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李大钊的思想演变过程[1]
早期思想
李大钊政治思想形成过程的最初时期,约为十年,即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起,到1917年为止。在这一时期内,李大钊逐步克服了传统的儒家观点、道家观点和自由民主主义观点,而成长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李大钊,字守常,1888年10月6日[2]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的童年生活孤苦伶仃,毫无欢乐可言,刚一岁时,就父母双亡,被当过杂货铺商人的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在农村私塾里接受了传统的儒家启蒙教育。1905年,他考入中学,但是由于交不起学费,没能念到毕业。
必须指出,席卷河北省的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给少年时期的李大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影响到他以后思想的形成。后来,李大钊一直把这次运动,看作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为祖国遭受不幸而极度悲愤的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作品和生平,也深深地打动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看来,屈原是一位彻底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英雄,是一位政治家的楷模。
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在校中第一次接触到经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新学”,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学习了日文和英文。正如列宁所指出,在1905年革命之后,“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强有力地发展了。列宁由此断定,“中国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3]。李大钊这一代人的思想发展的特点,正在于他们是在“新精神”和“新学”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并日益同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天津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受到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于中国的关于共和制、议会民主和民族主义等学说的强烈影响。这些学说都是由中国人从欧美和日本介绍过来的,由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家的著作加以阐明。
由于严复的翻译介绍,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这些作品立即在中国青年中得到广泛的流传。
严复赞成进化论,主张斗争和政治进步。他认为,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西方比中国强大。他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由于技术和武器,而首先是由于实行民主制度而“解放了个人的力量”,由于民主制度能够较充分地发挥人民的潜力去建立富强的国家。严复断言,中国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父道主义和君权至上,使得社会停滞不前了。
严复的思想鼓舞了李大钊去批判中国的旧传统,指出它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梁启超认为,只有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救中国。照他的意见,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民非更新不可。不管是否自觉自愿,梁启超把“人民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人民是“政治、科学和技术的源泉”的思想提到了首位。
同时,正在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逐渐加以发展的孙中山,也谈到人民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从十九世纪未叶开始,在中国特别盛行欧洲的进化论,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严复的努力,1895年在天津出现了有关这类专題的论文和欧洲人著作的译文。严复最初在当地的《直报》,后来在1897年创刊的《国闻报》上发表这些文章。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这些论文和译文,接触到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4],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著作对于中国青年的思想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天津学习期间的李大钊,也受到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中国近代与儒教》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高田淳写道:“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在俄国1917年革命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在这以前,他们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受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影响,该书传播了当代的欧洲思想。”[5]
李大钊在天津度过的那几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工作量却很大。但是他仍旧孜孜不倦地掌握新知识,汲取新思想。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天津。华南和华中各省宣布独立,皇室把政权授予了袁世凯政府。在华南,清皇朝势力已被推翻。1911年12月,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被光复后的各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人身、言论、出版、集会和组织自由。
中国的革命高潮,推动着李大钊去参与政治活动。有材料说,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一个会员,以表示献身中国革命的决心。但是,孙中山及其信徒的主张,看来没有对李大钊产生明显的影响。当时,李大钊更倾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所以他于1912年底向江亢虎的社会党靠拢,并领导社会党天津支部的工作。李大钊充满共和幻想,对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家满怀信心,同时还参加北洋政法学会的工作,并成为支持袁世凯的《言治》月刊的领导人之一。可是,这并不妨碍李大钊对孙中山和宋教仁表示钦佩。
尽管袁世凯出卖革命,但是李大钊囿于自由主义而于1913年初加入了汤化龙和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李大钊在天津期间的这种政治摇摆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有折衷主义观点。当时,在他头脑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自由民主主义思想。
李大钊发表在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上的文章《大哀篇》,最充分地表达了他当时的民主主义思想。该文有一个副标題——《哀我民之失所也》。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特别重要。李大钊是以一个炽烈的共和派政论家,一个君主专制的死敌,一个人民之友的口吻来写这篇文章的。李大钊在文章中把中国的一切祸害归咎于君主专制,归咎于吾民“范于一尊”,因而断定,君主专制“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6]。李大钊说:“暴秦以降,民贼迭起,虐焰日腾,陵轧黔首,残毁学术,范于一尊,护持元恶,抑塞士气,摧折人权,莫敢谁何!”[7]李大钊用植基于人权、自然人权的共和思想,去对抗君主专制。同时,他已经对辛亥革命的结局抱极端怀疑的态度。李大钊写道:“吾殉国成仁杀身救民之先烈,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鐫心,志兹硕德,亦欣欣祝之曰:‘是固为吾民易共和幸福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之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8]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就已经对中国的议会制度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李大钊公开指责议员们“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他把议员们看作“此辈蝇营狗苟,敲吾骨吸吾髓耳”。
李大钊尖锐抨击资产阶级政党,强调指出彼等“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9]。他把这些政党形容为:彼等“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10]李大钊认为,这些党的政纲之最大弊端,在于欲集权于“一人之手”,似乎此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也。李大钊揭露这些政党贿买选票,动:辄数万金,以“保证高官所踞之要津”。他指出,此其所需,“要皆仰给于其党魁俊之踞要津享大名者”[11]。李大钊对各政党发表一通议论之后断言:“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12]
李大钊汲取参加社会党和其他政党的惨痛教训,才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所以,毫不奇怪,他在这篇文章中也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不认真贯彻孙中山的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大钊还在该文中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各省都督专政,认为都督们猎取“民权”以自恣。
李大钊对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共和制所作的最后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13]
《大哀篇》一文证明,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形成过程的特点是,他较早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议会制、政党等等持批判态度。这一切推动他去寻求中国发展的新道路,并为他后来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当时,李大钊还看不到既成局面的出路。四年之后他才明白,除非经过激进的革命改造,中国人是无法找到自己的幸福的。李大钊在1917年3月写道:“如果需要为共和再次进行革命,国民将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早在1917年春天,李大钊就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中国的榜样。他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中论断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
但是,早在1913年春天,李大钊就清楚地看出“吾民乃委无望矣”。他痛苦地惊呼:“不得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李大钊对中华民国的危急状况所做的评价是正确的。形形色色党魁的夺权斗争,反动势力的加强,导致了中国逐渐背离辛亥革命胜利后所宣布的温和的民主改革。人民群众自发地要求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却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革命家感到失望而不再加以支持,于是革命就一败涂地了。1913年11月,反革命政权禁止国民党和社会党进行活动,党的领袖遭到驱逐。自由主义和制宪的危机,必然推动人们去寻求新的理论根据和实际解决办法,使中国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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