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殖民地的地图学,1450—1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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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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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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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西班牙殖民地的地图学,1450—1700年[1]

在所有的历史中,很少有强权能像西班牙在16世纪上半叶那样如此迅速地获得了如此大量的显然未经过绘图的领土。这一获取提出了巨大的行政、军事和政治问题,在其中,有着应当如何对这些区域绘制地图的问题。16世纪早期,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费迪南德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Ⅰ),通过在塞维利亚建立一所宏大的地图学中心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最初的回应,这一绘图中心的活动在本卷的第40章中由阿利松·桑德曼进行了描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其他地图绘制群体,并且他们的工作将要在本章中进行描述。在考虑到这些群体的性质之后,我们将讨论他们在西班牙海外领土的重要区域的活动。

这些区域将通过与在塞维利亚的印度总档案馆(AGI)地图编目人员所使用的相同的地理区域进行定义。这一宏大的汇编,最初在18世纪通过对早期的各种汇编进行整合而形成,对于西班牙早期的殖民地地图学而言是最为丰富的宝藏[2]。主要的标题在数字上是9个,涵盖了如下地区:圣多明各、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墨西哥、危地马拉、巴拿马、委内瑞拉、秘鲁/智利(Chil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菲律宾。1700年之前的圣多明各地区的地图,主要涵盖了加勒比海及其岛屿,在数字上超过100幅[3]。这些地图包括整座岛屿的轮廓,还有例如哈瓦那(Havana)和圣多明各等大城市的平面图,是由军事工程师绘制的。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藏图机构中也能零散地发现这种类型的平面图[4]

就我们所研究的时期而言,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的地图在数量上仅有大约60幅,正如对一个西班牙统治者而言是兴趣缺缺的地区所预期的那样[5]。墨西哥则是不同的,因为这里是早期最为丰富的和最好的绘制了地图的区域之一。在AGI中不仅有着135幅左右地图,而且在其他藏图机构还有着数量众多的地图,如巴利亚多利德的档案馆,还有在墨西哥城的国家档案馆(Archivo General de la Nación)[6]。而且,耶稣会士在这一区域非常活跃,尤其是在更为偏远的省份,同时那里还存在着活跃的本土的地图绘制传统[7]

危地马拉地图的数量相对不多[8],但是巴拿马的地图则数量众多,毫无疑问是因为这一地峡是西班牙在大西洋的领土与在太平洋的领土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南美洲,有着三个分区: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9]。这三个地区并不是西班牙在新世界的野心的主要关注点,因而地图的数量也在50幅左右。然而,它们之中确实包含有如卡塔赫纳和利马等大城市,这些城市吸引了军事地图学家,并且在它们更为遥远的地区,耶稣会士通常非常活跃[10]。最后,就是菲律宾,一个甚至更为遥远的区域,因为其保存下来的地图的数量刚刚超过20幅[11]

从这一枚举可以看出来,大量地图保存了下来,事实确实如此,即使它们非常分散。但也有大量地图已经毁坏了,无论是在档案馆的事故中还是在它们抵达档案馆之前就发生的灾祸中。我们因而处于这样的状态,即试图描述一种现象,但没有关于其最初范围的清晰概念,同时当试图进行概括的时候,这一点必须要经常牢记在心。然而,西班牙殖民地地图学的研究者在地图影印件的杰出汇编的数量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这些汇编的出版已经超过了100年[12]

工作于西班牙海外领土的各种地图学家团体

就航海地图学而言,桑德曼已经对贸易署的航海学校的活动进行了描述,解释了模板地图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地图学组织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校的杰出成员开始制作海外领土的陆地地图学。这些人中最早的就是阿隆索·德圣克鲁斯,其头衔是“制作航海图和制作导航仪器的宇宙志学者”(cosmógrafo de hacer cartas y fabricar instrumentos para la navegación)。圣克鲁斯大约在1505年出生于塞维利亚,在塞巴斯蒂亚诺·卡伯特1526年至1530年的探险中陪伴着他,然后返回,居住在塞维利亚,在那里他于1536年被任命为皇家宇宙学者[13]

圣克鲁斯最终出版了大量关于发现和探险的著作[14]。从一种地图学的视角,他的两部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就是一幅世界地图,其制作成球仪贴面条带,由此可以做成一架地球仪(1542年),以及一部世界地图集,被称为“岛屿书”,其留存下来多个版本[15]。“岛屿书”主要由9幅总图以及100多幅详图构成,其中很多是岛屿的,在这方面圣克鲁斯追随的是一种制作岛屿地图集的古老传统。在其四个部分中,第四个部分是与西班牙在新世界的领土有关的,包括可能是古巴的一幅地图(图41.1)。这种描述是圣克鲁斯的风格的特点,其中包括有一个比例尺以及经度和纬度的数字,但是在其显示海岸线的方法上明显类似于波特兰航海图。圣克鲁斯将他的著作基于一部绘本地图学材料的大型汇编,在其于1572年去世的时候,其中包括了世界不同部分的约100幅地图。这一汇编传递给他的继承者,胡安·洛佩斯·德韦拉斯科,并且可以被追溯至在1635年收藏于埃斯科里亚尔的图书馆;其毫无疑问毁于1671年的火灾。

“岛屿书”地图并没有显示新世界内部区域的非常详细的细节。这一点在1562年随着迭戈·古铁雷斯的美洲地图的出版而开始被纠正。他还是航海学校的宇宙志学者(cosmógrafo),在那里他于1554年继承了他父亲迭戈·古铁雷斯的职位,并且服务至少至1569年。尽管现在保存下来的地图仅有两个副本,收藏于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和BL,但其曾经广泛传播,并且在其最后的编辑者的观点中,“绘制这一地图的意图之一就是为欧洲那些意图染指这一区域的其他强权明确定义西班牙的美洲”[16]。地图有着奇怪的特征,例如缺乏一个纬度标尺,同时省略了在1494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得到同意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土之间的分界线(图41.2)。但是,由于其有着详细的内部区域,由此其确实代表了西班牙对他们正在控制的广阔领土的理解的一个独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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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伍德沃德,成一农.地图学史.第三卷.第一分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上、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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