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低地国家的商业地图学和地图制作，1500—约1672年（’t Goy-Houten：HES，1997-）；MCN 代表Günter Schilder，Monumenta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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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汶：学术中心

16世纪低地国家的商业制图中心是安特卫普，那是一个拥有印刷商、书商、雕刻师和艺术家的城市。但鲁汶是学术的中心，是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聚会的场所。就像维也纳—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在15世纪的前半叶）、孚日省（Vosges）的圣迪耶（Saint-Dié）（约1490—1520年），以及巴塞尔（1520—1579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在那里工作）等地一样，鲁汶成了思想和教育交流的中心，并对地图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及其附近地区就在数学、球仪制作和仪器制造等方面进行了实践。^[2]它是低地国家最古老的大学（创立于1425年），既是最古老的科学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实用制图中心。如果没有鲁汶的几位杰出学者（杰玛·弗里修斯、雅各布·范德芬特和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影响，低地国家的地图学就不会达到它这样高的质量，也不可能发挥它这样巨大的影响。

鲁汶与英格兰的联系为其影响力提供了一个范例。1547年，一位多才多艺的英格兰学者——约翰·迪伊（John Dee）到海外去与“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主要是数学家，诸如杰玛·弗里修斯（Gemma Phrysius）、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加斯帕·阿·米利卡（Gaspar à Myrica，又作Gaspard van der Heyden）、安东尼乌斯·戈加瓦（Antonius Gogava）”——讨论。在鲁汶逗留了几个月之后，他带着杰玛·弗里修斯制作的一些天文仪器和墨卡托制作的两架大型球仪，回到了英格兰。^[3]1548—1550年，迪伊再次来到了鲁汶，在那个时期，他与墨卡托的联系最为密切。

鲁汶地理学圈子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是金匠和仪器制造师加斯帕尔·范德海登（Gaspard van der Heyden）。^[4]他雕刻并制作了由梅赫伦的弗朗西斯库斯·莫纳库斯（Franciscus Monachus）设计的地球仪[这架地球仪是由罗兰·博拉尔（Roeland Bollaert）于大约1526/1527年委托他制造的]，以及由杰玛·弗里修斯在1529/1530年、1536年和1537年设计的球仪。^[5]低地国家制造的第一架球仪——莫纳库斯地球仪，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是通过《世界地理志》（De orbis situ）的一份印本，在它的书名页上，印出了经过简化的两个半球的图像（参见图版10.2）。^{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Das“Theatrum orbis terrarum”von Abraham Ortelius und seine Kartenquellen（Weinheim：VCH，Acta Humaniora，1991），202-203，and Robert W.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Maps：Bio-Bibliographies of the Cartographers of Abraham Ortelius，1570（Chicago：For the Newberry Library by Speculum Orbis Press，1993），407-409。另请参阅GN，43-44。}

'>[6]尽管它很小，但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既是低地国家印制的最古老的雕版地图，还是第一幅用两个半球来表现世界的地图。

杰玛·弗里修斯是16世纪鲁汶的地理学圈子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7]受彼得·阿庇安和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等德国学者以及低地国家的数学家们的影响，他的球仪和球仪手册[《天文学和宇宙志原理》（De principiis astronomiae & cosmographiae），1530年]，对地理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范德海登和墨卡托在球仪的制造和雕刻领域进行了合作。从天球仪的图例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由医生和数学家杰玛·弗里修斯、加斯帕·阿·米利卡（范德海登）以及鲁珀尔蒙德（Rupelmonde）的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制作，耶稣诞生第1537年。”^{GN，55 and 410-412（FRI 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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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玛·弗里修斯也因他肇始于1529年的彼得·阿庇安《宇宙志》的新版本而知名。^[9]在对1533年拉丁版所做的补充中，他首次发表了对土地测量应用几何学的一项基本的新贡献：《一种描述地点的小册子》（Libellvs de locorvm describendorvm ratione）。^[10]杰玛·弗里修斯引介了一种与明斯特尔所描绘相反的地形测量方法，^[11]这是一种从两个位置进行视线交叉的方法：“前方交会法”（voorwaartse snijding，前视切割或交叉）。事实上，这是三角测量的原则，而杰玛·弗里修斯是第一个发表将其用于地图测绘的完整描述的人。在他的论著中介绍的另外两项发明是他的“通用星盘”（astrolabium catholicum），以及通过携带计时器进行旅行的方式来确定地理经度差异的理论描述。^[12]由于《一种描述地点的小册子》的巨大成功，长期以来，杰玛·弗里修斯被认为是现代调查测绘的创始人。甚至据说他指导了地理学家雅各布·范德芬特，后者在其低地国家的省域和城镇地图上使用了三角测量。尽管杰玛·弗里修斯和范德芬特在同一所大学学习，而且他们都学习数学课程，但杰玛·弗里修斯在1520年作为学生进行了注册，而范德芬特在1526年之前没有注册。德斯梅特（De Smet）提出，不是杰玛·弗里修斯，而是范德芬特，首先把三角测量作为一种尼德兰区域地图的地形测量方法进行应用。^[13]由范德芬特进行测绘，并于1536年发表的布拉班特公国地图，以及范德芬特随后绘制的地图的几何精确性，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其使用了三角测量。在1543年海尔德兰地图的图例中发现了最后的证据：“但是那些没有这个符号的地方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那么好且完美地进行了地图绘制，因为不能自由地移动和进行测量。”然而，这些地方的位置比迄今为止发布的任何其他地图都要可靠。从1533年《一种描述地点的小册子》的出现到1536年的布拉班特地图的出版，这段时间如此之短暂，以至于范德芬特没有对如此大的区域进行三角测量。比范德芬特或杰玛·弗里修斯两人首次使用三角测量这类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的理论与实践是鲁汶大学数学基础研究的结果。

“前方交会法”描述了数学事实的图形应用。使用已知端点的基线，通过计算这个点与基线的端点的两个角度，就可以很简单地确定另一个点的位置。因此，没有必要测量或估计点与基线之间的距离。杰玛·弗里修斯通过参考在布拉班特的一次测量，及使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之间的想象的基线（见图19.3），解释了他的发现。他的工作方法比当时的其他方法更快、更精确，包括用步长、杆或测量线来测量多边形的边和经过的距离，以构建多边形。

“前方交会法”在尼德兰测量员中很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约翰内斯·泽姆斯（Johannes Sems）和扬·彼得松·道制作的手册《大地测量实践》（第一版：莱顿，1600年）中，^[14]使用了在北荷兰省利用莱顿—代尔夫特作为基线的一次测量来解释了同样的方法，它在总体上显示了鲁汶传统的长期影响，特别是杰玛·弗里修斯在低地国家进行的土地测量。

在17世纪早期，莱顿天文学家维勒布罗德·斯内尔·范罗延（Willebrord Snell van Royen），也就是斯内利厄斯（Snellius），对荷兰、乌得勒支和布拉班特等省进行了广泛的三角测量。他主要对地球的大小感兴趣，并希望通过度数测量来确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对各个地点的位置进行了天文计算，并将其用一个三角网格连接起来。然而，斯内利厄斯的工作对低地国家的测量方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精确的三角测量可以成为测量和绘制大面积区域地图的绝佳基础。^[15]虽然有迹象表明，在1710—1716年间，我们现在称之为“林堡”的地区的三角测量工作已经完成了，^[16]但直到1801—1811年，低地国家北部地区（当时被称为巴达维亚共和国）的第一次广泛的三角测量才得以进行。

商业地图在低地国家的兴起（约1672年之前）

商业制图——为盈利的目的而制作与销售地图、地图集和球仪——^[17]的历史在17世纪末期的低地国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低地国家南部地区时期，安特卫普是制作中心，直到大约1600年。随后，也包括几十年的重叠时期，是低地国家北部地区时期，在此期间，地图和地图集的制作则集中在阿姆斯特丹。赫拉尔杜斯·墨卡托是低地国家商业地图制作的创始人。^{（Antwerp：Fonds Mercator Paribas，1994）；Gerard Mercator en de geografie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16）/Gerard Mercator et la géographie dans les Pays-Bas méridionaux（16），exhibition catalog（Antwerp：Stad Antwerpen，1994）；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376-406；Gerardus Mercator，Correspondance Mercatorienne，ed.Maurice van Durme（Antwerp：Nederlandsche Boekhandel，1959）；Antoine De Smet，“Gerard Mercator：Iets over zijn oorsprong en jeugd，zijn arbeid，lijden en strijden te Leuven（1530-1552），”Buitengewone uitgave van de Oudheidkundige Kring van het Land van Waas 15（1962）：179-212；Rolf Kirmse，“Mercator-Korrespondenz：Betrachtungen zu einer neuen Publikation，”Duisburger Forschungen 4（1961）：63-77；Fernand van Ortroy，Bibliographie sommaire de l'oeuvre Mércatorienne（Paris，1918-1920），reprinted as Bibliographie de l'oeuvre Mercatorienne（Amsterdam：Meridian，1978）；idem，“L'oeuvre gèographique de Mercator，”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2d ser.，2（1892）：507-571，and 3（1893）：556-582；and Jean van Raemdonck，Gérard Mercator：Sa vie et ses oeuvres（St.Nicolas：Dalschaert-Praet，1869）。另请参阅Nicholas Crane，Mercator：The Man Who Mapped the Plane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2），and Andrew Taylor，The World of Gerard Mercator：The Mapmaker Who Revolutionized Geography（New York：Walker，2004）。}

'>[18]他于1530年进入鲁汶大学学习哲学。稍晚些，他在那里开始得到了教师杰玛·弗里修斯的支持。他读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相信它是正确的。然而，在其余生中，他继续与宗教意义重大的问题进行斗争，主要是创世神话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不相容。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从鲁汶搬到了安特卫普，并在1534年停止学习哲学，以便致力于数学和他积累的理论知识的商业技术应用方面。他还全身心投入铜版雕刻中，而这是他的地图绘制工作的基础。尽管墨卡托更多地把自己看作一位学术性的宇宙学家，但他是靠交易地图来维持生计，这是一种经济上的需要。他的地图产量并不大。在鲁汶/安特卫普时期，他的作品包括巴勒斯坦壁挂地图（1537年）、^[19]世界地图（1538年）、^[20]佛兰德壁挂地图（1540年），^[21]以及一对球仪（1541/1551年）。^[22]墨卡托的大部分地图绘制工作都是在德国莱茵兰的杜伊斯堡进行的，1552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在那里，他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主要是在鲁汶所获得的技能，实现他最引人注目的地图作品。此外，墨卡托与克里斯托弗尔·普兰迪因的商业关系使他的工作成了低地国家的制图师的一个范例。^[23]墨卡托的出版物和其他的出版物是后来的洪迪厄斯和扬松尼乌斯的地图作品的基础，他们使用了原本的铜版。

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在墨卡托的时代，地图和相关出版物的制作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只是涉及少数学者和印刷商的次要问题，转变为涉及一大批企业家的主要经济活动。法兰克福书展（Buchmesse）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6世纪的地图贸易也受到了博览会的推动。几十年后，将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为世界提供地图、地图集和球仪。

作为地图制作中心的安特卫普

1500年前后，安特卫普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拥有4万居民。然而，那里的商业活动仍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布拉班特的集市在附近的贝亨奥普佐姆镇举办，每年两次。在安特卫普，葡萄牙人用他们的货物从东部交换了大量的德意志南部地区的金、银和铜。这一互利的事业使得葡萄牙和德意志南部的人能够大规模地购买英格兰的布匹和其他的东西。最终，来自低地国家的产品也进入了安特卫普发展中的世界市场，包括亚麻和羊毛在内。16世纪中叶，安特卫普在贸易和工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是西欧的主要商业城市。在大约1560年，安特卫普的人口增加到十万人，是排在巴黎和几个意大利城市之后的欧洲最大的大都会区。城市的繁荣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为地理研究和图形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安特卫普的印刷厂也从这种极盛的繁荣中获利，从15世纪末期开始，许多企业成长壮大，成功地垄断了书籍和印刷生产。为了巩固自己地位，尤其是在利润丰厚的德意志市场，来自安特卫普的印刷商参与了法兰克福书展，其表现引人注目。陪同他们的，是来自安特卫普的同事，他们是印刷品和地图专家。因此，就像在安特卫普的城墙内，有一个印刷工业集中的地方一样，它也对从事地图行业的人们产生了吸引力。因此，我们在这个低地国家的经济中心找到了一个伟大的地图产业的根源，这不足为奇。^[24]1585年，安特卫普落入西班牙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手中，以确保西班牙拥有低地国家南部，此后，这一行业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北部诸省。

早期发展：普兰迪因和科克

为了分享安特卫普的繁荣，一些印刷工、雕刻师和学者在这个城镇临时或永久地居住下来。参与印刷和地图制作的人包括：希罗尼穆斯·科克、赫拉德·德约德、菲利普斯·哈莱（Filips Galle）、亚伯拉罕·奥特柳斯、贝尔纳德·范登普特、阿诺尔德·尼科莱（Arnold Nicolai）、威廉·西尔维于斯、汉斯·利夫林克和约翰·巴普蒂斯塔·弗林茨（Joan Baptista Vrients）。

克里斯托弗尔·普兰迪因在地图的编辑、雕刻和印刷方面并没有发挥出重要作用，但其引人注目的档案却揭示了他关于低地国家南部的地图和地图集的广泛贸易。^[25]尽管许多在他的登记簿中记录的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但当与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以及收藏[比如菲赫利于斯·范阿伊塔（Viglius van Aytta）的藏品]的清单目录结合起来，普兰迪因的档案还是可以为16世纪低地国家的地图学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的。

希罗尼穆斯·科克作品的标志是四风（aux Quatre Vents），他一定是欧洲北部的第一批印刷大比例尺地图的出版商之一；16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作品超过了汉斯·利夫林克和赫拉德·德约德。^{MCN，5：223 n.28.}

'>[26]雕刻师和蚀刻师约翰内斯·范多特屈姆和他的兄弟卢卡斯都是科克的雇员，^[27]他们更喜欢凭借其技术设施，而不是其美学品质来进行蚀刻。由科克印刷的地图很少保存下来（图44.1）。尽管可以识别出一些制图师的作品，但是地图所依据的图纸原本的作者，其身份还是未知的。由科克印刷的“四风”地图列于附录44.1中。

图44.1 希罗尼穆斯·科克：西班牙壁挂地图，1553年

起初，普兰迪因和科克都没有在海外售出太多的地图。1550年前后，意大利出版商仍在主导着国际地图业务，只有杰玛·弗里修斯和墨卡托的球仪出口才有市场。这种情形在16世纪后半期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普兰迪因成功地垄断了地图行业，尽管在西班牙士兵因欠饷兵变而引发的1576年西班牙暴乱之后，地图的供应减少了。例如，在1566—1576年间，普兰迪因在法兰西出售了近250幅地图。然而，在德意志、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只卖出了几十幅地图。^[28]直到17世纪，阿姆斯特丹成为地图中心之后，低地国家的地图材料才在实质上实现了国际分布。

16世纪后半叶的安特卫普地图

与17世纪上半叶的情形相反，16世纪下半叶，低地国家很少有地图绘制出来，也没有出版商认真地在地图的出版方面投入精力。为了使他们的企业有利可图，他们不得不经营印刷品和书籍。在印刷品销售和地图出版领域，与科克同时代的一个人是来自奈梅亨（Nijmegen）的赫拉德·德约德，他于1547年进入了安特卫普圣卢卡斯行会，这是一个书籍和地图印刷商和销售商的联盟，为相关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提供服务。^[29]德约德自己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铜版雕刻师。他和他的员工——范多特屈姆家族和维里克斯（Wierix）兄弟：扬和安东——一起经营的出版社规模很大，出版各种类型的印刷品：宗教内容的、政治内容的、象征意义的，以及肖像和地图，这些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他还从事印刷品的进口、销售、复制、雕刻和出版，到16世纪50年代中期，他已经启动了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雕刻和出版欧洲各国现有最好地图的副本。德约德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存在对他的事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为他自己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销售的渠道，还提供了一种获取外国印刷品和地图——尤其是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的手段，他和他的合作伙伴经常把它们作为自己作品的模板。所以，法兰克福书展在国际地图贸易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30]

甚至在其代表作《世界之镜》之前，1578年，德约德在出版未装订地图（图44.2）方面就已经很活跃了。在某些情况下，他负责保存16世纪地图的方法是由主要的制图师来雕刻这些地图的副本，否则它们就会亡佚。他对贾科莫·加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的地图青睐有加，他曾经把其一些地图复制到自己的地图集中，却单独出售。

图44.2 赫拉德·德约德的《布拉班特全境新图》（TOTIVS DVCATVS BRABANIAE...），1565年

德约德发布的单幅地图没有收入他后期的地图集中，现在非常罕见，而且通常只能通过一个例子进行了解。附录44.2的列表中给出了德约德所有的地图的总结，而且包含了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的几页图幅。这些地图都带有作为出版商的赫拉德·德约德的印记，但只有5种带有雕刻师的名字——其中3种是约翰内斯和卢卡斯·范多特屈姆（Lucas van Doetecum）雕刻的，还有两种是德约德自己雕刻的。^[31]

1593年，德约德的儿子科内利斯加入了圣卢卡斯公会，成为一名铜雕刻师（plaetsnyder），与其说他是一名工匠，不如说他是一位学者。1593年，他编辑了他父亲地图集《世界之镜》的第二版。他进一步的地图绘制活动两份保存下来的作品，一幅是1592年的十二图幅法国壁挂地图，这幅地图是根据为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1585年《地图集》中的法兰西部分而制作的6幅地图编绘而来；^[32]另一幅是1596年的十一图幅非洲地图，这幅地图是基于加斯塔尔迪的1564年地图而绘制，是一套各大洲地图的一幅。^[33]科内利斯·德约德（Cornelis de Jode）也是《几何象限》（De quadrante geometrico）的作者，1593年出版德文版，1594年出版拉丁文版。

菲利普斯·哈莱在他于1560年前后创立的位于安特卫普的商店——白百合（De Witte Lelie）工作，他是安特卫普绘图传统的大师之一。^[34]他与赫拉德·德约德和希罗尼穆斯·科克一起，主导了安特卫普的印刷品的制作和销售。哈莱在科克的安特卫普工作室接受了雕刻艺术的培训，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奥特柳斯和其他人。1560年，哈莱与亨德里克·霍尔齐厄斯（Hendrik Goltzius）、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约翰内斯·萨德莱尔（Johannes Sadeler）以及弗兰斯·霍亨贝赫一起在法国游历，这无疑奠定了他们一生的友谊的基础。正是哈莱雕刻了1579年首次出现在《寰宇概观》中的著名的奥特柳斯的肖像。

哈莱于1570年加入了圣卢卡斯公会。目前已知他的出版社最古老的地图作品是其出生地哈勒姆（Haarlem）的一幅1573年的城镇景观图，由画家马尔滕·范海姆斯凯克（Maarten van Heemskerck）设计。^[35]八年后，哈莱出版了一幅安特卫普的鸟瞰（倾斜角度）景观图。^[36]哈莱和普兰迪因保持着紧密的业务联系。虽然哈莱只从普兰迪因的商店买了几幅地图，但他还是把大量的制图材料交付给了安特卫普的印刷商。因此，哈莱垄断了在安特卫普销售布劳恩和霍亨贝赫的城镇地图集的业务，因为普兰迪因是这部不朽作品的主要买主（转售）。^[37]从1583年开始，哈莱还为普兰迪因的业务提供了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世界和欧洲的壁挂地图。^[38]从哈莱推广到市场上的《寰宇概观》的微缩版本中可以看出，在各种关系中，哈莱与奥特柳斯保持的友好关系非常明显，这一版本最初是与彼得·海恩斯（Pieter Heyns）合作为普遍大众所制作的。在1578年底，哈莱发表了一篇拉丁文文章，大概是作为对一幅十七行省的壁挂地图的评论和解释，但是这篇文章已经亡佚了。然而，在1579年出版的荷兰文和法文译本保存了下来，而且最近还披露了可能是哈莱地图的对开本。^[39]普兰迪因将他从哈莱处购买来的地图委托明肯·利夫林克斯（Mynken Liefrinkx）等专家进行了着色，有时普兰迪因也从这些图书装饰者那里购买着彩的副本。^[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