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后的美国大选走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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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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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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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2008年后的美国大选走势分析

2008年至今,美国又进行了三次总统选举。当下,2022年的中期选举进程已经开始。随着福音派政治动员的减弱,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大,美国的文化战争是否开始向阶级冲突折回?经历了最近三次的大选,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加大了还是减少了?经过几轮执政党的更换,美国分裂政府的局面是否有所改善?当前的社会变迁趋势将推动民主党的复兴还是继续维持两党均势的局面?美国的选举政治又将向何种方向变迁?在本章里,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对2008之后的大选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美国选举政治的变迁趋势。

一 2012—2020年的大选概况

下面,笔者将从大选概况、选举地理和投票模式三个方面对2008年之后的三次大选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三年的大选概况。奥巴马在2012年的大选里成功连任。奥巴马虽获胜连任,但是他获胜的比例已经有所下降(降幅为1.8%),并失去了北卡州和印第安纳州。该年,奥巴马要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因为民主党只拥有参议院的微弱多数,而共和党则掌握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其实,2008年奥巴马获胜之后,他一直未能凭借胜利促成一个民主党主导时代的来临。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便在参众两院失去席位(在众议院失去了63个议席,在参议院则失去了6个议席),沦为了众议院的少数派。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又进一步失去了参议院。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不断败北反映了选民对奥巴马救市政策、医改政策与同性恋合法化等自由化政策的不满,以及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复苏缓慢的不耐烦。

在2016年的大选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为共和党重新赢回了白宫。[1]共和党再次重掌白宫和国会,建立起一个短暂的统一政府。笔者认为民主党在该年大选败北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该党提名了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候选人,而是因为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了宗教不满和种族怨愤。这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包括华尔街救市政策,奥巴马的医改政策,以及在其任内通过的、由最高法院作出的、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司法裁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激起了保守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弹,加剧了文化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裂痕。少数族裔当选美国总统不仅提高了少数族裔提升社会地位的期望,也激起了他们对社会不公正对待的抗争,造成一种少数族裔权力崛起的表象。这又刺激了种族主义者的神经,引发了白人的“反击”运动。奥巴马对华尔街无条件的救市政策激起了底层民众占领华尔街的运动,[2]而这在经济下行、民生恶化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种“阶级背叛”而非一种务实的政治抉择。这种“阶级背叛”在种族的棱镜下往往被归结为种族身份所致。换言之,同属一阶级的奥巴马之所以“出卖”底层民众是因为他的种族身份。于是,救市这种经济行为外溢到种族领域,最终加剧了种族冲突。在种族冲突加剧,世俗与宗教裂痕加深的情况下,奥巴马的医改政策成为了压垮民主党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不少人眼里,医改政策不再是一个减小贫富分化的资源再分配问题,而是一个美国白人身份存亡的问题。在这些白人眼中,奥巴马总统不仅拿去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白人的优越地位,他还要通过医改政策拿掉美国白人身份中一个十分关键的要素——自由。因为医改政策被建构成一场国家在医保领域全面接管市场的威权运动。这种身份认同冲击所带来的强烈反弹是茶党运动得以崛起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也是特朗普击败希拉里的关键法宝。因此,奥巴马的少数族裔身份,其任内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与政策削弱了民主党的阶级基础,使得民主党失去了更多底层白人的支持,导致环湖流域的州转向共和党。

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在经贸、税收、移民管理和外交方面均改弦更张。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大打贸易战,与中国、欧盟、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区域联盟进行贸易谈判,重订贸易协议。在外交领域,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弱化了跟西方盟友的关系,并且不顾盟友反对单方面退出了美国跟伊朗签订的《伊朗核协议》。在税收方面,特朗普签署了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在移民管理方面,特朗普大筑边境墙,强行分隔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家庭,并签署了针对中东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旅行禁令。特朗普也竭力推动国会废除奥巴马的医改政策。但由于党内的阻力和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他未能在第一个任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这些方面,特朗普打破了不少政治正确的禁区,采取了许多违反美国传统价值的行动。这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包括白人至上主义,性别歧视,疏远西方盟友,抨击言论自由,非人道地隔离移民家庭。特朗普也因此被很多人评价为非美国(un-American)的总统。他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最不受民众欢迎的总统之一。民众对他的满意度常常低于50%。[3]不过,从现实效果来看,特朗普的做法虽有违美国价值,但是却能回应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焦虑。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这些做法虽不合美国主流价值,却能有效应对美国的社会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他上任以来的确在内政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他的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已明显地表现出来。通过与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或区域组织重新进行贸易谈判,美国跟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已有所减少。除了经济方面,特朗普在社会治安和非法移民管制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与2017年相比,犯罪率也有所下降,其中暴力犯罪率下降了0.2%,财物犯罪率下降了3%。在边疆安全方面,由于部分拉美经济的动荡和经济不景气,力图跨越美国边界的人数有所增多。但因为美国以经贸向墨西哥施压,使得墨西哥政府采取了措施拦截移民非法闯入美国边界,所以非法移民的数量已大大减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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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智锋.大转向:战后美国选举政治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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