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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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布尔迪厄的文艺社会学》

出版日期：2023-02

字数： 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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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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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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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社会学转向

1954年，布尔迪厄获得哲学教师学衔之后，被任命为穆兰中学的哲学教师，他开设了关于胡塞尔的哲学课程。1955年，他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学术兴趣转向人种学。他最初一边从事人种学调查，一边写关于胡塞尔的时间经验结构的著作。在服兵役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开始关注阿尔及利亚社会，写出了“我知道什么”丛书中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érie,1958），为了消除巴黎知识分子对阿尔及利亚现实的误解，“也许同样为了消除对一场残酷的战争无能为力的证人的负疚之感”。^[1]他在阿尔及利亚曾与普通士兵朝夕相处，替他们站岗，甚至替他们写情书。他们对等级制度俯首帖耳的态度令他震惊，“我身上残存的民众主义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这种民众主义是由加入资产阶级少年的享有特权的闲暇的沉重负罪感形成的，这种负罪感使我刚刚获得学衔就离开了高等师范学校，为的是教书和有点儿用处”。^[2]比受苦更可怕的是对受苦的默认。如他后来分析的，习性导致了不知不觉受奴役。服完兵役，布尔迪厄担任了阿尔及尔文学院的助教，继续从事阿尔及利亚人种学和社会学研究。炙手可热的社会问题压迫着他。他进行了系统调查，搜集关于服装的资料（与传统服装和欧洲服装进行对比），拍了大量照片，在公共场所进行谈话录音，搞问卷调查，访谈，查阅档案，参加社团讨论。他在调查过程中数次历险，受到法国军队盘查，与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的士兵遭遇。他对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的亲身体验，“既是内在的又是遥远的、亲切的，也可以说是深情的、热烈的但并不是天真的或无知的”。^[3]在战争中从事社会学调查必须万无一失，尤其要妥善处理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在极端紧急的状况下，他调动了全部的知识和技术潜能：“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投入的批判警觉，无疑可在这些早期的研究实验中找到根源。”^[4]阿尔及利亚的现实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哲学的非现实成分，他决心与经院式哲学决裂，把实践变成理论基石，投身社会科学并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社会科学。由此，他从情感生活的现象学转向既保持距离又关注现实的科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