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洋洲的航海地图学和传统航海

心象地图学

大洋洲人的航海活动，为地图学史的研究者提出了多少是个谜的问题。这里有杰出的航海者，驾驶着他们的独木舟在岛屿之间航行，在看不见陆地的海上度过好几天、甚至很多星期，却并不依赖任何工具或海图来确定航路。实际上，他们会在头脑中持有岛屿在大洋上的分布图像，并根据一个观念罗盘在脑海中想象方位的改变；这个观念罗盘的刻度通常是根据重要恒星和星座的升落或有名风（named winds）的吹送方向来确定的。在这个岛屿和方位的心理框架之内，为了把独木舟驶向地平线之外的目的地，这些航海者会应用由肉眼观察得来的关键信息——恒星，海洋涌浪，稳定的风，受岛屿影响的云形，在陆上筑巢、海中捕鱼的鸟，以及其他由自然界提供的线索。

如今，这种传统航海术在太平洋中的少数地点还有实施，其中包括密克罗尼西亚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的一些微小的环礁。人类学家托马斯·格拉德温（Thomas Gladwin）在有关传统加罗林航海的研究中抓住了这种航行的本质，它让娴熟的航海者在海上仅需依赖自己的感觉及周边岛屿的心理图像。“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都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或是贯穿于他的感觉中。所有他实际上能看到或感受到的东西只是独木舟在水中的穿行、风向和恒星方位。其他所有东西都依赖于一幅认知地图，这幅地图既是真正的地理图，又是一幅逻辑图。”^[1]很多地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已经描述过人们如何把他们周边的世界转换形成“认知地图”或“心象地图”。^[2]然而，大多数这类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儿童和一般成人形成并利用周边环境的图像的一般性过程，而本章要探讨的则是太平洋群岛的专业航海家在心理上绘制环境图像的高度结构性的方式，这些环境包括海洋、岛屿、涌浪（swells）、风、恒星和其他对这一技艺来说十分重要的特征；之后，他们运用这些正式的图像以及他们自己的感官感知，来引导独木舟在大洋中航行。

不过，对这些专家来说，把心理图像以物理的方式描绘出来的想法也并不陌生。早期的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就记录了一些例子，表明本土航海者在被问到他们自己的岛屿周边的其他岛屿时，可以马上在沙地上划线或排列珊瑚碎块，而制作出地图来。在这些早期的来访者中，有些人还以这样的临时性地图为本，或是从知情人的言语和姿势得到有关他们所知的岛屿的方位和距离信息，来绘制海图。

不仅如此，一些岛屿上的娴熟航海者还能通过排布珊瑚碎块来表示重要恒星和星座升起和降落的位点，从而把一种概念上的“恒星罗盘”教给这些西方学生。一旦他们的学生掌握了恒星罗盘，就会被要求想象一系列的“岛屿海图”，方法是在心理上把岛屿接连置于罗盘的中心，然后背出驶向每个恒星方位时会发现的岛屿、珊瑚礁和其他有关航海的重要特征。在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也只有那里——航海者擅长识别岛屿破坏远洋涌浪图案的方式，并制作“棍棒海图”来描绘岛屿及它们施加在涌浪之上的效应。这些海图曾用于教导后学，或作为在出海之前参考的助记手段。然而，一旦这些航海者出海，他们绝不会为了帮助自己完成任务而随身携带任何这样的有关岛屿、恒星位置或涌浪图案的物理呈现物。从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及其他早期探险家的观察开始已经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证据，对少数传承至今的传统航海者以及现代正在学习这门古老技艺的岛民也在海上做了一些当代研究，这些证据合起来都展现了这些航海者在心理上绘制海洋世界的方法。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关注物理地图人造物的标准地图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洋洲航海者在心理上绘制岛屿、恒星和涌浪图像的方式。诚然，这类著作中也提到了一些迷人的棍棒海图，展示了岛屿如何打断涌浪。^[3]然而，只有一个群岛的航海者会利用这种手段，而且与太平洋航海者制作的其他物理呈现物一样，他们并不在海上使用它们。这些航海者会把岛屿的位置概念化，会设置通往这些岛屿的航道，会在沿途进行推测航行，然后登陆，在海上的这全部过程都不会参照任何物理海图。不过，在有关岛屿定居、独木舟航行和航海技术的历史和人类学文献中，这些过程却得到了大量讨论。^{s Theory of Accidental Voyages，rev.ed.（Wellington：Polynesian Society，1963）；David Lewis，We，the Navigators：The Ancient Art of Landfinding in the Pacific，2d ed.，ed.Derek Oulto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Gladwin，East Is a Big Bird （见注释1）；Ward Hunt Goodenough，Native Astronomy in the Central Carolin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53）；Andrew Sharp，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Wellington：Polynesian Society，1956）；以及下书中列出的很多条目：Nicholas J.Goetzfridt，comp.，Indigenous Navigation and Voyaging in the Pacific：A Reference Guide（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

我首先将评述欧洲人对这一地区的早期探索，然后考察那些应该引发西方世界注意的太平洋岛民本土地理知识的最早一小批地图学证据。它们包括4张海图——其一来自波利尼西亚，另三张来自密克罗尼西亚——由早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以岛屿航海者提供的地理信息为本而绘制。

这些海图提醒外部世界，这些石器时代的航海者能够以他们自己的岛屿为中心，对很广的半径内的数量可观的岛屿加以定位。然而，这些航海者自己如何将岛屿、大洋涌浪、恒星轨迹以及对其技能运用来说十分重要的所有其他海洋环境特征绘制成图？对此，这些海图并不能提供任何线索。为了探究本土航海地图学，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些技艺精湛的航海家为其独木舟导航的一般原理。在这些原理的框架下，本章将关注密克罗尼西亚的两种彼此不同而有关联的导航传统，综述其导航方法和相关的地图学实践。之所以选择密克罗尼西亚，是因为对这一地区的传统的记录十分详细，在目前远远超过了可以见到的有关其他太平洋航海术体系的记录。这两种导航传统之一来自加罗林群岛，本质上是天体导航体系，包括多种既在地面上又在心中实施的为恒星和岛屿绘图的方法，以及如何通过利用航程全程中导航方位的变化而把独木舟前往目的地的过程简洁地绘制成图。第二种传统来自马绍尔群岛，对海洋的关注多于天空。那里的航海者运用了一种整个大洋洲通用的技术——通过观察岛屿破坏正常大洋涌浪的情况，而在望见岛屿之前就侦测到它的存在——并把这种技术发展成一套高度精密的方法，用来在马绍尔群岛的环礁之间保持航路。正是他们制作了著名的棍棒海图，以呈现和传授涌浪在其传播路线上被岛屿反射、折射和衍射的方式。

欧洲人向远大洋洲的挺进

当麦哲伦在1520年进行已知最早的跨洋航行时，他并非只是想要探索他命名为“太平洋”的这个大洋。他的目标是寻找一条新路线，可以前往获得那些生长在亚洲最东南端星罗棋布的岛屿上的香料。自那以后的200多年时间里，驱动欧洲人横跨地球所有大洋中最险恶的这个大洋的首要动力，一直是这种前往亚洲富庶之地的欲望，而不是任何纯粹的探险激情。尽管西班牙人后来在其菲律宾和新世界的据点之间建立了每年定期的贸易航线，但这仍然基本无助于让外部世界增加有关太平洋及其居民的知识。事实上，在200多年时间里，行驶在墨西哥港口到马尼拉这段航程上而穿越了波利尼西亚三角区的大帆船上的海员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经过的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化区之一。在这个时代，仅有的几次前往太平洋的探索性航行无法称为科学考察，因为其指挥者寻找的是他们认为就位于这片海域的富庶土地。这包括16世纪和17世纪中阿尔瓦罗·门达尼亚·德·内拉（Alvaro Mendaña De Neira）、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Pedro Fernández de Quirós）、雅各布·勒梅尔（Jakob Le Maire）、威廉·斯考滕（Willem Schouten）以及其他人的航行，他们试图寻找“未知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这是那个时代的宇宙志学者认为一定位于太平洋南部的巨大大陆。^[6]

当欧洲航海者碰巧抵达太平洋中部的岛屿时，他们颇为意外地发现，几乎每个岛屿都已有人居住。在那些离任何大陆海岸都有几千英里远的洋中岛屿上，他们更困惑地发现了人丁兴旺的人群，而这些人并没有船、海图或导航工具。这些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骄傲航海者不禁好奇，这些人看上去并没有远洋航行所必需的设备，那么他们如何能抵达这些散布在大洋上的岛屿呢？——何况这片大洋，用麦哲伦船队中的一位记录者的话来说，“大到了人类心灵几乎无法把握的程度”。^[7]

欧洲人由此提出了许多天才的假说，试图解释他们发现的这些岛屿如何为人所居。比如说，当门达尼亚第二次考察的队伍于1595年在秘鲁海岸西边大约四千海里^[8]的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lands）上登陆时，考察队的导航员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罗斯就判断，那里的居民“没有向遥远地方航行的技艺或可能性”^[9]。为了解释他们在这些僻远岛屿上的存在，基罗斯假定在马克萨斯群岛南边不远处一定有长长一链彼此接近的岛屿，从亚洲一直向东延伸，从而让这些技术有限的人群可以向太平洋挺进到如此之远的地方。^[10]同样，1722年复活节那天，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赫芬（Jacob Roggeveen）偶然到达了一小块陆地，他因此把它命名为“复活节岛”（即拉帕努伊岛）。他完全无法解释，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为何会生活着一群石器时代的居民，身边只有易于损坏的小独木舟，于是只能认为他们可能是上帝单独创造的人类。^[11]甚至在1772年这么晚的时候，法国航海家朱利安·克罗泽（Julien Crozet）还在设想一块沉没的大陆，以便解释在南太平洋上散布在两千海里范围内的从塔希提到奥特阿罗阿（Aotearoa，即新西兰）的岛屿上为何会生活着语言和文化如此相似的居民。既然他们看上去并不掌握长距离航行的方法，于是克罗泽得出结论：他们一定是一度遍布于一块广袤大陆的某个种族的孑遗，这块大陆后来在巨大的火山灾变中裂解、下沉，最后仅有高到足以仍旧露出海平面的山头成为岛屿，于是唯有这些住在山头上的居民留了下来。^[12]

直到18世纪后期，戈茨曼（Goetzmann）所谓的“第二次大发现时代”拉开序幕，欧洲人对远太平洋岛屿的发现才真正开始。^[13]那时候，更优良的船只和导航方法以及有关营养的新观念都让人们更易于开展长时间的航海考察。就本章讨论的内容来说，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考察开始抱有新的态度。这个时代，在启蒙任务的驱动下，探险家从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后来还有俄国和美国）出发航往太平洋，为的是给岛屿绘制海图，研究其动植物区系和居民，以及达成地缘政治目标。

詹姆斯·库克上校是太平洋考察的这个新时代的开启者，他在1769—1778年间进行了三次大型航海。在此期间，这位典型的启蒙探险家为外部世界此前未知的数以百计的岛屿绘制了海图。除了其他知识之外，他还从他所遇到的人群那里掌握到足够的语言和风俗知识，认识到生活在以夏威夷、拉帕努伊（复活节岛）和奥特阿罗阿（新西兰）为界的岛屿上的所有人群都属于“同一个国度”，从而真正发现了波利尼西亚。^[14]在1769年的第一次航行中，库克受海军部派遣前往塔希提岛，该岛在两年前刚由另一位英国航海家萨缪尔·瓦利斯（Samuel Wallis）“发现”。按照英国皇家学会规划的任务，他在那里要观察金星从太阳圆面上经过的凌日现象，这是一项确定日地距离的国际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库克对他的观察的精确性并不满意，但他却从塔希提人那里了解到了他们的航海技能、航行范围及有关太平洋这一区域内岛屿的广泛知识，并为此激动不已。

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绘制的早期海图

图帕亚的波利尼西亚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