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航海地图学^[1]

至少在大致轮廓方面，西班牙航海地图学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已经从各方面对大部分保存下来的航海图进行了讨论，其基本的制度结构，以及那些为航海图提供了地理信息的探险好像也是如此。在本章中，我没有尝试重复近年的里卡多·塞雷索·马丁内斯（Ricardo Cerezo Martínez）或玛丽亚·路易莎·马丁-梅拉斯（María Luisa Martín-Merás）的工作，尽管我当然非常倚重他们的研究^[2]。不幸的是，除了对航海地图学的一般介绍之外，对于那些不能阅读西班牙语的人而言可用的资料非常少^[3]。我所希望去做的就是为西班牙航海图提供一个基于背景的介绍，即在围绕于航海图周围的机构，以及对航海图的构建和使用感兴趣的各种团体的背景下，对航海图进行讨论。在本章中，我尤其关注航海的历史（因为导航员使用了航海图）、宇宙志的历史（因为宇宙志学者制作了它们），以及领土纠纷的历史，还有其他外交要务^[4]。幸运的是，与航海和探险有关的西班牙官僚机构保存了大量记录，而这些记录通常比它们所讨论的航海图保存得要好；这些对于航海图的官僚记录，构成了所有关于西班牙航海地图学的讨论的一个主要资料来源。

西班牙航海图的绘制当然并不始于16世纪，或者甚至不始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但是遵从着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传统，而这一传统产生了如《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等重要的作品^[5]。然而，哥伦布的航行，催生了重要的改变。政府增长的兴趣、涉及新领土的行政管理的政府机构，与日常海洋航行不断增加的新的航行需求结合起来，改变了航海图的监管、销售和使用。随着描绘新的地点、取悦新的客户，以及需要遵从新的规则，西班牙航海图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由于这一原因，我以16世纪作为开端。

绘本航海图的传统造成了档案方面的难题。大部分已知绘制的航海图没有保存下来，大部分在档案记录中提到的航海图无法与现存任何航海图匹配，并且大部分现存的航海图似乎是为了呈献而制作的，而不是为了使用而制作的。据推测，导航员所使用的航海图，当它们不再有用的时候，就被销毁了，就像国王标准图的旧版本那样；国王标准图作为核心范例被保存，作为地图学家进行复制的一个模本。塞雷索·马丁内斯编纂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已知航海图的列表，其中包括一些现存下来的，一些在近现代时期被毁坏的，以及一些仅仅通过16世纪简要的提及而被了解的^[6]。因为这一糟糕的保存率，很多最为重要的航海图仅仅只是通过文本记录而被了解。由于这一原因，我不是按照单幅幸存下来的航海图，而是按照围绕航海图的不同用途以及服务于它们的机构和人员来组织本章。在导言中，我对航海图本身、其主要特点，以及在决定如何获得用于修订其信息时存在的困难进行了概述。在第一部分，我讨论了航海地图学在西班牙的制度背景，勾勒了与航海图的绘制和使用有关的不同群体，以及在某些持续的冲突中航海图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我关注国王标准图，或者作为模本的核心航海图，尤其关注以下内容：各种对其进行修订、使之保持最新，以及确保所有其他的航海图都是从其复制的努力。最后，在第三部分，我聚焦于将航海图销售给导航员，以及对作为在海上使用的工具的航海图的绘制。

导言：16世纪的航海地图学

航海图由贸易署管理，这一机构于1503年建立于塞维利亚，赋予其掌管任何与印度有关的贸易、旅行和殖民事务的职责^[7]。尽管塞维利亚与海的距离有些不便利，但其依然保持作为前往印度旅行的行政中心，尽管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和加的斯建立了下级机构。航海被认为是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在投入的费用或精力方面较小，但由此航海图受到了贸易署的赞助。贸易署居于王室的权威之下，在1523年印度群岛委员会成立后，贸易署受后者管辖^[8]。

大部分使用于16世纪西班牙的航海图（如同在欧洲其余部分）主要是经过扩展以包括新世界在内的地中海的波特兰航海图^[9]。最早的一些只是包括大西洋沿岸（新世界的和旧世界的），尽管后来的地图扩展，尽可能多的包括了被认为对于正在考虑的航行而言所必需的已知世界。当取决于制作者和针对的受众，航海图在详细程度和装饰物方面差异巨大的同时，基本特征则保持一致，构成了一种一致的传统。这几乎完全是一种绘本传统，尽管为了用于航海教科书和宇宙志著作，印刷了少量航海图^[10]。

航海图最为著名的特征就是一套相互交叠的完全覆盖了航海图的恒向线。这些恒向线从有着34个点的罗盘玫瑰的一个圆周（或两个圆周）放射出，在航海图中均匀分布，并且用颜色编码，其中8条主要的方位线用黑色，其间的8条则用绿色，而剩下的16条则用红色。这些恒向线构成了说明任何两个地点之间罗盘方向的基础，并且当结合基于放置在航海图上的比例尺读出的距离的时候，其对于在海上使用航海图是至关重要的。航海图几乎通常包含至少一个纬度标尺，由此构成了第二层网格，并且通常标记有赤道和回归线。很多航海图还有着一个经度标尺。航海图的特点还包括垂直于海岸线的地名列表，并且几乎完全将海岸线填满。少数航海图有着其他对于导航员而言有着潜在使用价值的特点，例如迭戈·古铁雷斯的大西洋航海图上的带有注释的中央罗盘玫瑰（图40.1）^[11]。

航海图另外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尺寸。保存下来的航海图通常都非常大，经常长达1—2米。尽管这些航海图可能并不是意图被用于海上的，如在1606年，安德烈斯·加西亚·德塞斯佩德斯指出，西印度贸易的“普通航海图”（padrón ordinario）有着相似尺寸^[12]。这一尺寸必然使这些航海图在海上是笨重的，并且实际上使它们难以复制。即使现代书籍中最大的图像通常也不到原图尺寸的一半，赋予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尽管错误的）印象就是，航海图是有局限的并且难以阅读。当然，整个世纪中的导航员对于航海图上纬度方面不到半度的错误进行了抱怨，但这种错误在较小的航海图上是无法察觉的。

图40.1 来自迭戈·古铁雷斯的大西洋航海图的风玫瑰，1550年。环绕在罗盘玫瑰周围的数字标明了一位导航员沿着恒向线航行从而将其位置改变一个纬度所需要航行的距离，距离是用里格表示的。这一信息通常被包括在一部航海教科书中，但是在现存的航海图上则很难看到

航海图的其他特征随着购买者的不同而变化。导航员在船上携带的航海图相对便宜，并且可能只有很少的装饰。由于它们并不被假定会长期使用，因此它们被绘制在纸上。尽管现实总是落后于理论，但通常认为导航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用更能跟上时代的航海图来取代他们原来的。导航员的航海图同样经常局限于与导航员正在规划的航行相关的那部分世界。这些航海图在行政和法律记录中经常被提到，但是已知没有例子保存下来^[13]。

向导航员出售的航海图都被假定与一幅中央的模板相称，这一模板被称为国王标准图，字面意思就是皇家标准或模板。标准图（如同在记录中被一贯被称为）在世纪中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是其通常被绘制在一块羊皮纸上，以易于校正。其由一本书籍作为补充，书籍中包含了从导航员那里搜集来的陈述；晚至1590年，这一书籍与作为模板的航海图一起保存在贸易署中一个上锁的箱子中^[14]。尽管名义上显示了整个世界，但实际上标准图聚焦于朝向西印度群岛的航行，这种航行最为通常的是从塞维利亚出发。在世纪末，这一单独的航海图被一套六幅的，每幅显示了一个不同航程的航海图所取代，尽管大部分注意力被集中在显示了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航程的航海图上。没有明确确定为模板航海图的航海图保存了下来，尽管很多现存的航海图被认为是从其复制的。

现存航海图中的大部分是华丽的，并且可能意图作为礼物，尽管它们通常被认为包含了与导航员的航海图和标准图相同的地理信息，本质上有着相同的形式。这些是最为经常被复制的航海图，并且通常包括图像、盾徽和详细的标题。这些装饰通常支持着特定的计划或者领土要求；例如，乔瓦尼·（胡安·）韦思普奇1526年的航海图，使用旗帜去为西班牙宣称香料群岛和拉普拉塔河的权利，同时将巴西和印度割让给葡萄牙，所有这些都没有显示任何边界线；为了支持这一事实上的对世界的划分，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船只悬挂着葡萄牙的旗帜，同时那些在太平洋的和北大西洋上的船只则悬挂着西班牙的旗帜（图40.2）^[15]。迪奥戈·里贝罗[迭戈·里韦罗（Diego Ribero）]在他的航海图中包括了如星盘和四分仪等宇宙志仪器的图示，可能由此表明测量纬度的重要性的增长，因为通过这些仪器可以用来确定纬度（图40.3）^[16]。

这些有更多装饰的航海图有多种不同的目的。一些被委托制作以在特殊场合，如皇家婚礼上，呈现给高贵人士^[17]。其他的一些可能被它们的制作者呈献给一位潜在的或者实际的赞助者^[18]。第三种类型的航海图被正在着手进行准备的探险者，如最为著名的哥伦布和麦哲伦使用，去展示他们计划的可行性。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视觉辅助工具所采用的准确形式（幸存下来的描述只是模糊地提到了地图、球仪和航海图），但其中的一些可能是航海图^[19]。最后，还有一些航海图被作为外交条约的一部分。例如，1529年的《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指定一个联合委员会绘制一幅显示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在东印度的领土之间新的“分界线”的航海图，并且这条绘制在航海图上的分界线将构成新的法律边界^[20]。

图40.2 来自乔瓦尼·韦思普奇世界地图的南美洲的细部，制作于塞维利亚，1526年。棋盘格的旗帜代表了卡斯蒂尔，而点状的旗帜代表了葡萄牙的阿维斯王室（House of Avis）。韦思普奇不仅在南美洲，而且是在非洲和亚洲使用旗帜来表示土地的所有者以及通常的海上路线。完整的世界地图显示在了图30.27

图40.3 迪奥戈·里贝罗世界地图的细部，15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