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大陆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传统地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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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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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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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亚欧大陆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传统地图学

如今,仍然有许多葆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人群生活在北冰洋以南的沿岸、苔原地带、泥沼和山脉的周边以及泰加林(taiga)中——这是一条从北斯堪的纳维亚直到白令海和楚科奇海的广袤地带,长近5000英里,平均宽度在500英里以上。在最西边的萨米人(Sami)和最东边的亚洲爱斯基摩人(Asian Eskimos)之间生活着数十个族群,现在全都继续保持着他们的文化习俗。vselennoy v sisteme obrazov naskal'nogo iskusstva Tikhookeanskogo poberezh'ya Severnoy AmerikiProblema etnokul'turnykh kontaktov aborigenov Sibiri i korennogo naseleniya Severnoy Ameriki (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岩画图案系统中的宇宙模型:西伯利亚和北美洲人口的族群文化接触问题)(St.Petersburg:MAE RAN,1995),可供参考。William W.Fitzhugh和Aron Crowell所编Crossroads of ContinentsCultures of Siberia and Alaska(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88)一书通过人造物探究了西伯利亚和美洲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该书是一部展览目录,考察了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圣彼得堡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及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的大量藏品。

'>[1]这些族群总共不到25万人,平均人口密度远低于每平方英里1人,然而他们实际上只是占据了沿河地带和一些分散的飞地而已。这些有人活动的地域被广阔的空旷地区分隔开来,除了那些季节性的旅行者之外,这些空旷地区在过去一直未有人迹,因此,让各族群长时间形成的文化差异保存了下来。尽管如此,这些人群仍然有三个重要的共同特征:环境,经济,信仰系统。

长而寒冷的冬天和普遍严酷的陆地环境,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很多危险,所能提供的经济资源又相当之少。北冰洋沿岸的传统经济是捕鱼、狩猎和捕鲸的混合,内陆的传统经济则包括采集、淡水捕鱼、狩猎和驯鹿放牧。为了进行这些经济活动,人们通常要进行季节性迁徙,距离常常十分可观,迁徙前后的环境也常常迥然不同。因此,很多人的地理知识十分广泛,所有族群共有的地理知识也十分广泛。同样,人们也普遍掌握着有关自然界的丰富知识。事实上,北极和亚北极地区人民对周边世界的态度带有深重的宗教意味。“在整个北极地区,萨满教(shamanism)的活动都具有中心地位……它很可能是……这种北方人生观的原始要素之一。”[2]

萨满教有多种功能,其中之一与个人的微世界(microcosm)和自然或宇宙的宏世界(macrocosm)的平衡有关。萨满(shaman)是神话权威,这些神话包括讲述生命起源、氏族兴起、部众如何获得土地以及人与动物之间详细的图腾联系的故事。这样一来,神话中融入了有关自然的观念,这二者一起支配了这些族群的世界观,也就不足为奇。不过,大多数地图仍然可以归入宇宙志地图和陆地图这两种类型中的某一类。那些一般被识别为地图的岩画图像,以及很多绘制在早期现代人造物上的地图都是宇宙志地图,至少是含有明显的宇宙志地图要素。与此相反,接触后时代(postcontact period)的大多数应欧洲人(主要是俄国人)要求绘制的地图,以及很多非萨满绘制的地图,则基本上都是陆地图。

比起北美洲来,亚欧大陆北部在末次冰期中被永久冰盖覆盖的地方相对较少。但是今天属于亚北极地区大部和北极地区的地方,那时却是冰缘地区,其自然条件过于严酷,不适合人类生存。差不多要到5000年前,狩猎、捕鱼、采集人群才开始从南方进入这一地区,放牧驯鹿的人群的进入又多少更晚一些。到大约3000年前,另一些具有爱斯基摩式经济方式的人群也开始向北移居到适宜居住的地区,特别是海滨地带。[3]在这些最早的亚欧大陆北方居民中,有一些要么马上开始在岩石上雕绘,要么没过多久也开始这种创作。这种岩画艺术有些存留至今,它们作为范例,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暗示,说明这些人群对事物的空间性质具有神话和非神话两种方式的理解,而且可以把这种理解表达出来。

从欧洲、东地中海、中东和中国文明的视角来看,在15世纪之前,亚欧大陆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基本是一片未知区域。那里的居民大体上还处在史前时代。到15世纪末,俄国只控制了乌拉尔山以西地区很小的一部分。[4]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哥萨克人(Cossacks)不断推进他们的控制范围,向东一直到达北太平洋沿岸。他们并不是狩猎者,而是贸易者,一直寻求与原住民接触,以迫使他们向俄国进贡毛皮。[5]哥萨克人建立的哨所寥寥无几,对路线的记录往往只是一份行程单;上面有连串的地名,有以旅行时间表示的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却没有方向提示。这些路线记录因而几乎无法用作编绘地图的数据。然而,哥萨克人有时候却会带回由原住民绘制的地图。[6]尼古拉斯·威特森(Nicolaas Witsen)曾著有一书,其中包含鞑靼地方(Tartary)北部和东部的地图;在该书第二版(1705年)的序言中,他承认他“对每个地区、每条河流使用了大量不完美的地理标记,特别是那些由上述地区的居民自己或邻近地区居民粗率绘制的草图”[7]。威特森还拥有一些木板,是在西伯利亚制作的,其上刻有“对这一地区的描述,历经艰辛才到达我的手里”[8]。1665年,他对莫斯科做了短暂的访问,遇到了“萨莫耶德人(Samoyeds)、鞑靼人(Tartars)、波斯人等”,与他们的接触为他绘制地图、撰写包含这些地图的书的工作奠定了基础。[9]对这种原住民地图的借鉴使用,一定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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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伍德沃德,(美)G.马尔科姆·刘易斯,刘夙.地图学史.第二卷,第三分册.非洲、美洲、北极圈、澳大利亚与太平洋传统社会的地图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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