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

一 口岸的增设、铁路的修建和新式工业的兴起及其对农产品商品化的刺激

二 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种植的推广

三 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发展

四 若干商业性农业区的形成和农产品商品量、商品率的提高

五 农产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

六 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性质

在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农产品商品化，是自然经济解体、国内市场扩大的一个标志，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却与中国整个经济半殖民地化的进程相一致。这个趋向，以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最为显著。因此，我们对甲午战争后农村经济变化进程的研究，必须从考察这一时期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入手。

一、口岸的增设、铁路的修建和新式工业的兴起及其对农产品商品化的刺激

农产品某种程度的商品化，在甲午战争以前早就开始了。甲午战争后，农产品的商品化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这就是通商口岸的增辟和进一步深入内地，铁路的修建和外国在华现代工业以及国内民族资本现代工业的兴起。这些新的条件不但大大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而且对商品化的地区和部门分布以及性质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通商口岸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侵略的重要据点。甲午战争前，已先后开放通商口岸34处，1895——1927年又增开通商口岸69处。到1927年止，共开放通商口岸103处。^[1]甲午战争后的口岸开放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甲午战争后33年所开口岸相当于甲午战争前54年所开口岸的2.1倍。二是内地口岸多。甲午战争前所开口岸中，18处在内地，占53％，而甲午战争后所开口岸中，53处在内地，占77％。

帝国主义每增辟一处口岸，就增加一个侵略据点，打开一个倾销工业品、掠夺农业和土特产品的新区域。随着通商口岸数量的增加，农产品输出量不断扩大，在整个出口土货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据统计，1893年，丝茶以外的农产品输出额为2,842万余元，1930年增加到62,828万余元，增加了21倍多。在出口土货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5.6％提高到45.1％。^[2]

铁路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工具。而铁路的修筑主要是从甲午战争后开始的。从1887年修建津沽铁路起，到1894年止，全国仅有铁路447公里。而1895—1927年间，先后修通或接近完成了中东、南满、京奉、安奉、京汉、粤汉、津浦、沪宁、沪杭甬、胶济、陇海、京绥、正太、滇越等干线及其有关支线。到1927年，全国已有铁路13,147公里，为甲午战争前的29.4倍。据估计，铁路到达地区的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3]这些铁路勾通了主要口岸同内地农村之间的联系。旧中国的铁路布局，这时已经大体形成。

在一个独立国家，铁路当然是近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4]

然而，在近代中国，铁路乃是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榨取中国人民膏脂、加速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重要手段，是插入中国心腹的一根根巨大的吸血管。铁路修到哪里，帝国主义加大规模的掠夺活动就到达那里。所谓“凡是铁路所到的地方，那些地方就突然间开始了生命的欢乐与活动”,^[5]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掠夺活动的写照。这种“生命的欢乐”自然是属於侵略者。至于中国劳动人民，他们只有被掠夺、被榨取、被欺凌的痛苦。还是帝国主义的另一位辩护士费尔纳（Fellner）来得坦率。他说：“不论在任何情形底下，对于中国的逐渐征服，是和这个国家中的新式交通的发展保持着同一的步骤的。”^[6]

铁路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意义在于，它大大缩短了内地农村到通商口岸的运输距离和时间，降低了运输费用，使一些量大价贱、易于破损腐败的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因此，随着铁路的修筑和营运，出口农产品的地区扩大，品种和数量增加。例如，据直隶定县一个老油经纪说，过去该地油的输出，皆用大车或驮子运载，很不便捷。自从通了火车，运输大感便利，花生油和棉籽油的输出逐年增加。^[7]东北农产品输出的扩大，更是同铁路的修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东铁路通车后，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变，大量农民前往该路东线地区开垦，使这一地区的耕地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而“粮石输出，亦大有扶摇直上之势”。^[8]奉天东部素有“辽宁粮仓”之称，但沈海铁路未通时，所有外运的农产品必须用马车运至开原或四平街等处，再换南满铁路南出大连，“费日既多，需款亦巨”，影响外运。沈海铁路修通后，运输条件改观，外运数量大增。据统计，二十年代末，该路沿线地区共产大豆、粮食约142万吨，输出部分约为52万吨。^[9]呼海、洮昂等铁路沿线地区的情况也都如此。^[10]

出口农产品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甲午战争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最主要的出口土货是茶叶、生丝和丝织品。七十年代，这三项物品约占出口额的90％左右，1892年仍占62.5％。^[11]棉花、蔗糖、烟叶、草帽辫等，虽有出口，但数量有限。而且，产地大多在口岸附近。二十世纪开始后，随着铁路干线的修筑，内地铁路沿线地区的棉花、大豆、花生、芝麻、桐油、麻类、禽蛋、牛羊皮等的出口，大大增加。

从通商口岸的贸易情况看，凡有铁路深入内地的口岸，如上海、宁波、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大连、安东等，贸易额特别是土货出口额无不大幅度增加。如上海，1900年的出口贸易额为7,800万两，后因沪宁、沪杭甬铁路相继修成通车，大大促进了棉花、蚕茧、油菜籽等的生产和输出，上海的出口额陡增至1910年的17,800万两。1900年广州的出口额仅1,900万两，在广三、广九两铁路通车后，其出口额增至1910年的5,400万两。^[12]铁路的修建对汉口和华中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更为明显。1904年汉口的输出额不过714万两，1905年京汉铁路通车，再加上湖南等地开辟内河轮船航运，华中地区的土货出口情况为之一变。过去出产不多或难以外运的棉花、芝麻、花生、大豆、桐油、禽蛋、牛羊皮、桕油、生漆等内地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汉口以“茶港”闻名中外，出口土货中茶叶一直占居首位。但到1909年，芝麻出口值已经超过茶叶。1910年，汉口的出口总值已增加到1,790万两。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禽蛋及其制成品又成为汉口输出的头号土货。^[13]

华北地区的主要港口天津，由于京奉、津浦、京汉等铁路的修筑，出口土货的来源显著扩大。直隶、山东、山西的棉花，纷纷集中天津，特别是京绥铁路的修筑，使晋北的亚麻、小麦，内蒙地区的杂粮、羊毛等源源运往天津，使其贸易额迅速扩大。据说自京绥线的京张段建成营运，天津输出额“于一年之中骤增数百万。”^[14]到1920年，天津的土货出口值已超过5,000万两。山东胶州也因胶济铁路于1904年通车，出口贸易日渐发达，1900年的土货出口值仅3万两，1910年增至800万两，1920年更达1,900万两。^[15]

东北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主要是大豆和豆油、豆饼等豆制品。铁路未通时，大多由辽河运往牛庄出口。辽河水浅，而且每年有四个月结冰，运输大受影响，出口数量自然有限。1890年的输出额仅37万余两。后因铁路修建，大连成为东北最主要的土货出口港，大豆和豆制品的出口逐年增加，1900年达546万余两，1910年增至3,669万余两，1920年更达6,961万余两，三十年间增长了187倍多。^[16]

影响农产品出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铁路的修筑、运输条件的改变，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新式工业的发展，某些农产品工业用途的扩大；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加强，在华新式工业的发展；国内民族工业的兴起，是刺激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新式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一些农产品的工业用途和销售市场扩大。

中国的特产桐油，原来只限于农村使用，运输不广，市易不繁。1869年开始输出，先是输至美国，但当时西方国家尚未发现它在工业方面的用途，出口数量极微，仅值62美元。1875年开始输往欧洲，并被用来取代亚麻仁油，用于油漆制造。二十世纪开始后，桐油在油漆、染料工业中的用途不断扩大，销路日广，出口大增。到1912年，全国出口量已达58万余担，价值582万余两。1930年更增至116万担，价值3,054万余两。在植物油的出口中仅次于豆油。^[17]由此大大促成了桐油的商品化。

我国的另一特产大豆，虽为城乡居民的廉价高营养食品和照明用料，但加工简单，其制成品只有豆面、豆腐、豆酱、豆油、豆饼等少数几种，以自给性消费为主，市场销售基本上限于国内，出口仅限于日本，数量也不多。据海关统计，1870—1894年间出口的豆类和豆饼，平均每年只有332,864担。^[18]二十世纪初，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发现了大豆在食品和化学工业方面的广泛用途。它们利用豆油工省价廉的优点，经过提炼精制，取代橄榄油和棉籽油，充当人造猪油、人造牛乳的原料，普通豆油则用代亚麻仁油，制作油漆、涂料，也用来制造肥皂。豆饼原来只用作肥料和牲口饲料，到二十世纪初，欧美和日本利用豆饼中丰富的蛋白质含量，用来制作豆粉（黄粉），掺和面粉烘制面包，又用来制造酱油和味精。这样，大豆的市场需求，成倍增长，很快成为世界性商品。1908年，日本三井会社将东北大豆输往英国，大受欢迎。欧洲各国商人亦争至东北搜购。其利大著，而种植益多。原来主要种植小麦的东北，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和世界著名的大豆产地。^[19]

芝麻、苧麻等农产品的情况也大致相似。芝麻的用途原来只限于作食品和榨制香油。随着工业的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将它用来制造假牛油、发油，提炼香水，制造肥皂，促成了芝麻种植的发展。苧麻在中国推广棉花栽培以前，本属农家自给自足的制衣原料。后因棉花推广以及洋沙洋布的进口，苧麻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对苧麻的用途扩大，它们利用其纤维细长、坚韧、易于漂白、富于光泽以及在水中经久不腐等优点，用以织造帆布、帐蓬布、绳网，并与蚕丝混合，织造锦缎、天鹅绒及其他仿丝织物，广泛用于汗衫、衬衫、帽里、西服里的制作。国外市场对苧麻的需求扩张。中国也用苧麻制成鱼网、蚊帐、绳索等运销东南亚各地，因而促成了一些地区苧麻的商品化。^[20]

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新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棉纺织、丝织、卷烟、面粉、蛋品加工等工业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着更大的刺激作用。

1895年以前，帝国主义已在中国投资建造了一些工厂，洋务派和民族资本也兴办过一些民用企业，但数量有限，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尚不显著。上述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1895年以后。据统计，1894年，全国仅有机器棉纺织厂五家，纱锭162,004枚，布机4,008台，1927年，中外资棉纺织厂纱锭增加到3,674,690枚，布机增加到29,788台，^[21]分别为1894年的22.7倍和7.4倍。1894年，较大规模的中外资机器缫丝厂约25家，到1930年，仅江苏、浙江两地已有机器缫丝厂181家。^[22]卷烟业开始于1891年，到1927年，仅华商烟厂已增加到186家。^[23]面粉工业的兴起，始于1896年的上海德商面粉厂。到1926年，全国已有中外资面粉厂120余家。^[24]蛋品加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本世纪初，据1921年的调查，全国已有蛋粉厂100余处。1920年的蛋品出口值为2,100余万两，占出口土货的第六位，1929年更上升到第三位。^[25]

上述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大大推动了有关农产品种植的扩大和商品化的进展。纱厂集中的江苏，1915年以前，因工业用棉有限，农民植棉“尚形粗放”;1916年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农民相率舍稻、豆而专事棉作。到1918年，棉花产量“几倍于昔日”。^[26]山东棉花原来大都只供生产者直接消费，欧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日本在青岛大建纱厂，该省所产棉花亦转供纱厂消费，或出口及转运他省。^[27]机器缫丝业的发展，为蚕茧生产的扩大和进一步商品化，不仅提供了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原来以土法自行缫丝的蚕农，为弥补因机器缫丝取代土法缫丝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必须生产和出售更多的蚕茧。同时，因无需自行缫丝，也有利于蚕农扩大生产，有利于其他农户兼营蚕桑业。江苏无锡，当铁路未通、茧行未设、丝厂未兴之时，“栽桑之家，甚属寥寥”;1904年铁路通行、丝厂成立，“栽桑育蚕之家，年年增加”。^[28]卷烟和面粉工业的发展，也分别促成了烟草和小麦种植的扩大。蛋品加工业的发展则刺激了农家养禽业的发展和商品化。在河南安阳，农家养鸡甚多，但过去只供自家食用，并非营利。自本世纪二十年代该地蛋厂设立，饲鸡遂成农家营利性副业之一。^[29]

口岸的增设、铁路的修建和新式工业的兴起，这三方面的条件和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增辟口岸扩大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据点，绝大多数的洋行和外资企业都设在通商口岸，国内民族资本企业也大都集中在这些地方。而铁路则起着勾通口岸与内地农村、新式企业与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地之间的联系，其中对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新式工业的兴起。

二、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种植的推广

在农产品的商品化发展过程中，通常经济作物和某些园艺作物的商品化程度是最高的。因此，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种植的推广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是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商业性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种植，在鸦片战争前后，特别是太平天国后，已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茶叶、蚕丝早已畅销世界，生产明显扩大。蔗糖也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口贸易中一度占有重要地位。棉花、烟草、羊毛、牛羊皮、草帽辫等的出口也呈现扩大的趋势。当然，这些产品的主要市场还是在国内。甲午战争前夕，除茶叶、甘蔗、蓝靛外，各种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种植，都在扩大。蚕桑、烟草、花生尤为明显，并形成了若干个小范围的经济作物专业性种植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