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译经和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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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隋唐佛教史》

出版日期：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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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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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隋朝的译经和经录

一佛经翻译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传到中国以后，在与中国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的不断深入结合，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

在中国佛教史上，翻译佛经一直是个重大事业。佛教传入初期，译经由民间组织分散进行。至东晋十六国时期，经过前秦道安在长安组织译经，至后秦已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国家事业，组成以鸠摩罗什为译主的译经班子，投入巨大财力予以支持，而到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译经已经主要由国家组织和资助。但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方译出的佛经难以迅速交流。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隋朝是第一个把佛经翻译作为国家事业的统一王朝。

隋朝存在时间不长，译经数量不大。据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载，隋朝僧俗译著者有19人，译经及著述共75部462卷。唐代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载，隋朝僧俗译著者20人，译经及著述有90部515卷。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把隋代的著者及其著述目录去掉，仅载录译者及其译经，包括经录，载僧俗译者9人，译经及所编经录共64部301卷。隋文帝时，将长安大兴善寺作为安置译经僧，组织译经的主要场所。隋炀帝时，扩建洛阳为东都，又在洛阳上林园置翻经馆作为全国译经中心。从中国佛教史来看，隋朝翻译的佛经影响不大，然而从所译佛经的种类来说，大乘唯识经典的续译和某些早期密教经典的翻译是反映了时代特色的。

隋代著名的译经僧有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人。

那连提黎耶舍

那连提黎耶舍，意译名为尊称，北天竺乌场国（在今巴基斯坦西北斯瓦特地区）人，出自婆罗门种姓。十七岁出家，北齐天保七年（556）来到邺都，受到文宣帝高洋的优遇，被安置在天平寺翻译佛经，敕昭玄大统法上和尚等20余人监掌译经之事，令沙门法智、鲜卑族居士万天懿传语，译出《菩萨见实三昧经》《月藏经》《须密藏经》《大悲经》《法胜阿毗昙论》等经论7部52卷。（《大唐内典录》卷五）在译经之暇，那连提黎耶舍还常念诵“神咒”，为世人祈求功德，后受任北齐最高僧官机构昭玄寺的都维那，不久升任沙门统。他将所得的俸禄用来“设供饭僧，施诸贫乏”，在邺城市区掘造义井，又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西山建立三寺，收养病人。这是中国佛教界兴办福利事业之始。北周灭齐，将在北周实行的禁毁佛教的政策扩展到齐地实施，取缔佛教，那连提黎耶舍不得已改穿俗服，流迁各地。

隋初致力恢复佛教，隋文帝敕昭玄统昙迁等30余人主持译经之事。那连提黎耶舍被迎请到长安大兴善寺，继续翻译佛经。后来，那连提黎耶舍移居广济寺，被任为“外国僧主”，于开皇九年（589）去世，享年一百岁。（《续高僧传》卷二本传）

那连提黎耶舍在隋译经8部28卷^[1]，其中有：

《大方等大集日藏经》十卷

开皇五年（585）译出，沙门智铉、费长房笔受。与北凉昙无谶所译《大集经·月藏分》为同本异译。隋沙门僧就将此经和那连提黎耶舍在北齐所译的《月藏经》十二卷、《须弥藏经》二卷，与昙无谶译的《大集经》合编为《新合大集经》六十卷^[2]。《大集经》属于大乘经集之一，内容讲佛陀向十方无量佛国世界的菩萨宣说以诸法性空和六度为主要内容的佛法，其中含有很多密教的成分，有些经劝人诵持陀罗尼（意为“总持”，一般指密咒、咒语）以及讲述梵天诸天护法等的内容。《日藏经》说诵持各种陀罗尼具有使人灭罪，断除贪爱情欲，摆脱生死轮回而达到觉悟的功德，教人护持佛法僧三宝，努力修行，等等。其中的《星宿品》讲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的运行、形状及祭祀方法，以及星宿所象征的吉凶意义和“用事”（星宿与日期相配）的时间。从中可以了解古印度天文学和占星术的一些情况。

《大云轮请雨经》二卷

开皇五年（585）译出，沙门慧献笔受。与北周阇那耶舍所译《大云轮请雨经》及隋阇那崛多译的《大方等大云请雨经》为同本异译。此经是讲述如何立坛求雨的密教经典，谓佛在龙宫向“无量诸大龙王”宣说修持“大慈”及诵念“施一切众安乐”陀罗尼，诵持佛名号等，可灭苦受乐，及时向人间降雨，“生长一切树木丛林、药草苗稼”，“五谷成熟”。经中还讲述求雨应诵的咒语和筑坛举行求雨法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