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凸显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性，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中发展起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在学术上的反映；二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纯粹的知识发现，而是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并在现实中彰显学术的生命力。回溯2016—2018年以来的学术研究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性质正在对自我的不断突破和对现实的不断回应中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凸显，这体现在对一些重要命题的提炼深化与重大问题的集中讨论中，其中最能体现批判性质的，就是政治哲学研究开始进入细部。以对正义问题的全面讨论为前提，研究者们不再留存于正义理论表面，而是在生产正义、分配正义、生态正义、空间正义等许多个层面来构建丰富而立体的理论系统，同时兼顾对话与争论。此外，唯物史观的研究也进一步突破表面张力，其认识模式和涵盖疆域不断拓宽，甚至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问题，这是理论上的一种全面打开。在实践性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触及到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等重大现实问题领域。

一 政治哲学之进路：对话中的正义问题

不可否认，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心理与精神世界的调整与重塑，在这一方面，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全球正义问题正在覆盖整个领域，并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正义问题与世界对话的主张。比如关于“伍德命题”的讨论：20世纪70—80年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那场大讨论中提出的著名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不仅在英美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而且对我国学者当下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伍德的相关论著出发，全面准确地把握此命题，并对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对于推进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正义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段忠桥教授认为，伍德是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中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命题的，并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论权利和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中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辩护。在他看来，伍德为其文本立论的三段论述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对文本的解读都是错误的，而如果作为其理由的文本依据都不能成立，那他的那个命题自然也不能成立。面对商榷，伍德从正义与司法制度、正义与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的辨析等角度进行了回应。这种交流与碰撞，使得政治哲学在全球视野中的现实问题解答层面都有所推进。

正义问题不仅在理论层面取得重要进展，更在具体领域方面有所拓宽。2016年，有学者专门讨论“马克思所有权批判及其相关的公平正义观”，将所有权问题引入了正义问题的讨论。选择马克思所有权及其相关的公平正义观作为论题，并非无意中确定的最直接确定该论题的原因，就是若干年前直至今天依然讨论着的中国的所有权理论和改革实践。这些讨论最大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上的高度“欧美化”或“现代化”，也不在于捍卫什么样的所有权公正，而在于用“欧美体系”的规范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愿景。

这同时也意味着，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中，提及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人们的脑海中便会立刻浮现非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有时候可能还会联想到它与马克思的所有权批判的联系。但是这也表明了它们之间瓜葛不清、争端不止。长此以往，对是非（政治正确）感本身不可能不产生有害的后果。

因为，非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时常以“另一方式”延续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性论证。在这方面，与马克思的“调和”，不仅意味着马克思“落伍”了，而且意味着当代非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才是真正接近我们面临的问题。此外，透过类似于市场公平论证，非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公平的”收入分配拟制成穷人与富人的财富增益问题，并且乐于传播富人与穷人之间互相剥削，以达到这样做恰好也会对占有对方开始产生不利的程度为止。尽管这种赤裸裸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在市场这个领域有其充足的合理性，然而，却是在一定范围内。如果从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来看，非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实际上很不开明。因为他们毕竟身处于已然高度规范化了的西方政治体制和市场规则。假如他们也能够成为这一体制的反对派，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决不是人的解放。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给私有财产权以一定限制，即使他们也承认公私领域划分乃至倡导公共领域重建，并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的所有权批判实际上也就是中国道路论证的具体化。此种研究价值在于：其一，研究内容环环相扣，突出呈现了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权批判的开明态度对于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启示意义，有力地揭露了那种玩弄“调和”手法证明某种理论（譬如，罗尔斯的“最小值最大化规则”之正义）合法性的危险。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所有权的“力”的提法，“民族性”的阐释，“笔调”“风格”之实质，共同富裕之历史考察，等等；其二，我们必须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推进这项研究。当国内外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东西，还不如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现代社会主义者更直面问题的时候，这项研究的意义更得以凸显。

此外，正义问题还被引入到唯物史观的视野当中，2017年的相关讨论包括基于生产方式批判的马克思正义思想、对“伍德命题”的辨析、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等问题。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再重新发现法与正义的问题。

当然，所有权与正义、法与正义、生产正义都是近代以来政治哲学中的根本论题，对于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来阐释这些论题，进而对于界划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对于推动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都是有比较大的价值的。但正义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部，在于空间正义。2018年，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关于空间正义的唯物史观叙事，对相关领域进行了厘清。第一，空间正义的理念和社会学命题，最早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论证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典型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就是从对空间的非正义事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压迫、工人的苦难处境的揭示和批判。它深刻影响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大量类似于恩格斯的论述，而且进一步从空间、土地、房产等作为资本运动的元素分析出发，解析了空间非正义的社会经济原因。因而，空间正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空间论的原创性思想理念，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独撰或原创。后者只是前者的发挥与时代性解释。第二，空间正义属于一般社会正义的外延。要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必须明确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马克思明确认定，必须按照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来理解和讨论正义问题。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基础。由此出发，分析空间正义也必须纳入社会生产方式来考察。马克思认为土地、空间、房产等要素一旦纳入资本运动之后，空间的生产、占有和享用，就根本失去了自然环境和人类栖居原初的社会无阶级、无等差的普泛性人权配置。社会按照资本的力量，或依据资本对空间的投资和营运支配空间，空间及其生产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至此，空间的产权化、产权的资本化，便根本改变了人权平等对空间及其栖居环境的要求，以致形成空间“人权成了产权的牺牲品”。这是马克思空间人权正义和空间产权资本化非正义的深刻思考。他科学地解释了空间两极分化，有人广厦万间，有人无立足之地的空间非正义占有和享用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这一观点，极有力地证明和支持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之论述的科学性、合法性。用来住，体现了空间的人权正义和要求，用来炒是突出空间产权及其资本增殖的诉求。强调用来住，反对用来炒，正是为了防止空间人权成为产权牺牲品的非正义现象蔓延，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大力维护。第三，空间是一种社会化因素，而非长宽高之积的单纯物理现象。空间正义与否，还在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栖居环境公共建设投资的匀度，环境后生的质量差异。因而空间享有状况的公平、正义与否，还与空间投资的密度、环境建设质量相关。空间非正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类似于中心与边缘空间的差别化扩大再生产，反映了经济的极度不平衡发展，反映了社会资本配置的不合理，它们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公共资源公平分配和享有。这既是社会不公平、非正义的产物，同时又会作为条件引发新的非正义、不公平现象。因而必须有协调发展的宏观治理。第四，空间从自然属性而言，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空间是整体又是局域。从社会层面讲，空间是社会总体性和社区差异性的统一，空间环境、场所既与具体群落、实践相关，又与社会总体融汇。因此空间正义必须合理处分空间的连续与间断、总体与局域、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任何单面性处理都会造成空间非正义。第五，空间正义总是伴随着主体的环境意识和场所体验的，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场所精神。主体的环境认同和获得感，是产生和维系空间正义的精神条件。要深入理解空间正义问题，必须关注空间主体的场所体验与认同。空间的价值与肯定性评价，是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的。

二 唯物史观：历史认识模式及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