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艺术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

一 学科发展概况

目前来看，宗教艺术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发现，所以在研究领域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简要而言就是佛教艺术的研究成果最丰富、研究领域最为全面、研究种类最为多样，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相关研究次之，最为少见的是其他外来宗教艺术研究。这种情况与佛、道教长期占据中国信仰主流，因此遗留文物丰富有密切关联。

佛教艺术研究最为丰富全面，依然占据着宗教艺术研究的重心。根据近年佛教艺术研究情况，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佛教石窟及摩崖造像艺术、佛教地面建筑艺术包括佛寺建筑和其所属的壁画造像、佛塔艺术、佛教墓葬、佛教典籍和佛教服饰法器等类别。在这些类别当中，佛教石窟艺术研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成果最为丰富。很多古代寺院地面建筑多已不存，特别是时代较早的，如唐以前的地面佛寺建筑如今已很少见到。然而佛教石窟则因依附坚实的山体，且远离城市，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仍然保存了大量佛教文化信息，尤其是对我国早期佛教艺术的了解，很多都是得益于对石窟的考古发掘、调查及研究而获得的。另外佛教典籍是佛教得以传播、延续的重要载体，亦是宗教艺术重要形态之一。自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大量的文书、经卷等文献材料现世，为敦煌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在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佛教系统当中，藏传佛教艺术不论是专业研究还是基本资料的画册图书，都有明显的增加趋势，而且图书多是以藏传佛教艺术丛书的形式出现。南传佛教艺术，在中国整个的佛教艺术中显得相对薄弱。

道教艺术研究中的重点是道教图像学和道教音乐。道教图像学一方面包括地面可携带道教文物中神像的变迁渊源，另外一方面涉及地下墓葬中神像与整个丧葬仪式关联的考察。作为本土宗教文化的道教音乐，学界原本涉足不多，20世纪50年代末，只有少数学者零星地做了一些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更多学者参与道教音乐的田野调查、资料收集、学术理论研究，以及将道教音乐引入剧院舞台作艺术性表演展示，这一学术“冷门”逐步形成研究“热点”。近年研究论文虽不多，但专著方面近两年却有成套的丛书出版，颇为可观。

对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的研究，由于资料等其他条件所限，虽然势头比前些年略减，但研究者开始向着更深入更系统的方向发展，但这种方向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三夷教的发展和教义方面，艺术方面涉及范围有限。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及景教统称三夷教，其中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基督宗教的艺术研究亦归入三夷教类别之中。琐罗亚斯德教是起源于古伊朗高原的一个古老宗教，因其供奉火，故而在中国又被称为祆教或火祆教。近二十年来，我国关于祆教的研究成果颇丰。基督宗教之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唐代前期的景教，然随着唐武宗的灭法运动，基督宗教在中国汉地消失。大约直至元代以后，基督宗教才又重新在内地出现，并对中国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在景教与其他宗教的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值得关注。关于伊斯兰教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集中在穆斯林教建筑体系、建筑装饰风格、特点以及清真寺建筑装饰构件在建筑体系中的应用。此外，研究还涉及了区域伊斯兰教建筑的概况、清真寺名录、现状、开发及保护等问题。

二 学科前沿动态

（一）佛教艺术

在我国佛教主要有三大系统，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根据近两年研究成果的多寡，本文将研究成果较少的南传佛教艺术附在藏传佛教之后。汉传佛教的研究成果最多，种类也最为齐全，故依照宗教艺术的基本形态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并以条目标出。

1.汉传佛教艺术

（1）石窟及摩崖造像

关于石窟寺的考古发掘，2011—2012年间，我国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成果较为突出。这主要体现在陈凌、李裕群、李肖等人对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考古发掘上，2011—2012年先后发表考古报告三篇。《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遗址》^[1]一文，记述此次发掘清理了50多处洞窟和许多窟前遗迹，以及一处地面佛寺。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还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吐峪沟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新清理的两处礼拜窟应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2]一文记述了2010年对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进行发掘的情况，共清理了50多处洞窟和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大量文书残片和绢画、木器等。K18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第三篇是《新疆鄯善县吐峪沟西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3]简报记录发掘情况，共清理洞窟14处，还发现一处上山踏步。出土一些纸文书、建筑木构件等，还发现较大面积的壁画、题记。NK2应是这组窟群的中心建筑，开凿于公元5世纪前后。吐峪沟石窟寺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佛教石窟等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特别是西区北侧石窟的发掘对研究吐峪沟佛教石窟群的布局及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佟文康、胡望林等人对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有《新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遗址发掘简报》^[4]一文。简报记述了200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疆吐鲁番盆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窟前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情况，此次发掘清理洞窟、房址、佛塔等遗迹55处。遗址主体年代为高昌回鹘时期。出土器物包括陶器、木器、石器、铁器、骨器、织物、文书等，在一些洞窟中还发现了壁画和地画。此次发掘为深入了解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郭物、仝涛等人的《新疆策勒县达玛沟3号佛寺建筑遗址发掘简报》主要记述了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策勒县达玛沟乡托普鲁克敦3号佛寺建筑遗址进行的发掘情况。3号佛寺建筑是一处起居、学习、论经的综合性建筑，其中首次发现的广场式庭院和僧房为研究当地的建筑史提供了新资料。遗址内出土的壁画，反映了8—9世纪唐人和吐蕃人对和阗地区的影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