这些“绘画”极为可能是来源于葡萄牙的航海图^[45]。另外一个涉及哥伦布的故事发生在若昂二世（João Ⅱ）的宫廷中，当巴托洛梅乌·迪亚斯从他于1487—1488年航行至非洲最南端的航行返回的时候。按照一段由热那亚航海者在他的皮埃尔·德阿伊《世界宝鉴》副本上的注释，哥伦布出现了，当迪亚斯向国王展示了一幅他自己绘制的描绘了所有新发现的岛屿的《航海图》（carta navigacionis）的时候^[46]。这一证据提供了确证，即在某一时间点，葡萄牙航海者开始绘制他们航行的地图学意义上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