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当时的民族志书写作为对真相的第一重表述，那么本书的研究已经是对真相的第二重表述，如果第一重表述本身带有倾向性、选择性的记录，那么要通过第二重表述来寻求真相几乎不可能。因此本书只得另寻途径，精简问题，即将民族志的解释问题，转换成作者的表述问题。2025312试图对西南民族志的不同表述视角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代表性的西南民族志文本进行“深描”，力图探讨这样的问题：当时的民族志文本都重点写了哪些内容，为何要写这些内容，这种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为何同一对象被表述成了不同的文字？在当时西南所处的政治社会语境之下，西南民族志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对认识中国（民国）的意义何在？要回答上述问题，本书在主体部分将用文学人类学的“表述理论”贯穿。米达尔认为：也许民族志实践的主要认知在于：“民族志涉及一连串真理的实验，而这些真理实验绝对无法单独地完成。身为研究者，我们从来就无法真正获得任何社会与文化‘完整真实’的面貌，相反地，从我们特定的观点来看，我们仅能产生一个关于真实的译本，仅能提供给他人一个我们视之为最适当的观点作为思考。”2025313如何看待西南民族志的译本？“适当性”应当怎样理解？表述理论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