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幼儿教育发现中国儿童，为儿童创办中国幼儿教育

　　作者简介：王振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wang1604@aliyun.com（上海 200062）；秦光兰，人民教育出版社少儿教育编辑室（北京 100081）；林炎琴，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温州 325035）。

　　内容提要：陈鹤琴先生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幼儿教育发现了中国儿童，为儿童创办了中国幼儿教育。为促进当前幼儿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回归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继承其“活教育”理论精髓，坚持走符合我国国情的幼儿教育道路，通过科学研究促进学前教育学科建设，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

　　关 键 词：陈鹤琴 儿童观 幼儿教育

　　在现代幼儿教育史上，陈鹤琴先生被誉为“中国的福禄贝尔”。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字改革家等，他的一生，建树颇多。就其对中国幼儿教育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为幼儿教育发现中国儿童”和“为儿童创办中国幼儿教育”。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潘菽先生曾说：“陈鹤琴同志由于他的一颗赤子心，是能紧跟着时代前进的。”[1]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形成和实施，正是他生活的时代各种教育思想碰撞和汇合的结果。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出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和新文化派，都对批判封建传统教育、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陈鹤琴先生则以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切实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科学的儿童观和系统的教育观。他努力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和教育思想，研究中国儿童的身心特点，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幼儿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探索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从而成就了他成为中国的幼教圣人和现代爱国知识分子杰出典范的光辉历程。

　　一、为幼儿教育发现中国儿童

　　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指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2]所谓儿童观，就是成人社会对儿童的发现，对儿童的总体认识。陈鹤琴先生很早就表示：“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很喜欢我。我不但喜欢小孩子，我也经常同小孩子一起玩，一起生活，所以小孩子的性情习惯在未研究儿童心理以前，我也略知一二。”[3]从1914年至1919年期间，他在美国受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并系统地掌握了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打那时起，他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儿童有其独特的身心特点，教育者只有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才能把儿童养好、教好。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对于进行幼儿教育至关重要。因此，他明确地说：“我们应当研究心理之如何发生及其如何养成种种的基本问题”，“我们若要教育之有效，非明了受教育者之心理不可，若不顾受教育者之心理而妄教之，那么没有不失败的。”[4]陈鹤琴先生学成回国后，遂开始对儿童心理和教育进行实验和研究，尤其是对自己的长子进行了连续808天的观察记录，对孩子做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并于1925年出版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书，奠定了他的科学儿童观。

　　作为中国的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先生早在1921年就向我们揭示了儿童的心理特点并严肃指出：“儿童的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他的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儿童秉性好动，我们不要仍旧用消极的老法，来剥夺他的活泼天性，必须予之适当的环境，能使他充分地发展；我们教育儿童，亦当利用他的好奇心……；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游戏具种种教育上的价值……总而言之，我们应研究儿童的心理，施行教育当根据他的心理才好。”[5]即便到了晚年，陈先生依然坚持这样的信念：“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对于进行幼儿教育是异常重要的，特别要重视对幼儿从初生到学龄前这一段的心理发展和各年龄的心理特点的研究（包括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心理活动和生理变化的关系），掌握幼儿的特点和心理发展的规律，把幼儿教育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6]我们必须“要对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做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7]可见，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建立在三个基点上的。这三个基点是：重视儿童心理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要为儿童教育服务，这是教育要实现儿童化的必要条件；要坚持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儿童。在这样的基点上出发，陈鹤琴先生形成了他科学和完整的儿童观，那就是：儿童是独特的、发展的、应受尊重的人。

　　首先，陈鹤琴先生将儿童看作是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人，也就是说，儿童不是“小人”，“小人”只是成人的缩小版，而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期也不是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的年龄阶段，而是一个对人的一生有着重要价值的特殊阶段。儿童传承着由父母遗传给他的人类的性状，也具备自己独特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陈鹤琴先生指出：“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意志，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人格。成人应当尊重小孩子的人格。”[8]儿童是人，而且是一个独特的人。只有尊重儿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有可能养成儿童的自尊心和自爱心。陈鹤琴先生不仅从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成果阐述了儿童和儿童期的独特性，还进一步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阐明儿童作为独特的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有着不可忽略和低估的作用。陈先生认为：“文化是由人类智慧造成，不是生物的遗传，乃是一种社会的遗传，就是用人为的能力，一代一代地保持，一代一代地遗传。儿童期就是接受文化的时期。因为成人的学习能力没有儿童期的大，几千年来文化的传递实在是儿童期的功用。”[9]“儿童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开拓者。”[10]此外，陈先生还指出：“对于家庭方面，儿童占极重要的地位，第一，巩固家庭的团结力，家庭有了儿童就不容易分离；没有儿童，离婚的问题，就容易发生了。第二，有了儿童，家庭可以倍增快乐，不致孤苦无味。第三，有了儿童，家庭间的同情心可以格外地发展，牺牲的精神因而得到培养；互助互爱的动作，也可因此培养。所以，儿童是一种家庭化和社会化的主要分子，也是一种改造家庭、改造社会和促进文化的原动力。”[11]把儿童当作独特的、有价值的人来看，是形成科学儿童观的第一要义。

　　其次，陈鹤琴先生高度重视儿童的发展性。儿童是生命的开端，是人生的起步。儿童是带着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成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进化的成果就是儿童发展的潜力。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这个成果首先是人脑的进化。人类大脑最复杂、最神奇的功能就是它的可塑性。陈鹤琴先生指出：“对个人而言，儿童期就是可塑性（Plasticity）的意思。我们的生活环境既然这样复杂，我们的适应能力就要大，要发展适应能力非有发展的时期和可以发展的性质不可。我们的儿童期就会有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儿童期是发展能力的时期，一方面儿童期具可以发展的性质，即所谓的可塑性或可教性（Educability）。”[12]“幼稚期是人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所以，幼稚期也是奠定人生健全发展的时期。”[13]儿童期的可教性，既是儿童的心理特质，又是进一步形成教育观的心理渊源。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儿童的大脑不具备可塑性，而只是保留几个有限的本能反射，那人类社会的教育就无从做起也没有必要。陈先生非常形象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是极大的潜在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这头狮子，让人变得自觉起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鹤琴先生是在普遍性的前提下谈可塑性的，并不意味着儿童发展是整齐划一的。陈先生说：“一班几十个儿童，他们的生活经验、个性、兴趣以及学习能力，大都不相同”，“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创造能力埋没了。”[14]为此，他结合听故事的事例来告诫我们。首先，他说，爱故事，如同爱游戏、爱美等一样，是儿童的天性，但“儿童不是全部喜欢听故事的，年龄太小的儿童，看图片、辨别语言的能力低，断乎不可强迫他听的。会听故事的小朋友，也不是每个故事都喜欢听的，有时候恰恰因为身体不好，有时候恰恰这个故事不合他的胃口，强迫他坐在那里听，那么他必定不耐烦起来，或者竟会扰乱别人。久而久之，养成了厌恶故事的习惯，那么危害真不小了”。[15]因此，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儿童教育是整体的、连续的，而儿童作为个体其可塑性又是特殊的、独特的。重视儿童的可塑性就是重视儿童的发展性。儿童的发展性也是认识幼儿教育重要性和形成正确教育观的心理学依据。

　　第三，陈鹤琴先生响亮地提出，应该尊重儿童。正因为儿童是带着先天的能力和个体不同的差异来到这个世界，并肩负着家庭和睦、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的使命，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儿童。陈鹤琴先生说：“我发现小朋友的思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16]“我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他们的烂漫天真。”[17]尊重儿童的全部内涵就是对儿童的关爱和教育。钟昭华先生曾概括过：“爱护儿童是陈先生的天性，研究儿童，陈先生认为是他的天职。他不但创建了中国的幼稚教育，更用他半生的精力改进儿童教育。”[18]这一点最集中地反映在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一书中。该书计13章，一共提出123条教育原则。大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可以体会到里面的每一章、每一条原则，都体现着对儿童的关爱和教育。在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教育中，关爱与教育经常是一对矛盾。只关爱不教育就是溺爱，只教育不关爱就是粗暴。溺爱和粗暴都是对儿童的伤害。只有在尊重儿童的前提下才能处理好关爱和教育的关系。针对中国社会的习俗和传统，陈先生指出：“我们做父母的，往往有一种迷信，就是以为孩子总是错的，父母总是对的……其实相反，错的往往是父母，小孩子往往是对的。”[19]陈鹤琴先生在这本书里用大量正反两面的案例给我们揭示出如何正确处理关爱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出对儿童的尊重之心。

　　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是西方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的延续。西方现代儿童观肇端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兴起于20世纪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运用于幼教则是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这种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是当今幼儿教育的主流和趋势。但陈鹤琴先生充分认识到，中国儿童除了具备儿童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特点。因此，他把自己的儿童观建立在中国儿童的“三个不同于”之上：即儿童不同于成人、儿童不同于洋人、儿童不同于古人。这“三个不同于”，是陈鹤琴儿童观的理论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儿童不同于成人。这是陈先生作为儿童心理学家毕生坚持的基本观点，他反复地强调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儿童不同于成人。首先，儿童生理上不同于成人。例如，陈先生指出：“儿童的肠胃消化力，是和成人大不相同的……儿童要吃宜于儿童身体的食物，并且切忌吃得过多。”成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儿童“形销骨瘦，百病丛生”。[20]其次，儿童在心理上也不同于成人。因为，儿童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行为方式、自己的学习方式、自己的交往方式。“对儿童的培养与成人不同，不能给他们成人化的东西，要适应他们的生理、心理特点，要做到儿童化。儿童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合乎儿童的特点。”[21]

　　第二个支柱是儿童不同于洋人。陈鹤琴先生明确指出：“我们的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22]由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欧美儿童熟悉的东西，中国儿童往往不熟悉。因此，教育要正视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差异和差距。例如，在分析要加强幼儿音乐教育的必要性时，陈先生指出，欧美的家庭大半充满音乐环境，小孩子在这种环境中会慢慢养成音乐的兴趣和学会一定的音乐技能。而我国儿童普遍地缺乏这种环境，因此幼儿园要加强这方面的熏陶和培养。

　　第三个支柱是儿童不同于古人。当代中国儿童，已经不是家庭的私产，不是封建礼教的奴仆，而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是具有儿童权利的个体。陈鹤琴先生深刻指出：“我们现在不要一般顺民式的儿童。我们要勇敢、进取、合作、有思想、肯服务社会的儿童。”[23]“我国传统教育的弱点太多，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太不适应现代的情况了。”[24]我们不能以古人的儿童观念和伦理观念来束缚当代的儿童。“我们绝对不应该让年幼的、活泼可爱的儿童受到像我们童年时代所受的那种私塾教育的毒害；《三字经》《百家姓》当然不是幼年儿童所能理解的。”[25]我们应该用现代化的观念和知识为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他的儿童观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高屋建瓴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一头连接着西方现代儿童观，一头连接着中国儿童的现实。陈鹤琴儿童观的这一特点，为幼儿教育发现了中国儿童，也为他毕生从事的幼儿教育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理论依据。

　　二、为儿童创办中国幼儿教育

　　陈鹤琴先生秉持的教育观，是他的科学儿童观的有机产物和必然结果。我们知道，教育观是关于教育本质和教育各要素（包括教育功能、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的总体认识。教育观是以儿童观为理论基础的。但教育观又不是儿童观的简单照搬和机械运用，需要教育工作者根据儿童发展的理论、教育实践的需要以及社会条件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在这方面，作为儿童心理学家的陈鹤琴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首先，陈鹤琴先生终身坚持着一个信念，就是幼儿教育要以了解儿童心理特点为基础。早在1922年，他就表示：“幼稚教育为一切教育之本，研究幼稚教育，当以儿童心理为基。”[26]1952年，陈鹤琴先生又重申：“只有了解儿童之后，我们对儿童的教育，才能确实有效。”[27]

　　其次，陈先生善于将心理学原理演化成一个有事实依据的、通俗易懂的、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他深深地懂得，心理学原理不等于教育原理，心理学方法也不等于教育方法。但心理学原理能为教育带来可能性的指引和预测，这样，就会使教育过程有一个学科性的支持。陈鹤琴的贡献不仅为我们明确了科学的儿童观，更在于他运用心理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构建了适合中国儿童的幼儿教育体系——活教育。

　　1979年3月陈鹤琴先生回顾道：“1940年我提出‘活教育’的口号及其教育原则。我针对陶行知先生曾对中国教育腐化情况的批评：‘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提出必定要改变为：‘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在工作中，我和一些同事们提出了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十七项教育原则，十三条训导原则，四个步骤，五指活动。写有《活教育理论和实践》等文章。”[28]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就是他为中国儿童创办的中国幼儿教育。活教育是陈先生毕生呕心沥血的事业和目标，而活教育的核心是儿童主体的儿童观。

　　陈鹤琴先生给我们解释道：“我提倡活教育是立意创造中国化的新教育，我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立意是建立中国化的幼稚园。”[29]“什么是‘活教育’？简单地说一句，就是‘不是死的教育’。书本主义的教育就是死教育。我们要教育儿童所需要和应当知道的东西，我们不能一再贻误我们可爱的儿童。谈到中国的教育，真的可怜！我们办学快40年，到了今天，一切的一切仍是停滞在几十年前的状态中，少改进少创造。我们看了世界各国的新教育的发展和进步的迅速，真令人敬佩。”[30]“我们也要活的教育，教材是活的，方法是活的，课本也是活的。我们大家一齐振作起来，研究儿童的切身问题，为儿童谋福利。尽量地利用儿童的手、脑、口、耳、眼睛，打破只用耳朵听、眼睛看，而不用口说话、用脑子想事的教育。我们不能再把儿童的聪明、儿童的可塑性、儿童的创造能力埋没了，我们要效法狂风暴雨的精神，对教育也要用同样的手段纠正过去，开发未来。”[31]“我们再不能列列强之后，必须把儿童教育的范围加以扩展，使之完成更伟大的使命。”[32]

　　这“伟大使命”就是培养人。1944年，陈鹤琴先生说：“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33]到了1948年，陈鹤琴先生进一步提出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34]将“做现代中国人”，改为“做世界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变！陈鹤琴先生解释道：“生在今日世界的一个中国人，他除了要过国家的生活外，同时还要过世界的生活。他不仅要为中国的民主独立而努力，他还要为世界和平而奋斗。”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还有许多具体的事情必须要做到，今天中国人必须具有这样五个条件：“第一是健全的身体；第二是要有创造能力；第三是服务的精神；第四是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是要有世界的眼光。至于做世界人呢？主要的条件便是‘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35]为了实现活教育的新理念，他不仅为活教育提出明确的培养目标，还创建了相应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师资培养体系和教材体系，为幼儿教育专业开辟了系统的学科体系基础。所有这些成就，构成了陈鹤琴先生的教育观。陈鹤琴先生正是根据这样的教育观，在中国，为儿童创办中国幼儿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继承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掀起了一场旨在反对传统教育的新教育运动。同时，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相结合，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家们开展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儿童中心”，普遍地尊重学生的个性，强调兴趣、自由和自我活动等的价值。在教学方法上，培养建立在儿童经验基础上的倾向，其座右铭是从做中学，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的世界观和个人价值，不要把外部的教材和规范强加给他们。进步教育中正在发生一种变革，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36]杜威提出了一系列新口号，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对现代教育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的教育，包括幼儿教育。陈鹤琴先生说过：“我们提倡的活教育是接受着世界新教育的思潮，并和杜威一样的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我们活教育的实验没有成法可按，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研究，努力实验，从做中求进步，求结果。”[37]陈先生历来重视教育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如果说进步主义教育是欧洲新教育的美国化，那么活教育就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中国化。陈先生指出：“杜威博士提出从做中学。在这里，我们更进一步，不但要从做中学，我们还提出从做中教，从做中求进步。正像杜威博士在芝加哥的实验学校做的那样，我们强调儿童的各类活动都要在户外，包括游戏、劳作、与大自然接触活动、自我表达课程、使用工具锻炼等，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都在教室内进行。”[38]活教育就是为了把在旧传统学校中的儿童从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的“知识牢笼”中解救出来。活教育是陈鹤琴先生连接现代化教育与中国国情的创新之路，是力图把中国教育从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引向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化教育的伟大创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先生进一步提出：幼儿园的第一个任务是保证幼儿的健康和身心的正常发育。第二个任务是发展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第三个任务是培养幼儿初步的国民公德和国际主义精神。第四个任务是培养幼儿爱美观念，增进幼儿愉快的精神。[39]活教育的本质，就是全面贯彻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就是实现现代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并为中国教育从理论上妥善地解决了培养目标的社会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只有在今天，我们才能真正看清陈鹤琴先生心中的“伟大使命”的内涵和价值是多么的深邃和宝贵！

　　为了充分发挥活教育的教育内涵，陈鹤琴先生高度重视游戏对儿童的教育价值。陈鹤琴先生早就指出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对于儿童来说，“游戏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游戏”的命题。但是，在传统的语境中，“游戏在中国素来是一件不正常的活动，在古书上不是说过吗，‘勤读书，戏无益’。儿童若要游戏，做成人的就会骂他‘好顽皮’。儿童若到了15岁就变成‘小大人’了，‘游戏’二字完全谈不上了。什么户外运动，连梦也梦不到了”。[40]“我国社会普遍对于游戏不加注意，甚有以为学校不宜让儿童游戏的。普通人常以游戏为顽皮。乡村学校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游戏亦觉得困难万分，因为许多父母竟反对儿童在校游戏，以为送子弟到学校去是为读书不是学顽皮的。”[41]这是传统和习俗对游戏的误解！事实上，游戏是人类的一种极其复杂的活动，这就是游戏成为众多学科研究对象的原因。“玩，是小孩子整个的生活。”[42]对于儿童来说，游戏就是学习。陈先生指出：“儿童的生活可以说就是游戏……儿童总是喜欢游戏的，而且他们游戏的时候，会忘记了自己，用全副的精神，去做他的游戏。名义上虽说是游戏，但所学的确是很好的学问，很好的东西……游戏的直接用途，虽只是寻求快乐，然而间接的用处则甚大，因为它可以发展儿童的身心，敏捷儿童的感觉，于儿童的生活有莫大之助益。所以，幼稚园应当采用游戏式的教导法去教导儿童。”[43]陈鹤琴先生在提出“游戏化的教学”的同时，还特别推崇儿童的“自由教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主游戏和自主学习。“‘自由教法’就是让小孩子各人自由去工作，小孩子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这种自由工作之中，也有点相当的限制。不然随意妄动就要妨碍别人的动作了。而且这种教法非常之难：一方面幼儿园的设备要充分，一方面教师的知识要丰富……但是，这种自由的方法，能够运用得当，儿童所得的益处实在是不可限量的哩！由此儿童的能力可以加强，儿童的思维可以发展得很充分；天资特别的儿童不致为全体所牵制而不能上进；其他儿童也得以各人尽量的发展。”[44]陈先生说：“我相信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化作游戏，这要看教师的能力了。”

　　游戏着的儿童，是富有创造性的个体，是一个发挥着主动占有、积极转变和能动吸收的行动者。儿童游戏离不开玩具。游戏是使用玩具的学习，玩具是人类劳动工具的雏形。陈先生给我们指出：玩具有好有坏，小孩子玩的玩物是要活的，不要死的。“所谓‘活’的玩物就是变化很多的，小孩子玩了不容易生厌的；所谓‘死’的玩物，就是呆板的不会变化的，小孩子一玩就生厌的。”[45]为此，陈鹤琴先生曾专门致力于玩具的研发和制作，取得不菲的成果。陈鹤琴先生是站在儿童的天性与幼儿教育的特殊性角度看待和运用儿童游戏的，他的理念既造福于儿童，又造福于中国的幼儿教育，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开展幼儿教育的指针。

　　活教育，是陈鹤琴先生根据中国的国情，为中国儿童创办的中国幼儿教育，是幼儿教育中国化的成功探索，是向西方学、走中国路的成功典范。陈先生的这一创举，让我们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的路，就是要为中国儿童制作一双适合于中国儿童的脚的新鞋，带领他们走向现代化世界舞台的路，而不是让中国儿童穿着西方人的鞋走自己的封闭小道。在陈先生的学术成就中，还有一项关于发展量表的工作。陈先生深谙心理测量学的原理：西方学界的量表必须在中国加以标准化，求得中国儿童的常模才能为中国儿童服务。中国儿童的常模，就是中国的鞋，而测量学理论则是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陈鹤琴先生自己用观察法记录、研究长子的研究，也是穿着中国的鞋，走儿童心理学研究之路，开创了中国儿童心理学的先河。所以，研究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儿童的需要，是科学的必然，是教育的归宿。可见，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不仅是我们的幼教遗产，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人生观。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陈先生的功绩，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寻求振兴民族和社会的道路，并通过教育实践实现国民性改造和独立人格培养的目的，为摆脱百年来“中体西用”的陈腐束缚，树立了一个融贯中西的教育改革的成功典范。

　　三、继承和弘扬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让幼教造福当代中国儿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以及活教育的全部经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下，陈先生不得不在政治上全盘否定进步教育、全盘否定活教育。但在内心深处，他终身保持着对活教育的成就自豪和理论自信，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学者秉持的学术操守。所谓学术操守，一是对理性的尊重，坚持“理论比事实更重要”的基本认识；二是对实验的尊重，勇于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完善理论体系；三是对自己信奉的学派和立场的尊重，善于维护自己的观点，宣传自己的观点；四是对发展和重构的尊重，但不轻率动摇或放弃自己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点。无疑，作为学者，陈鹤琴先生是秉持学术操守的楷模。

　　1979年3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陈先生因腰伤未能莅会，他在给会议的致函中，诚挚的建议“全面、系统地整理和总结我国五四以来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实践和经验（包括具体课程、读物、方法、措施），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吸收其中有益的成果，包括利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并推陈出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46]在信中，他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教育方面所做过的九大方面的工作，其中，专门提到了“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陈鹤琴先生在政治上受到的错误批判虽然得到了“平反”，但就全局而言，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分析和评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推陈出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前教育界的严重损失。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要努力继承和弘扬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

　　“每一个特定社会的儿童的地位，是反映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尽管它不是社会进步的原因，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在表现着社会进步的程度。”[47]本次纪念陈鹤琴先生诞辰125周年大会的主题“儿童立场·中国道路·世界眼光”，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温和继承陈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审视当今儿童观和教育观异化的问题，建构适合于新时代的、有利于儿童发展和幼儿教育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使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得到应有的弘扬光大，推动中国的幼教走上现代化教育的康庄大道，为儿童谋幸福，为祖国出人才。

　　所谓儿童观，本质上就是人们是把儿童当作一个物体，还是一个机体。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对儿童如此狠毒，就是因为把儿童当作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而没有把儿童当作是一个机体。机体是有生命的，有感受的，有需要的，有发展规律的，因而是有自动调节和追求平衡化的功能的。而物体只有靠外力才能运动和改变。

　　所谓教育观，本质上就是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也就是主体的意思），还是以成人为中心。如果我们将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双极组成一个二维坐标，就构成了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四个维度，包含了人类教育的千姿百态。任何一种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都是在这四个维度中采取一种特定的坐标点，形成自己的教育模式。而不同流派、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教育也只是在这四个维度中组合和摇摆。看清楚这一点，把握潮流，把握本质，我们就能不为假象所动，不为潮流左右。

　　今天，我们要再次认识儿童。“儿童是人类中最特殊的群体，他们跟成人不是一回事。在儿童的身上集中着人类精神的本原：儿童的执着，表现着儿童求真的实验精神；儿童的烂漫，体现着儿童求美的艺术精神；儿童的率真，反映着人类求善的道德精神。在儿童清澈的眼眸中，闪烁着科学家的敏锐、艺术家的热情和哲学家的简洁。我想，所谓成熟，不过是重新体验儿时游戏的认真态度和重新审视儿时积累的早期经验。只有了解儿童，才会尊重儿童。尊重儿童，就是尊重人类本身。”[48]但令人痛心的是，当今的教育界以及在全社会领域中，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异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常有害的程度。儿童观、教育观的异化直接导致儿童的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甚至剥夺，集中表现在忽视童年价值、扼杀儿童文化和取消童年世界三方面。在幼儿教育中，则集中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幼儿园小学化现象和那条蛊惑人心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口号。问题的本质依然是成人心中的顽固和偏执，把成人内心的焦虑和压力无情地投射在儿童身上，最后受伤的是儿童。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就是把儿童当作物体的典型观念。为了使儿童成为成人之器，对儿童越琢越急，越琢越凶，越琢越狠，这便是中国教育对孩子“敢于下手”的潜在原因。其结果势必形成儿童大量的心理问题，而心理问题又必将最终转化成社会问题。早在2006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就通过《解放日报》呼吁“不要让孩子伤在起跑线上”，[49]但至今问题依然严峻。当今世界上还有一批“技术至上主义”者，认为由于信息时代电子传媒的极速发展，导致“儿童没有了””童年消逝了”。从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来看，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人类的文化史告诉我们，一种新技术的诞生，如文字、印刷和电子传媒，为文化的传播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没有理由采用悲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它。事实上，电子传媒为我们创造的信息环境，只是我们所处的真实环境的远距离反映，它既不可能替代，更不可能取消真实环境。新的传媒手段只是人类的工具，而不是人类的主宰。我们不能让童年的概念成为人类技术的牺牲品。还是蒙台梭利说得好：“儿童隐藏着未来的命运。任何希望给社会带来某些利益的人必须保护他不受歧变，并注意他自然的行为方式。儿童是神秘的和强有力的，他内藏着人性的秘密。”[50]童年在变化，但童年没有消逝。童年期的存在对于个体心理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对于人类的文化传承来说，依然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因此，即便是当今的科技时代，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依然是重要的和适时的。

　　其次，我们要继承活教育的精髓，坚持走符合国情的幼儿教育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幼儿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世界各国的教育思想、办学体制、课程模式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被不同程度呈现，同时，各种未经理论证实和实践检验的教育口号和教育行为也纷纷出笼。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科学精神，像陈鹤琴先生那样，用科学的态度审视一切，重构一切，维护儿童的利益，维护幼教事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克服各种迷信观念。早期教育不能在迷信状态下进行。对于国外的一切成功经验，都要放在中国的社会条件和中国儿童的面前，加以认真的辨析，使之适应中国的国情，而不要做陈鹤琴先生早年抨击的那种贩夫走卒、学术掮客，“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好的教育来”。[51]好的教育，应该是：“孩子是脚，教育是鞋。”我们应为中国的孩子们制作合脚的新鞋，带领他们稳步走上现代化的教育之路。

　　第三，我们要学习陈鹤琴先生通过科研促进学科建设的创造性努力。陈鹤琴先生的教育观和活教育的成套经验，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发展心理学与学前教育关系的典范。众所周知，心理学关注因果，遵从事实判断；教育学注重目标，尊重价值判断。两个学科的取向是不同的。发展心理学揭示的儿童发展目标不等于幼儿教育的目标，更不等同于幼教课程的目标，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和转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如同发展心理学讲儿童的感觉、知觉或自我意识等特点，幼儿教育不能开设感觉课、知觉课或自我意识等课程一样。学前教育专业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专业的结论，譬如有人认为“学前教育也是教育，是教育就得有课堂教学”，故意抹杀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差异；有人将发展心理学揭示的儿童发展目标当成幼儿园课程的目标，都是缺乏基本的学科界限的表现。又如，发展心理学家按儿童发展的阶段，将游戏也形式化地分成不同的类别；研究游戏的学者们则习惯于按照游戏的对象和手法来作技术化的分类。形式化分类与技术化分类都不适合幼儿教育的实践，幼儿教育必须按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学科特点重构游戏理论，才能真正实现《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的“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的要求，实现游戏课程化的目标。再譬如，幼儿教育五大领域有一个社会教育领域，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发展心理学中的儿童社会化或社会性发展，并且明确限定主要是指人际交往和社会规则，这就大大缩小了社会教育的外延。陈鹤琴先生早就指出：儿童社会活动“强调儿童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儿童有能力和带着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去参加社会活动，懂得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从此来激励儿童的爱国心与爱人类之心”。[52]“大社会也是儿童的世界，家庭怎样组织的、乡镇怎样自治的、社会上的风俗习惯怎样成功的、国家怎样富强的、世界怎样进步的，这一切社会的实际问题，都是儿童的活教材。”[53]“凡能使儿童适应社会的，就可以取为教材。”[54]可见，在学前教育的领域里，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学前教育不能有专业无学科，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科学研究。没有完善的学科就不可能有坚实的专业。没有周全的学科建设，就没有成形的专业。我们要学习陈鹤琴先生的科学态度和科研方法，踏踏实实地研究本专业中的有关学科问题，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符合儿童特征和幼教特点的学科系列。

　　第四，我们要推动幼教的回归，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南京师范大学的前校长谈凤梁教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早年考入南京师院中文系就读时，一日早晨在校园里读英语巧遇陈鹤琴院长。陈院长鼓励他：“同学，外语要认真学，眼光要远一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谈凤梁自己当上校长后，才顿悟到陈院长那句“眼光要远一点”的含义。今天，如果我们学前教育界的同仁能把眼光放远点，就应该全面重温、继承和弘扬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坚持以儿童为中心的出发点，坚持幼儿教育要符合中国国情的原则，坚持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当代对儿童跨学科的研究表明：“游戏时会形成最佳的神经传导路径，不同类型的游戏出现峰值的时间与大脑发展具有可塑性的时间是一致的，这对幼儿的生存以及成人的一生都是有积极意义的。”[55]对游戏的态度，是衡量儿童观和教育观的试金石。我们坚持认为：“没有游戏就没有童年；没有游戏就没有完整健康的童年。”对于幼儿来说，“游戏=学习”。浙江安吉的幼教改革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典型，安吉游戏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中国幼教特色的课程模式，体现着游戏课程化的方向，实现着“游戏是儿童的基本活动”和“游戏=学习”的科学理念。安吉游戏的核心是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让儿童自由、自主、自觉地开展游戏，我们称之为自主游戏。本来，游戏就是儿童的权利，但幼儿教育的实践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儿童游戏的权利被限制了，甚至被没收了，造成能不能玩、玩什么、怎么玩和跟谁玩都得由老师说了算。而由老师说了算的游戏，不是真正的游戏，安吉的同仁们称之为“假游戏”是十分准确的。安吉的幼教同仁们把选择游戏的主题、选择游戏的方式、选择游戏的伙伴的权利统统还给了儿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回归。儿童成了游戏的主人，游戏成了儿童主导的活动。应该说，这是安吉经验的核心内容。安吉游戏课程化的探索，是对陈鹤琴教育思想令人瞩目的实践，对中国幼教的回归起到了难能可贵的引领作用。

　　中国的幼教事业到了必须回归的时刻。“回归到陈鹤琴”应该是我们当今中国幼教界最庄严的口号！这就是回归到陈鹤琴先生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回归到活教育的理论思路和实践体系上来，回归到陈鹤琴先生用毕生心血开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的道路上来，并以此为基点，继续学习和吸收世界幼儿教育的先进理念、课程模式和一切成功的经验，探索新时期的活教育如何适应当代中国儿童的特点，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特点，适应当代世界的特点。因此，回归到陈鹤琴，就是回归到儿童，回归到幼儿教育的本意。只有回归，才能超越；没有回归，就没有超越。离开了回归，离开了陈鹤琴先生的道路，越折腾离科学的儿童观和正确的教育观越远，受害的始终是儿童。这就是回归与超越的关系。

　　参考文献：

　　[1][3][4][5][9][11][12][17][27][41]陈秀云，陈一飞.陈鹤琴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8，372，7，53，52，7，407，151，407.

　　[2]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3.

　　[6][7][8][13][15][19][20][21][22][23][25][39][42][43][44][45][51][54]陈秀云，陈一飞.陈鹤琴全集：第二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504，505，696，412，193，639，646，503，75，645，486，446-447，409，81-82，78-79，577，75，77.

　　[10][16][32][33][37]陈秀云，陈一飞.陈鹤琴全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59，102，310，274，270.

　　[14][29][30][31][34][35][53]陈秀云，陈一飞.陈鹤琴全集：第五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59，37，17，18，59，64，70.

　　[18][24][26][28][38][40][46][52]陈秀云，陈一飞.陈鹤琴全集：第六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478，499，53，295-296，244，553，294，245.

　　[36]杜威.学校与教育[M].赵祥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3.

　　[47]王振宇，葛沚云，曹中平，等.儿童社会化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53.

　　[48]王振宇.儿童心理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

　　[49]王振宇.尊重儿童就是最大的关爱[N].解放日报，2006-06-1(7).

　　[50]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M].马荣根，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