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对印度佛教的贯通性叙述。第三卷至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阐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的历史。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简介： 作为宋明理学奠基者，北宋五子担负着回应佛道挑战、复兴儒学、确立儒家正统的历史使命；同时，面对儒学心性论的自身缺陷，其又不得不借鉴、吸取佛教心性思想之精深思辨及理论模式。本书以北宋五子心性论与佛教心性论关系为研究对象，即鉴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对佛教既批判又借鉴的双面性，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及典籍文献，运用史料论证及理论分析结合的方式，对五子理学心性论与佛教心性思想相关涉之处做具体分析、比较与考证，厘定与还原北宋中期三教融摄的现实状况，以及宋明理学与佛教的理论渊源关系，并探讨儒释互鉴的价值意义。

简介： 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在与美国正统社会的文化抗争中，该流派的诸多作家从佛教中吸取资源，将“垮掉”文化与佛教相结合。杰克•凯鲁亚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本书主要以《达摩流浪者》为例，兼及凯鲁亚克的其他重要著作，结合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当时美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对凯鲁亚克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简介： 费多尔·伊波里托维奇·舍尔巴茨基（Fёdor Ippolitovich Stcherbatsky 1866-1942）是在佛教学研究方面影响过一代风气的学人。他是著名的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又是印度哲学和藏学文献的权威。生前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并且是欧洲三个著名学术协会——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和柏林东方学会——的会员。舍尔巴茨基于1866年9月15日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便掌握了德、法、英三种语言。1884年他进入彼得堡大学，师事著名梵语学者米纳耶夫（Минаев），以后又曾问学于米纳耶夫的高足奥登堡（Ordenburg）；同一时期，他还曾从德国学者F.A.布劳恩（Braun）学习哥特语、古代北欧语、古代德国高地语；另外还研习过教会斯拉夫语等，充分显示出他的语言才能。1889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之后，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师从印度学权威比累尔（Büler）进修印度文学，攻读梵文经典波你尼（Panini）的语法及法论和题铭学等，从中深深感受了印度古代学者精于分析的学风。梵语当中，“文法”本义即为“分析”；而“正理”本义为“方式”，指释读经典的方法。1899年参加罗马举行的东方学者集会后，他应邀往波恩同雅各比（Jacobi）教授研究梵语论书，对雅各比直探原典，重视语言分析和思想源流的学风深为膺服。1900年归国后，执教于波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与著名学者奥登堡共事。同一时期，开始研究北方一系的佛教文献，注意到了藏文文献的重要性。舍氏对文献学的深湛功力与他从语言学入手，进而研究文学，再转至哲学研究的学术路子是分不开的。他曾在大学中开设研究迦利陀莎《云使》和沙恭达罗戏剧的课程。他的学风接近雅各比和比累尔。依据其深睿锐利的哲学头脑，辅以渊博厚实的语言学素养，他对印度思想往往有精确而严密的理解。1910-1911年，舍尔巴茨基曾往印度实地考察。于孟买与印度学者讨论耆那教经典和《法论》等；于加尔各答和贝那勒斯苦心搜求梵文哲学本子，其中多有正理派著述。在此期间，他在塔尔吉林格拜见了第十三世达赖，并获得所馈赠的大批藏文抄本。从印度归来，他致力于对世亲《俱舍论》和世友释本的研究。作为其研究成果，发表了《佛教的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一书。该书被认为是对小乘佛教哲学体系的精辟而中肯的批判。他在佛学方面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佛教的涅槃概念》1055068。该书是对大乘佛教思想的总体把握，其中往往涉及婆罗门哲学及梵藏语言问题，显示了其人的广博才识。《佛教逻辑》（两卷本）是舍氏最后一部巨著。它出版于1930-1932年间，最初以英文写成。如果考虑到舍氏对法称的研究始于1900年，并曾以俄文出版过《晚期佛教徒学说中之认识论和逻辑》（Teopия поэнaния и логикa по yчeнию поэнeйшиx бyддиcтoв,1903-1909），那么，《佛教逻辑》就是前后约25年的研究成果。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综合了佛教史、佛教哲学和梵藏文献研究的当时的重要成果，纵观东西方逻辑思想的发展，选择了三位佛教思想家——陈那、法称、法上为对象，通过东西方逻辑的比较，对晚期大乘佛教的认识论逻辑作了充分估价。该书问世半个多世纪了。它一直享有佛教学研究中权威著作的地位。直至今天印度的印度学学者们也将它奉为划时代的作品。译者首次读到这本书是在王森先生和虞愚先生的指点下，目的是为了准备一篇有关因明的硕士论文。当时边读边摘译，待论文完成时，基本上译完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一部分。以后又断断续续地补译改订。五年中间，三易其稿。尽管如此，译文仍难让人满意。译者诚恳期待批评。为便于阅读，这里顺便说明几点。由于舍尔巴茨基在书中坚持采用比较哲学研究的方法，他又是用英文写作，所以好些概念只能借用西方哲学术语表达，而他的研究对象恰恰又是印度思想背景下的佛教逻辑。为此译者对某些重要的术语如何汉译，往往踌躇再三，不敢下笔。因为就是原著者自己也认为：要找到一个西方哲学术语等值地表达印度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任何词汇，尤其哲学词汇都是它依存的哲学系统的一部分，孤立地、简单地移借难免造成误解。对此，舍尔巴茨基是有深刻了解的，他在书中显然并未拘泥于一个概念的本来内涵（其实就是在西方哲学中，同一概念名称对不同哲学家往往也有不同的意义），而只求大致为东西两大系统通融。例如，对于佛教哲学中的终极真实者（paramārthasat），他便认为是可以用实在、存在、实体、实质、本质等来说明的。因而在他的概念系统中，诸如paramārthasat、vastu、sat、dravya、dharma都是可以互换的。译者在译文中也就在等值意义上使用“实在”与“真实”两者，并不以为二者有任何区别。另外，经量部的认识论——若以舍氏的眼光看，应称为批判性的实在论——或批判的反映论，两个名称侧重了不同的哲学含义。前者表示外部世界的最终极真实性对于认识活动说来，是给悬置了的。它仅仅强调对象（外境）是认识不可缺少的因素，artha-kriyā-sāmarthya-laksaṇam（具有境之功能的自相）。仅在此意义上，它是实在的。后一反映论（sārūpya-vāda）的名称，则说明认识过程中并没有实然地直接把握对象，而只是在意识中生出了对象的影像。由于认识论是佛教逻辑中包含的一大特色，这里多加几句说明。首先，译者对于影像并未作进一步细分，因为若按西方认识心理学来区分的印象、心象、表象等都含有印度人“影相”之外的意义。译者只是采用“表象”这个概念，并以它来对译梵文为pratibhāsa、bhāsanam和ākāra的概念，尽管“表象”严格说来已包含了理智加工过了的感觉印象的意义，而印度人原本所指的只是简单的单纯的近乎直觉性的反映。另外，反映（sārūpya）在舍氏的书中译成conformity（符合），译者译为“相似相符”，就认识过程言，它指概念形成中忽略个别者差异以及判断形成中主谓统一的过程。这是经量部哲学的要点。玄奘的“带相说”指的便是这种心理过程。从梵文形式上看sārūpya可分为sā的前缀与rūpya（形相、形式、形色），sā有三个意义，即：1）表现为……，含有……，具有……2）同……一道的，带有……的；3）属于……同一类的。因而sārūpya说明认识过程时便表示了：1）主体意识中生出并包含对象的形象（影相）；2）作为最初的认识来源（能量）的感性能力必然是能带相（对象的形式）的；3）当知性介入，着手处理感性材料时，必然有一个将杂多统一，即格式化、形式化（formation）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舍尔巴茨基的英译“conformity”是恰当的，因为这个词就有“与某一形式同一”的意义。由于带相说在瑜伽经量部哲学（佛教逻辑便是其主体）中的特殊意义，译音在此录上《颂释补》中一个颂，以供读者参考——“智中境象，如青黄等。乃外境于识中引生。境象即能量。识中影相与外境有关，故尔说青黄等色是外境，自证是果。外境即所量”。本书第458页，第1注对此有说明。另外，由于原著者认为陈那的认识论体系与康德哲学有惊人的相似，所以倾向于多用康德的术语，尤其是用他的 Ding-an-sich来说明佛教的svalaks.aṇa（自相）。译者在这种情况下称Ding-an-sich为“物自体”；而在讨论外部世界真实性时，译者将与Realitt（实在）和S=achheit（物）相关联的Ding-an-sich译成“自在之物”。实则两个译名为一回事。最后，原著者在阐述佛教的刹那存在论时，创造了一个术语“point-instant”（=Kraftpunkt）。他的意思是指这是空间与时间观念生出的依据。译者译成“点刹那”，保留原含义。最后，建议读者先阅读书末的“逻辑主题索引”，以对术语和佛教逻辑体系有大致的了解。宋立道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简介： 唐宋时期民间佛教成为庶民信仰的主流，南方地区四川、云南、浙江由民间佛教信仰形成的一系列人格化、偶像化神祇，如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不仅被单尊供奉，而且也被组合供奉，显示了民众对佛教信仰的认识。本书以唐宋时期南方地区流行的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为研究对象，依据辑录的造像材料，统计分析造像特征，追溯造像及信仰的渊源，兴盛情况，地区间造像的相互联系。同时对造像进行分期研究，释读造像记的含义，对重点造像进行专题讨论，进而分析民间佛教信仰的特点。这些讨论又都放在唐宋时期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以重构历史的原境和庶民信仰的选择。

简介： 魏道儒佛教戒律内容广泛、作用独特、影响深远，对僧俗信众个人来说，戒律是坚持信仰、维持修行的强制性规定；对僧团和居士组织而言，戒律是维护机构存在、延续和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释迦牟尼在传教弘法过程中一贯强调戒律的重要性，临终还教导僧众要“以戒为师”。从古到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主流思想中，重视戒律这个传统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来没有受到过强烈质疑和严峻挑战。可以说，戒律是衡量是不是合格的佛教徒的重要标准，是决定佛教能否生存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虔诚信仰者的心目中，戒律体系是庄严的、神圣的、不可践踏的。这不仅是出家僧众的共识，也是供养僧团的护法群体的心愿，更是统治阶级政治要求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佛教戒律思想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也不意味着具体戒律条文是不能增删的、不可更改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基本教义重要内容的戒律思想会不断演进，具体戒律条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印度佛教中，各种戒律系统分别归属于小乘戒律（声闻戒）和大乘戒律（菩萨戒）两大体系。其中，小乘戒律是整个佛教戒律的基础，大乘戒律是在小乘戒律基础上形成的。小乘戒律和大乘戒律都传到了中国，并且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印度佛教戒律传到中国后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戒律体系。当佛教传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为了适应所传地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必然发生变化，既有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有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戒律作为僧俗信众的道德规范、生活准则、修行准则，作为僧团的规章制度，当然也要发生或急或缓、或大或小的变化。研究印度佛教戒律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的戒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属于研究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佛教中国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继参加的学者很多，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相对说来，对佛教戒律中国化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一些，成果数量比较少一些。特别是对大乘佛教戒律中国化方式、途径、作用、影响及其现实价值的研究，更是一个亟待加强的方面。随着我国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深化这方面研究的现实意义就进一步凸显出来了。呈现给读者朋友的这部《晋隋之际佛教戒律的两次变革——〈梵网经〉菩萨戒及智注疏研究》，正是这方面一个值得推荐的优秀成果。这本书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对《梵网经》的内容、特点、真伪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二，对智《菩萨戒义疏》的内容、特点、价值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三，对《梵网经》和《菩萨戒义疏》的关系以及两者在中国佛教戒律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详细论证。本书在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时，既借鉴了学术界已有的重要成果，又提出了成系统的新观点，具有把相关研究实质性地向前推进的性质。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进行这三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从通览中国佛教戒律发展总趋势的视角，提出了汉传佛教在戒律变化方面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的观点，描述了佛教戒律中国化在一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进程、特定方式和运行机制。这些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本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与夏德美博士共同工作四年多，知道她在从事科研方面有三个优点。可以明显看到，三个优点也在本书中有所反映：第一，不怕吃苦受累，肯下功夫。例如，本书在说明《梵网经》戒条特点时，与十几种戒律典籍进行一一对照，仅此一项，就可反映作者在单位时间内阅读资料的数量之大。第二，学风踏实，既不人云亦云又不乱发议论。例如，本书不仅力求在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上都提出新观点，而且努力做到每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绝不脱离史料云里雾里发议论。第三，有炽热的现实情怀。例如，本书研究《梵网经》和智者注疏的时候，既关注解决历史问题，也重视探讨实现中国佛教戒律现代化问题，努力为当下的“戒律变革”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最后，祝愿夏德美博士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不断进步，不断推出新成果、做出新贡献！

简介： 本书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以皇室为主体的明朝宫廷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以及佛教影响在明朝宫廷消长变化的历史过程。重点研讨了明朝帝后倡导、崇好、耽溺佛教的种种表现、原因及影响；对宫中宦官的佛教信仰、宦官与佛教寺院、僧人的结纳关系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书中还利用一些新挖掘的史料，就明朝宫廷与藏传佛教，特别是以往人们较少了解的印传密教即“西天教“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简介： 五台山佛教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缩影。 自北魏佛教传入五台山到现在的1600余年里，各宗高僧均把五台山作为弘传佛法的地方，使五台山佛教呈现出显密诸宗并弘、汉藏佛教共存的特征。本书作为《山西佛教史》的一卷，主要对元代以来的五台山佛教进行补充研究，着重考察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发展特征，阐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