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长期且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得以形成。经过清朝末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最终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真正觉醒和确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民族生存危机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形成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增强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助于厘清近代以来民族觉醒和民族认同对于现代化国家形成的作用，助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一、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彰显

　　近代，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站立、崛起以及由传统的“天下观”向近代的“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彰显埋下了民族自觉的种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念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并在危机关头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前沿，用实际行动激起各民族潜在的内聚性和向心力，促进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外来侵略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性解放的历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认同感逐渐得以觉醒和彰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致力于建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矛盾的激化。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此时的中华民族内部并未完全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中华大地各民族切身感受到“战则存，降则亡”，“中华民族绝境之时，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能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也表示，在民族危机面前，无论何人何时何地“皆可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从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团结御辱的盛况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民族认同感融合共生，互促互进，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力量之源。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也凸显了国人在传统的“天下”思想之外，逐渐受到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影响，接受了中华民族客观存在的整体性、共同性。日本在侵华期间对中国实施了残酷的军事侵略和文化侵蚀，这不仅未能腐化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反而在中华各民族一致对外、奋起反抗的过程中逐步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作用，刺激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华民族的内聚性等多重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而中华民族的内聚性是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就存在的，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凭借着这种内在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民族精神的号召力，在抗战的艰难时刻，中国的各党派、各阶级基本上达成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共识，紧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壮观场面。在此期间，共产党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创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政治和群众基础，也从侧面印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鉴于抗战形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创立的工农民主政权已经不再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以“三三制”为原则建立政权，并在抗日民主政权制定施政纲领及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加以执行。抗战时期，“三三制”发挥了巩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权、“争取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以调动各方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重要作用。

　　“三三制”、民主集中制和“精兵减政”制度的实施，不仅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抗日民主政权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仅能够为抗日战争赢得群众力量，也为“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形成、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和制度前提。

　　（二）全民抗战局面的出现

　　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唯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最大化，才是反抗外来侵略，使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站起来”的唯一途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凝聚国共两党力量的重要作用。至此，中国境内外形成了不分民族、宗教、党派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国民党开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绩。

　　前线战场上将士们英勇奋战，后方人员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抗战，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氛围。工人在加紧生产军需物资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反抗日本的残酷侵略行径。农民群众在政策感召和政治宣传动员之下踊跃参军，不仅保证了抗战的持续进行，也源源不断地为抗战输入新的血液和力量。文化文艺界人士以笔为武器，在思想上打击和瓦解敌军；知识团体纷纷创办报刊、宣传抗战政策和思想，鼓励各族人民参加抗战。许多工商界人士、爱国华人华侨也通过捐献物资、金钱等方式支持抗战，保障了抗战的物资供应。例如，许多实业家以“誓不以厂资敌”的决心和坚定信念，对工厂和设备进行了艰难的内迁，保障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为抗战提供了后备力量。在他们看来，“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不论在何地都应倾尽全部力量“使国家得藉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

　　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实施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使其认识到只有各民族并肩战斗才能真正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

　　全面抗战局面的出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对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重要铺垫。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视角看，抗战期间的政治宣传动员也促进了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的认同。因此，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正确立。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之下，积极响应时代需求，自觉扛起救国救民的大旗，最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联合抗战的汪洋大海。

　　三、抗日武装力量的形成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也逐渐进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在这之后血与火的14年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没有屈服，他们拿起武器、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促使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地组成武装力量，肩负起反抗外来侵略的艰巨任务。

　　（一）少数民族抗日武装的成立

　　各少数民族同胞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东北抗日联军、宁夏马家军、冀中回民支队等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英勇奋战。川西松播关外24部落30万藏民曾派出请缨杀敌代表团，请缨参战，绝不放弃保家卫国的使命和责任。

　　以东北地区为例，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在茫茫的林海雪原，还是在浩瀚的白山黑水之间，都有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事迹传颂。东北沦陷初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吸收大量民间武装力量和各阶层群众的基础上发展壮大。他们在抗日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成为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榜样，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铮铮傲骨。其中，黑龙江地区的爱国军民在马占山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江桥抗战中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江桥抗战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广大军民的士气。在抗日战争中，达斡尔族群众和军队也给予了马占山部较大的支援和帮助。东北地区的满族、赫哲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军民也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抗日救亡活动，奏响了少数民族相互配合、武装抗日的协奏曲，彰显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情怀。

　　在此期间也涌现了一批批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如于1931年10月在凤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的满族爱国人士邓铁梅等。而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爱国人士也分别成立了爱国抗日武装，为抗战提供了物资、人员等方面的支援，少数民族抗日武装也成为支持抗战的重要军事力量之一。

　　（二）国共两党抗日军队的协作

　　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展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得国共两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协同作战，相得益彰，创造了国共两党为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局面。国共两党在抗日战场上的相互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形成和确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站立、崛起和复兴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民族危亡时刻，中华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不仅激起了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民族情感，而且激励着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自觉地凝聚为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形成文化心理层面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