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外国哲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一 学科发展概况

1.国内所谓“现代外国哲学”学科，实际主要是指现代西方哲学，也包括了俄罗斯哲学，这并非由于现代外国哲学就应该包含这两个部分，而是鉴于国内研究队伍只限于此，其他广泛的亚非拉国家的哲学，虽然不能说国内学者一点都不知道，但也是相当陌生的，可以说基本没有研究。

2.“现代外国哲学”学科是改革开放后80年代正式建立起来的，发展30年以来，经历了大量引进介绍外国的学术流派与成果和独立研究两个阶段。在队伍建设方面，由于历史原因，1949—1976年期间，由于基本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价值，研究基本上是被武断的批判所代替，因此根本谈不上有质量的研究，有限的翻译也仅限于为批判提供学术靶子。在此期间从事本学科的学者，也就是大致从1920年代晚期到1940年代早期的学者，基本上属于真正被耽误的一代——在他们最有研究能力的年龄，却只许他们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批判。在“文革”结束后，由于这代人在知识结构与外语能力方面远不如当时尚健在但已经进入老年的民国时期的学者，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新三届（特指1977—1979年三届恢复高考后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的三届大学生）学生不满足向“中年”老师学习，而是如饥似渴地从“老先生”那里获取知识的情形。后来的历史证明，现在国内各个研究机构和高校“现代外国哲学”学科的领衔人物，基本上被“新三届”大学生把持着。这批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虽然在基本教育阶段被耽误了学业，但由于青年时期是在“非阶级斗争”的知识环境下接受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国内或国外哲学学位，总体上看，他们在专业能力和成就方面大大超越了1949年到1976年国内“现代外国哲学”从业者的成果。从研究状态看，整个80年代是精神启蒙阶段，思想高度活跃，学术高度自觉与自由。进入90年代至今，学科进入标准化、技术化、量化阶段。这三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势的成就在于，翻译著作大量涌现，国外知名哲学家的著作国内几乎都有翻译出版，甚至近年来出版了相关的全集，例如《维特根斯坦全集》、《杜威全集》等，这表明学术基础工作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更为可喜的是，国内“现代外国哲学”学科从业人员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新生代”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与上述“新三届”学者不同，新生代学者很多直接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博士学位，能直接用西方语言撰写学术论文，他们在国内相关研究和教学机构正在成为学术骨干力量。笔者认为，“现代外国哲学”学科的标准化、技术化、量化趋势，也就是所谓学术规范化——在注重知识本身的引进与传播方面取得突出进展的同时，也含有这样的隐忧，那就是忽视了活生生的思想个性与精神自由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学者的学术文章有“文本第一”、“教科书化”的倾向，从文章本身看研究题目雷同，著述风格千人一面，数量多而质量下滑，各种抄袭屡屡发生，尤其隐蔽的是学者“自己抄自己”的现象，同样内容换不同的标题分成多篇文章发表，这种学术成果的虚假繁荣如果不加以制止，学科质量的保证不可想象。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学术文章发表后，无论是质量高低，几乎没有任何反响，这根源于学者之间很少阅读对方的文章，这也导致缺乏真正的思想交锋，学术评论与学术批评匮乏。

二 学科前沿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