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帝制论》中,但丁构建了一个囊括一切人口、土地和民族的普世帝国,并将其权威直接诉诸上帝,赋予帝国和教会同等的地位。但丁的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了中世纪晚期的“二元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过,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但丁自身思想的限制,这一“二元论”主张不可避免地陷入诸多理论困境。首先,但丁虽然批判了教皇和教会,但他仍然高度认可它们的职权。其次,在但丁的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永生的幸福”最终高于“尘世的幸福”,精神权力具有相比于世俗权力的优先性。以上两点,为教会对帝国的干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最后,但丁虽然把帝国的权威完全诉诸上帝,但上帝的意志又不可知,帝国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世俗政治即便独立于教会,但它无从建立自身的确定性。只有在现代政治哲学的革命浪潮中,世俗政治的自主性和确定性才能一步步实现。

　　【作　　者】吴功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期　　刊】《学海》 2016年第5期

　　【关 键 词】二元论 政治自主 世俗权力 精神权力 命运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文艺复兴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项目号：14XNJ029）的阶段性成果.

　　九世纪以降，教会代表的精神权力(spiritualpower)逐渐上升，开始与世俗权力(temporal pow．er)分庭抗礼，成为主导中fit纪教权和王权之争的核心因素。在教权论者看来，教会或者同时掌管“两把剑(two swords)” ，既具有精神权力也具有世俗权力；或者虽然只具有精神权力，但由于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在地位上要高于国家。②不论哪种情况，国家都受教会支配。教权论者的这一逻辑，在卜尼法斯八世的《一圣通谕》(Unam Sanc．tam)中达到了顶峰：精神权力不仅造就了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当世俗权力出错时，教会还有权审判它。(墨)对此，王权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路加福音》中的两把剑明确表明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二元性(dualitas)。因此，精神权力不能干涉世俗权力，教皇也无权控制皇帝，而应摆脱偏见、通力合作。不难看出，王权论者的“二元论”主张，意在谋取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分离，为的是确立世俗政治的自主性(autonomy)。@从亨利四世一直到红胡子腓特烈、腓特烈二世和亨利七世及其拥护者，“二元论”的声音一直在持续地回荡。

　　作为诗人、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⑤ ，但丁对世俗政治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在故乡佛罗伦萨的失败，还是在意大利各个城市的流亡，都让他对政治产生了异常痛苦和深刻的感受。然而，但丁在“地上之城”中的这些遭遇，并没有让他像奥古斯丁那样，彻底否弃世俗政治的价值。⑥ 相反，受托马斯伦理学的影响，但丁坚持认为：人类的理性仍然有向善的潜能。在灵性生活之外，人类社会有它独立的“善”的目的。因此，“地上之城”尽管不完美，但它毕竟孕育着“上帝之城”的种子，具有独立的神圣意义。④从这一立论出发，但丁构造了他心中的最佳政制— — 一个普世的帝国(uni．versale imperium)。在他看来，人类社会(humanacivilitas)唯有在一个强力的皇帝的指引下，才能从根本上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样一个普世帝国，不仅符合神意，而且符合自然正当，因此具有和教会同样的合法性。可是，即便如此，但丁仍然必须回答摆在所有“二元论”者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帝国虽然合法，教会也同样合法；那么，帝国究竟如何才能独立于教会，实现真正的政治自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