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赞同韦伯对现代性进程中理性化问题的分析，承认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病，但哈贝马斯指出理性化自身并非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现代性危机出现的原因是理性化没有在三个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即认知—工具领域、道德—实践领域与审美—表现领域平衡发展。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获得支配地位是以牺牲道德和艺术的文化功能为代价，由此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人的生活世界，导致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哈贝马斯不同意他们因为工具理性片面发展带来的弊端而全面否定启蒙文化价值观。尽管工具理性在现代性发展演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工具理性没有像传统文化中的神话和宗教那样取代和扼杀其他价值领域。例如，工具理性虽然侵入了道德领域，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只是工具性的结论；事实上，现代社会中道德的普遍价值观已经被康德提出的观点所表达，即“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839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