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英格兰的海图绘制及其内容，1500—1660年^[1]

引言

在这一时期，海图绘制的引入是英格兰航海职业化的一部分，但海图制作并没有不可避免地出现。水手们不信任它们，他们不愿使用任何形式的海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80年代。在16世纪30年代之前，英格兰人，甚至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或威尔士人似乎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制图活动。^[2]然而，在那个时候，开始制作沿海的景观图和与保卫国家有关的平面图，同时，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土地调查也都被引入英格兰。^[3]这种国内制作的缺乏并不意味着英格兰人不知道海图和其他的导航辅助工具，但是它们和西班牙的海图制图师们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前半期被引进的。例如至少在宫廷社交圈中，是知晓地中海的波特兰海图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迪耶普等地制图师的海图的。后来在伦敦泰晤士河上成长起来的海图贸易，以及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地方，都是这一欧洲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展示了外国的影响力，也反映了国内的创新。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英格兰人开始定期航行到欧洲西北部的水域之外，这需要使用一些元素：数学导航、文字与带有插图的航海指南，以及海图。这种用法不是自然而然的。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对英格兰来说，1509年之后的那段时期，它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荣耀：1558年失去了法国，尤其是加来，以及英格兰王国的衰落。罗杰（Rodger）戏剧性地描述了这一情况：“萎缩的、后帝国时代的英格兰，处于由大国主导的欧洲边缘，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脆弱的未来。”^[4]因此，英格兰人不得不把海洋看作一种更广泛地执行外交、军事和商业政策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在沿海水域和纽芬兰的渔场航行。

16世纪晚期与西班牙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17世纪后期，对海洋和海岸线的了解是对尼德兰人进行贸易挑战的必要条件。在这个过渡时期，海图是航海家的另一种工具，他们继续使用自己的经验、书面笔记、航海图以及人类领航员，有时是用武力。在有些领域，领航员无法从国外获取最新的甚至基本的海图信息，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制作海图。因此，到了16世纪90年代，许多船长和其他从业人员开始在伦敦制作和销售手绘海图。

在本章中，重点放在作为手工制品的海图上，而不是导航方法和仪器。^[5]我们关注的是从1500—17世纪60年代期间英格兰人的海图制作，包括绘本和印本。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英国人不仅在英格兰使用了外国的海图绘制师，而且他们自己的海图贸易的风格和结构也源于其他欧洲地区的传统，有时甚至是内容。在这里描述的海图和它们的背景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英格兰世界观的图景，就像第一位收藏家和旅行编辑——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在散文中所做的那样。^[6]

海图的分类和其他海洋表现方法

因为我们处理的是“海图”的现代视角之前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不仅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术语中被识别为导航图的项目，还包括那些与景观图或陆地地图有更多共同点的项目——例如，沿海侧面图和透视视图。这些类别可以统称为“海洋表示法”。它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海洋主题，如河口、海岸和港口，以及大片的海岸线和海洋。它们可能是粗略的草图，调查粗图，或者是调查草图的清晰副本，抑或是某一特定海图的副本，也许是以某种方式进行了修正。这些类别的使用是为了说明这个时期的海图制作过程和海图的使用，而不是发展一种所有描述都必须符合的约束类型。^[7]

如果我们要理解它们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考虑海洋表现方式的来源是什么。它们可能是一项主要的调查，而对于水手或海图绘制师来说，对于以前的制图知识了解很少，甚至根本不了解。其他的来源可能是在海图制图师的工坊里已经进行的一些调查的汇编，或者仅仅是将另一个海图交付给海图绘制师，以获得一份副本。这些海洋表现法通常包括其他信息，例如来自当地居民或其他海员或旅行者的书面或口头证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包括历史或地理信息和推测，无论其可靠性如何。

海图在勘探和导航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

16和17世纪，理查德·哈克卢特和他的后继者塞缪尔·珀切斯的著作发展了英格兰关于勘探的知识，在一系列数学工作者工作的基础上，航海事业也发展起来，他们的工作包括海图和他们著作的结构的讨论，有时还会提及具体的海图或地图插图。这类作品的例子包括马丁·科尔特斯的《航海技艺》（1561年），以及在约翰·迪伊的《关于完美航海技艺的普遍和罕有回忆》（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 Pertayning to the Perfect Arte of Navigation）（1577年）中，在数学和水文学著作方面的尝试。^{Book Collector 24（1975）：70-75。}

在18世纪，出版了很多旅行的合集，其中包括1704年伦敦出版商昂沙姆·丘吉尔（Awnsham Churchill）和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出版的航海和旅行集，以及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于1705年出版的与其分庭抗礼的《航海和旅行文集》（Navigantium atque itinerantium bibliotheca），但都没有解决地图或海图在勘探历史中的作用。另一个主要的收藏是托马斯·阿斯特利（Thomas Astley）于1745—1747年出版的《新通用旅行合集》（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Travels），此书被认为是由制图师约翰·格林[John Green，别名布拉多克·米德（Braddock Mead）]编撰的。格林早先曾尝试在其《地图和地球仪的构造》（Construction of Maps and Globes）（1717年）中对地图和地理进行评论，他在其中添加了一个附录，“其中考虑到了目前的地理状况。这是对地图、地理和旅行的书籍进行的及时调查”。^[10]尽管这段时期的旅行叙述很丰富，但很少有关于编辑们对地图的态度，这些地图可以用来说明探险的历史。

20世纪，英国哈克卢特学会发行的最重要地图的清单在1946年出版的百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但没有对它们对探索历史的贡献进行评估。^[11]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哈克卢特手册》（The Hakluyt Handbook）和《珀切斯手册》（The Purchas Handbook）都包含了关于编辑用来阐明文本的地图的章节。人们认识到海图各自的特性以及它们在勘探领域的贡献，这是斯凯尔顿、沃利斯和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工作成果。^{The Hakluyt Handbook，2 vols.，ed.David B.Quinn（London：Hakluyt Society，1974），1：48-73，and Helen Wallis，“Purchas's Maps，”in Purchas Handbook，1：14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