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地图和平面图^[1]

在第九章中我考察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呈现地形的古典模式，并在“邦域圣像”和“地图”之间做了启发式的区分。圣像属于原住民的古典传统，是主要源自仪式展示的语境的图像。这些图像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在本章中归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地图和平面图”的作品迥然不同。地图和平面图则是对政治、居住和宗教地理的描绘，大都是为了回应与他人交流实际知识的需求而创作。^[2]

在本章中，我将着重关注画在纸上的作品，因为很多已经得到了人类学家的收集和记录。但我也会讨论“泥地图”（mud maps）和沙画，它们是一边叙述或给出方向、一边刻在地面上的图像；同样得到讨论的还有某些石阵，它们则以平面图的视角绘出了船只和住宅的布局。

原住民地图的主要收藏

南澳大利亚博物馆

从1930年到1954年，阿德莱德的南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民族学馆长诺曼·B.廷代尔（Norman B.Tindale）定期到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开展田野考察，并与陪同他一起考察的许多其他同事一起在中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系统地收集了原住民的蜡笔画。这些考察主要关注的是生物人类学、本土人造物的收集以及有关社会和地方组织的一些社会学工作，这些收藏的绘画并不是他们主要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在引导原住民说出母语词汇和神话的时候，把纸和蜡笔发给当地知情人的调查对象的工作却是考察中较不困难的例行公事之一（图10.1）。这些文档大多描绘了专门的景观及相关的古典原住民神话，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陡然变得重要了起来。

这些蜡笔画已装订成十卷，藏于南澳大利亚博物馆（South Australian Museum，附录10.1）。

图10.1 澳大利亚原住民在绘制蜡笔画

在本章中我会用代码SAM 1到SAM 10指代这些画作。廷代尔在给这些装订好的画册起标题时所用的用语“收集”（collected）、“采集”（gathered）和“获得”（obtained）却可能有误导性。所有这些作品很明确地都是由民族志学者委托创作的，所有用到的材料——主要是棕色的纸张和色彩范围不太大的蜡笔——也都是由研究考察队的成员提供的。除了SAM 10之外，民族志学者看来没有引导创作者绘制某些特别的内容，或采用某些专门的绘法。查尔斯·珀西·蒙特福德（Charles Pearcy Mountford）在写到1935年采自沃伯顿山（Warburton Range）的绘画（SAM 5-SAM 7）时，说道：“人们特别留意不去影响绘画者对画作主题或色彩的选择。在原住民开始了解笔者的希冀之前，唯一给他们的指示就是在纸上画点walka （标记）。然而，只过了几天，这样的请求就无须再提出了；原住民想要‘画点标记’的想法变得如此急切，以至于笔者甚至无法把所有相关信息采集下来。从那时起，纸和蜡笔的供应就相应缩减了。”^[3]

在原住民传统中，在这种环境下让他们“画点标记”的请求很可能不是被理解成让他们进行无意义的涂鸦。“标记”（walka）这个词在西部沙漠原住民语言中意为：“1.图案，线条画，任何有意义的记号；2.诸如鸟类或兽类身上的图案。”^[4]特别地，祖先图腾图案也涵盖在这个词的语义范围之内。^[5]在原住民语言中，同一个词通常既指任何图案或标记，又指神圣图案，因此常常带有对宗教重要性的强调。^[6]不仅如此，传统导向的原住民人群的主要视觉艺术传统的宗教性甚于世俗性，特别是在沙漠腹地。^[7]很可能，除了一些儿童的画作之外，南澳大利亚博物馆藏的蜡笔画上的大部分图案不仅能导向示意性的地理图像意义，而且能导向神圣的意义。

在这批收藏的男性画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占很大比例——实际上是秘圣的。^[8]出于这个原因，凡是可能属于这一类的作品我都无法在本章中引用。不过，在廷代尔—蒙特福德的收藏画作中，有一些附有注记，明确指出画上的图像并非只限经过成年礼的男性观看。我在本章中用作插图的，就是从这些画作以及其他一些世俗画作中挑选的范例。

1935年的SAM 5-SAM 7这几卷包括277幅画作，其风格仍然是典型的西澳大利亚沙漠地区风格（图10.2）；这种风格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通过由西澳大利亚沙漠人群绘制的丙烯油画的展览和售卖而得到了国际性认识。^[9]其他几卷则展示了应民族学者针对某种主题事物的专门要求而绘画的证据，可能还有艺术家在主题偏好上体现了不同时代风潮的证据。以SAM 8来说，这一卷中大部分是对仪典装备以及一些世俗人造物和动物图像的描绘。虽然这些图案无疑都指涉了梦者^[10]及其特别的空间联系，但在SAM 8中，对场所或地形的公开指涉却很少见。不过，也有些图案被描述为“邦域之图”（比如第118幅）；而由来自瓦尔马贾里（Walmadjari）语人群的杰里（Jerry）绘制的第116幅图尽管完全只由相互连接的圆形构成，却被描述为“他们领地的水体”。

SAM 4可作为另一个例子。它由西澳大利亚沙漠地区南缘的大约30幅画作构成；它们于1934年收集于乌尔迪（Ooldea），其中包括很多身上绘有神圣体饰、头戴头饰的仪典庆祝者的图像。同样，虽然这些图案指涉了地方性的神话生物和事件，但收集人却通常没有把相关的地点记录下来。不过，在SAM 4中的一幅图上写有一些注记，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廷代尔在面对西澳大利亚传统中那些常常极为抽象的惯用呈现方法时为了理解所做的努力。由名为亚拉努（Jalanu）的男子（大约45岁）所绘的第27幅画包含了很多以踪迹连接的圆形。廷代尔因此在画上写下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