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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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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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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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

从文化视阈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探讨,而本书的选题也正是这一复杂、庞大论题中的关键部分之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如何认识、阐释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一项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取得了较为丰富成果的同时,也还存在许多争议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国内外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学术界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能够结合、交融以及交融的结果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接合点,无法实现结合与交融,如果强行而为之的话,则会造成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例如,作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就认为,“中国经过五四,先是否定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造成现状的主因”[1],其后这种反传统的激进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著作中指出,五四时期的“显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2],这深远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求‘文化革命’与排斥传统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不变的主题,无论党的路线是如何的转变与跳动,这个主题却始终未变”[3];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例如,作为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蒋庆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从本质上来看,马列主义是反传统反文化的”,“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4]。又如,陈来在《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一书中提出,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制造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困境,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动“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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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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