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都市人类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都市人类学的发展沿续着人类学的母体，同时也有自身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国内的都市人类学一方面与国外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地域特色。研究主题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一是学科本身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二是都市内包括农民工、少数民族、移民等在内的城市人群研究；三是乡村都市化研究；四是都市化问题研究。当下的中国都市人类学还处在发展阶段，在都市化背景之中还有较好的发展空间，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既是学科自身发展所需，也是时代发展之需。

　　【关键词】都市人类学；中国都市人类学；都市化

　　【作者简介】周大鸣，湖南湘潭人，长江学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陶红，云南大姚人，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的重建，都市人类学渐渐进入了中国。中国都市人类学自发展之日起，一直朝着良好的势头发展，经过30年的学科发展，形成了自身颇具影响力的学科成果。

　　一、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脉络

　　1986年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顾定国(GregE.Gul-din)曾在中山大学开设都市人类学课程并率领研究生进行都市人类学调查；后与笔者合作获得美国相关研究基金资助，在珠江三角洲开展都市人类学研究，后又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在云南、福建、西藏和广东做都市化比较研究。为了合作研究，还在中山大学、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了都市人类学培训班。[1](P12)1989年12月28日至1990年1月2日，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根据中外学者的论文与发言，分“都市人类学及其都市理论观”“都市化与都市发展政策、规划及实践”“都市民族政策”“都市文化与人的都市化转变”“都市问题与对策”五个专题，汇编而成了《都市人类学》。[2]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推动了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和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诞生，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是在国际范围内与国外人类学的发展尤其是与都市人类学的交流中诞生的，成立之后又在国际交流中壮大。[3](P8)

　　中国都市人类学会(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成立于1992年6 月，是由从事有关都市人类学教学、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以及从事城市工作的部门和实际工作者自愿结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的学术研究团体。该会长年编辑出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及其他都市人类学相关研究成果。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已经出版了系列性的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文集，有《都市化与民族现代化》[4]《走向世界的中国都市人类学》[5]《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6]《中国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态》[7]等。由于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是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的团体会员组织，使得中国人类学界与国际人类学界正式接轨，阮西湖研究员还被选为“国联”的执委，为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对话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组织保障。[8](P9)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在推动都市人类学在理论探索、方法突破、研究内容等方面皆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都市人类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在于时代发展之需，更在于学科发展所形成的独立性，都市人类学有了自己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有了明确地对学科的定义与学科的任务规范。阮西湖做了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定义:用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对都市民族进行研究，重点是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节日、民族关系以及和民族有关的其他问题，如民族社区、民族人口和社会问题等等。具体研究课题有跨文化研究，社区理论研究，民族社区的专题报告，民族语言使用，多元文化城市研究等。[9](P56)都市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适应，也是对人类学、民族学传统研究范围的一个突破。[10](P30)都市人类学学科的开启，突破了人类学多研究非西方国家，或在中国境内多研究少数民族的非社会主义阶段生产生活的桎梏，都市人类学紧跟时代之需，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给人类学的大学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都市人类学的诞生正如人类学这颗常青大树上发起的新芽，时至今日，都市人类学已经成为常青树上茁壮的枝丫，用其敏锐的感知力触及着都市社会的新变化。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为都市人类学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源，同时，从时代之需的学术使命来看，都市人类学肩负了更多时代给予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围绕以下专题展开:一是多元文化城市研究；二是社区研究；三是民族关系研究；四是汉民族研究；五是城市多元文化媒体研究；六是城市民族人口研究；七是都市人类学在国际交流语境下做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3](P5～8)都市人类学的研究面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都市人类学将学术眼光敏锐地触及了都市化进程的各个现象及凸显的问题。都市人类学即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之中，伴随着对自身学科的反思逐渐走向成长。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以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为己任，但不排除现实性研究的历史性眼光。都市人类学的现实性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学传统研究课题的延续，诸如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社会组织、宗教等问题的探讨；另一类是针对变迁中的新环境引发的新问题的探讨，诸如人口的迁移、社会分层、城乡关系、城市族群、吸毒与艾滋病等的研究。而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一大议题。

　　二、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主题

　　都市人类从起步阶段至今，不断在实践中梳理并完善着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在适应中国这一特殊环境之下孕育的都市人类学，凸显了自身的研究特色。一是不断探索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关心学科的发展；二是对城市人群包括城市本土居民、农民工、失地农民、新移民、跨国移民、少数民族等的研究；三是关于乡村都市化的研究，及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较有创建性的“钟摆理论”与“二元社区”的理论阐释；四是关注都市化进程中包括贫困、艾滋病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1.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思考

　　在中国都市人类学发展的起步阶段，开展了比较全面的对都市人类学的认识研究，包括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都市人类学研究在国外》[11]清晰地论述了西方都市人类学形成的背景、研究方法与内容，并细致地梳理了都市人类学发展至90年代在世界各国开展的情况，就都市人类学的发展提出了评价与展望。任一飞、李彬二人在1994年对起步阶段的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意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做了分析，认为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并认为中国的都市人类学毕竟还是刚刚起步，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理论基础的薄弱又反过来限制了学科自身的发展。[12]阮西湖指出都市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围是民族关系、农村-城市流动人口、家庭结构、适应与拒绝、民族志、多元文化一共六个方面。[13]李德洙在《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14]中就都市人类学的四个研究议题:城市社会文化与涵化问题；文化社区与社会和谐关系研究；城市中跨文化现象和跨文化研究；建设陆地边疆城市与民族地区现代化研究等。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变迁，这给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良好的资源与机会。针对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都市人类学关于“村落集镇化，集镇市镇化，大城市大都市化，大众城市国际化”的阶梯都市化理论及对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丹东模式、藏南模式等实践范型的研究，逐渐被其他相关学科和决策机构所认可、采纳。[15]

　　笔者在《现代都市人类学》一书中，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归纳为五类:一是城市中乡村移民的研究；二是都市问题研究；三是传统人类学方法怎样运用到城市研究中；四是族群与族群关系研究；五是都市化比较研究。[1](P7～19)总而言之，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议题是多元化的，但起步时期的都市人类学研究多围绕都市的民族关系、民族迁移、民族社区等民族现象与问题展开，且研究的专题多是在人类学传统研究话题基础上的探讨。但都市人类学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并未过时，笔者强调:基础理论研究、都市人类学方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今后继续开展对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研究，即城市多元文化的研究。通过开展城市多元文化的比较研究，来显示出各个城市文化的特色。另外，城市中的民族关系研究也很重要。过去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虽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还远远不够。今后应该多组织专题研究，可考虑把城市民族关系作为都市人类学学会某一年会的主题报告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16](P8)笔者在2004年进而提出了“城市多元文化的共生态”，指的是伴随城市化而聚集到城市的各个文化都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系统一道平等地享有生存、传播、弘扬和发展的权利与自由。其表现出的是城市多元文化的和谐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们在选择、认同、创造文化方面的权利与自由。[17](P17)

　　都市人类学针对方法论的探讨方面，将研究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小规模研究(SmallScale)、个案研究(Case Study)和较大规模的研究(LargeStudy)。小规模研究是指对个人生活史、社会联系(如在小酒店、购物中心、机场、海滩、节日、帮团等对人们的社会交往情况)、居民居住区(如邻居、活动住居集中地、公寓、退休者住宅等)，以及学习和工作场所(如工厂、流水作业车间、学校等)等的研究。个案研究则指对某一族群或社区的定位研究。较大规模的研究指在对某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比较研究、多民族杂居社区研究、地区性研究、全国性研究，以及一般性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如都市中的社会网络、作为现代推动力量的本地化和族群性、宏观和微观研究方法的一体化、揭示不同国家社会分层模式的方法论问题)等等。[18](P96～97)杨候第、阮西湖针对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提出社区研究最为重要的几点:一是文化社区应以历史形成，或自然形成为原则，不宜人为划定；二是在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旗帜下，提倡团结、尊重、了解和宽容；三是社区服务是市政服务机构的一个分支；四是社区教育。[3](P6)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于1996年8月汇编出版的《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所开启的“边疆城市”的研究课题是一个集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开拓性研究领域，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张继焦对都市人类学方法论进行了探讨，他的《都市人类学分析方法的演进与创新》[19]认为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应是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研究。他在《国际都市人类学:现状与发展趋势》中指出，都市与乡村相比，地域范围更大，人口众多且人口流动性大，人口异质性也更高，因此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不仅要沿袭人类学的传统调查方法，还需要寻求传统调查方法之上的突破。为了全面探讨都市中的人际和社会关系，受过“曼彻斯特学派”——葛拉克曼及其学生训练或影响的英国人类学家创立了“情境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等新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的时间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也使都市人类学对复杂的都市社会研究更上一个台阶。[20](P88)他还指出，中国的都市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都市化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张继焦曾对世界性的都市化发表看法，认为都市的诱惑是世界性的。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都市的兴起和发展，多受国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农民移居或前往都市工作，追求高薪工作和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相当于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谋生。要了解移居者适应问题，必须解释清楚下列基本问题:乡民的价值观、古老的亲族和社会关系在都市中如何转变，等等。[18](P99～100)

　　任何学科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学科才能永葆青春，才能更好地发挥本身的作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学者们过分注重学科的应用，以致忽略了学科的理论探讨，进而限制了人类学的进一步应用。所以，中国人类学要想在新的世纪更有作为，就必须在坚持应用传统的同时，加强学科的理论研究。也唯有如此，方可造出更全面的应用性格。[15]都市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也是以应用性为学科性格的，应用性研究也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终极指向，同时都市人类学也在平衡着理论性与应用性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双系并行和发展。

　　2.城市人群研究

　　笔者认为: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核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文化又是维持族群边界线的基础。[21]在现代都市，不同族群聚集在一起，使得文化的多元性成为最重要的特征；族群的冲突和协调也成为当代城市最重要的问题。因此，都市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族群与族群关系。如笔者运用相关族群理论，做了岭南族群及族群关系的研究及澳门族群与广东族群关系的研究。[1](P137～183)都市人类学除了城市族群的研究，还有关于城市人群如城市本土居民、农民工、失地农民、新移民、跨国移民等的研究。

　　李彬从都市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人口流动中断的原因、人口流动发生的条件、发生机制、发生原因等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的城乡人口经历了自由流动—中止流动—重新流动的过程，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则更多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如果套用国外人类学现有的研究框架，就不可能抓住中国人口流动的全貌或特点，而参照国外的研究框架，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则可以找到中国人口流动的特点所在，对发展国际人类学跨文化的研究框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22]都市人类学所进行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和文化适应”研究，“都市流行文化”研究，“城市社区发展”研究，“乡村都市化”研究，等等，大大弱化了人类学“历时性”和“特殊主义”两种学术特性，增强了人类学的“现代性”和“普遍主义”，这不但使都市人类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且使“迟钝”的人类学研究者获得了较多的“活动空间”。[18](P112)

　　在都市人类学关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首先较为典型的是农民工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后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滚滚的农民工浪潮，农民工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他们如“钟摆”一样，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穿行。农民工在工作地与家乡的联系过程，亦是一个文化传输与交流的过程，因此由农民工引发的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都市人类学针对农民工的研究，大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真正深入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以此来掌握可靠的第一手实地资料。郭正林在研究外出务工人员对原住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基础上，发现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的方式，既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获得。认为外出务工就是村落农民体验现代工业和都市生活的行为。村落农民以外出务工的方式是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性获得过程的核心，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基本的途径和动力就是外出务工。[23]研究还有以厦门农民工为考察对象，着重调查他们在就业中遭遇到的不公平现象和反应，以此反思歧视性就业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困境，并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就业环境的相关建议。[24]

　　都市人类学在针对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较有创建性的理论视角，其中最重要的是笔者关于“钟摆理论”与“二元社区”的阐释。关于农民工的“钟摆理论”，就是由于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不断地在输出地和输入地像钟摆一样的摇摆。[25](P78)同时笔者在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的考察中，发现外来工与本地居民在生存状态方面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就此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即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二元社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寄生性”经济与“地方本位”政策。认为在特定政策和经济结构下导致了“二元社区”的形成，这种“二元社区”给劳动力输入地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将制约着珠江三角洲的持续发展。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多学科进行分析，制定相关的对策是刻不容缓的事情。[26]笔者对农民工的代表性研究还有《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27]，著作对农民的现代性获得，外来劳动人口带来的“二元社区”，关于农民工的“钟摆理论”等有较为详尽的阐释。

　　在历时30 多年来的城乡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主力军——农民工，他们的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中的一部分迁移人群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者，而是在输入地成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和身份的转变，成为经营型移民。杨小柳、谢立兴关注了都市的经营型移民，发现以亲属和同乡联系为纽带形成的经营型移民的聚集不是一个暂时性的、非正常的存在，而是具有强大的社会经济潜力，为后来的移民提供了一种适应方式。它非但没有阻碍新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反而有效地运用血缘性亲属关系来实现人群的聚合，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经营型移民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聚集与创业同时也为移民融入城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良方。[28]

　　研究城市现象与问题的其他学科意识到了一些非常重要实际却易被忽视的问题，比如城市化的社会伦理学问题，即中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对于城市化的行为主体——农民，理论界给予的关注是极其不够的，在城市化这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固有的“为民做主”的决策模式从来都不问农民。所以，“谁有权力、谁有资格决定农民能或不能进入到哪一类、哪一级城市”是值得一问的大问题。[29](P137)对农民工权益与声音的关心是中国都市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关注的问题，而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可就其他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对农民工的忽略或是偏误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修正。

　　其次是关于城市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王琛在对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的研究中认为，在城市民族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仍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因素，所以加强民族间的交流沟通和相互了解仍然很重要，当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下，关注少数民族在都市的适应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30]研究亦有关注中国伊斯兰教的都市化进程，伊斯兰教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西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来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极大地改变着东部城市伊斯兰教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在缓慢地改变着自身。相关研究指出都市化带来的穆斯林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以及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事务的重要性。[31]《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31]关注到在城市民族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仍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因素。《北京朝鲜族的个体企业》[32]《当代维吾尔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33]《北京维吾尔音乐人的演艺生活与认同》[34]《游离中沉淀:认同与变迁的都市回族视角》[35]《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36]等硕士博士论文亦关注了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

　　再次是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如《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37]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以“湖北村”为代表的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还有《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38]《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39]等，同时，高崇做了广州服装制造业中的移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40]

　　3.乡村的都市化研究

　　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并未将城市研究单独割裂开来，而是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置于乡村的都市化这一视域之下。在中国都市人类学发展的早期，美国学者顾定国就立足于中国的实地田野调查，对“都市化”做了解释: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之中。而应被视为一个社会中都市与非都市之间联系、结合不断加强的过程。要把一个较大的“乡村—都市”地区(城和郊为一面，整体区域为另一面)，作为“复杂的系统——其内部有区别又互为依存和整合”。[41]刘志军于2006年对城市化的定义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梳理和评论，并概括比较了众多学者对乡村城市化的论述。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界定大致经历了从传统型定义到现代型定义，再发展到后现代型定义的过程。这一嬗变反映了人们从关注经济的发展到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文明变迁，从强调城区的集中建设到主张都市带的协调发展，从强调城市工业文明取代乡村农业文明到主张城乡文明相融合等的思路历程。[42]

　　都市化，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43](P104)总体而言，都市化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乡村都市化，亦可以从以上五个方面来谈，即第一个就是人口结构的分化，第二个就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三个就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第四个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第五个就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44](P77)

　　中国呈现的是二元化的城市化道路，即以城市地域经济和人口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农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与劳动力转化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后者即通称农村城市化。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是在中国农村广阔、城乡差别悬殊和城乡分割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背景下的产物，是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必然过程。[45]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关注的是中国的都市化特色，即中国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或乡村都市化的模式形态，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维系的都市与乡村，在都市与乡村间做“钟摆运动”的农民工，皆成为中国都市人类学需要关注的对象。因此中国都市人类学从研究的人群来看，有两个维度。一类是处于都市中的固定居民，一类是往返于城市与乡村的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他们一方面实现着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带动并促发了乡村现代化的步伐。

　　笔者致力于乡村都市化的研究，对乡村的都市化做了思考，以广东农村改革开发30年为例。改革开放30年，广东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从传统乡村经济中剥离，走向了现代化发展之路。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46]笔者还认为，在乡村都市化之后，珠三角的城市化发展将走上一条从量的扩展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在比较外向型城市化、大都市带、都市区、大都市地区、城乡融合区、城市群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发展的泛都市化趋势，并对泛都市区的内涵特征、形成原因和环境以及今后的发展提出看法。[47]

　　乡村的都市化研究必然涉及关于变迁的研究，如张应强有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市化发展与文化变迁的研究。[48]以血缘性在农村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宗族，也成了都市人类学关注的对象，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城市空间亦成了宗族延续的空间。宗族存留的土壤并非只是乡村。在都市化进程中，宗族势力依然存在，只是宗族势力在与都市化进程的互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体，宗族在都市化背景下的调剂与适应，并保持其生命力，成为都市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庆忠做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的都市村民宗族生活的变迁研究，随着“城中村”的改造、“村庄的终结”，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必将转化为远离其传统载体的文化躯壳，并在跨越边界的社区网络中渐淡地延续下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没有成为历史性记忆，在从乡村聚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中它都依然存活着。这一事实究其根本是中国社会儒家传统延续的结果，是村民对生存环境适应的需要，更是经济利益的内在要求。[49]高崇在对都市化进程中的华南宗族的研究基础之上，认为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50]

　　在都市化的发展变迁中，还出现了“城乡结合部”这一新的社区类型。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类型，成了都市人类学的关注对象，这类社区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兼有城乡生活方式的特征，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51]

　　相关的变迁研究还有关注中国都市化走向的。张鸿雁总结、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及未来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认为都市社会结构在永恒地变迁，都市在发展，乡村将消亡，农民将成为过去，田园都市将成为未来。[52]从人类学的研究脉络来看，都市化文化转型的核心就是告别乡土社会，这不是简单地指乡村演变为城市或城镇，而是指一种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整合后的新的社会理想。现阶段是一个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成为从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化的文化转型过程，相较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隐蔽的过程。[53]都市化并非单纯的行政的都市化，而文化的都市化是都市化进程中关键与根本所在。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应关注都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文化转型现象，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较为典型的方面进行阐释。

　　4.城市化问题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引发的文化变迁、城中村、城乡二元、贫困、次文化、吸毒、艾滋病等城市问题，皆成为都市城市化较为凸显的问题所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注都市的城市问题是都市人类学的一大研究主题，而贫困问题是都市人类学关注最多的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区的贫困，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的贫困问题日渐凸显。相对于农村的贫困，城市的贫困现象更为复杂。都市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意识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涌现出了一个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数量渐多的贫困人口群体，它对城市各个层面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54]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有关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1]、关注物质生活的贫困[2]、关注权利的贫困[55]等。研究还关注都市贫困人口的生理—心理—行为的健康，其研究发现城市贫困人口健康状况总体上较差，患病比例大，以慢性病为主，抑郁和焦虑症状较为严重。城市贫困人口的生理健康、抑郁症状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婚姻状况以及家庭类型(状况)下，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另外，工作变量和社会支持因素对城市贫困人口的焦虑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56]贫困问题的研究将城市农民工相对贫困的起因归于包括户籍管理方面的暂住证制度、城市产权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包括资源配置传统规则的惰性和农民工群体素质的非制度性因素。[57]总体而言，都市人类学关注的都市贫困不止限于物质的贫困，更延展到精神的贫困、文化的贫困、权利的贫困，并深度解读贫困现象背后的贫困原因，挖掘贫困深层的形成机制，并试图探索相应的反贫困措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亦引荐到了其他学科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例如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学科角度来关注城市的贫困问题，亦用了都市人类学的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基本方法，如在《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58]即是借鉴了都市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空间分析。

　　城市艾滋病问题的蔓延，引发了人类学家的集体关注与行动，并形成了一定的话语声音与社会影响。人类学为艾滋病的深入调查及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的相关建议，是人类学利用自身学术思考为现实服务的典型，同时也成为发展自身的机遇。在都市的艾滋病问题研究中，通常需要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因此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医学人类学的意趣与都市人类学的意趣是一样的。艾滋病的研究从深入实地进行人的研究开始，关注艾滋病人群、关注同性恋、关注社会对艾滋病的反应等，艾滋病的人类学研究要求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有近距离的交流，调查者需出入各种会所、酒吧、监狱、戒毒所等。现有人类学视野下的艾滋病研究多偏向应用性研究，现在做艾滋病研究的代表学者有景军[59]、兰林友[60、61、62]、靳薇[63]等。人类学对艾滋病的研究视野常常是从文化的角度，关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人的心理机制、反应与应对措施，以期能从艾滋病人群本身来发掘艾滋病防治问题的症结，并提出相关应用性策略。

　　都市人类学还关注了失地农民问题。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农民的生存是靠土地来维继的，并通过土地的生产来实现小家庭的再发展，农民对土地拥有了深厚的感情，而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被征购以后，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随后面临的是靠什么来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及一系列因失去土地而面临的社会文化变迁，而应对变迁最重要的是心理，心理的转变才会实现征地农民向市民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因此征地农民最重要的是要面临心理适应的问题，而关于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研究往往是被忽略的。

　　现有从都市人类学视角来研究都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的硕士博士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西街社会》[64]《晨练与社会空间》[65]《基于都市人类学的城市居住空间分析及规划对策研究》[66]《夹缝中的夜市》[67]《都市基层军官婚恋状况的人类学思考》[68]《新疆城市民族商业社区变迁研究》[69]《城市中的摊贩:规划外存在的柔性抗争》[70]《都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婚姻家庭生活变迁探析》[71]等，可见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延续，呈现出较为丰富的探讨主题，给都市人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较有研究优势的研究资源。同时，伴随着快速都市化带来的诸多都市化问题，也在考验着都市人类学的学科能力。

　　三、中国都市人类学学科展望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出路，认为中国的都市人类学发展，除了借鉴国外都市人类学发展的经验，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都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都市人类学的主题，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并且指出了中国都市人类学所面临的五大重要课题:一是中国都市文化的多元性问题；二是都市化带来的文化适应问题；三是都市中庞大的外来人口问题；四是加强城乡关系的研究；五是加强对城市基本组织的研究。[72](P36～43)以上议题依然是当下以及未来的都市人类学研究需要关注的课题。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因此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是多元的，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就应具备在诸多理论、诸多经验的交流基础之上，即做到“派与汇”的整合。在都市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到都市人类学是在植根于人类学学科基础之上的分支学科，不管都市人类学发展到什么程度，其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理应还是都市人类学可以立足的研究方法，同时，整体研究方法也是都市人类学区别于城市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方法。[10](P30～36)

　　发展中的都市人类学渐成为被其他学科认可并积极借鉴与交流的对象。城市规划学科从规划价值观、规划调查分析方法和规划分析三个方面来借鉴都市人类学的相关优势为其所用。城市规划学科对都市人类学的借鉴和吸收，从本质上说是对城市空间理论的社会空间理论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的补充和丰富，是对城市规划中忽视的部分——文化因素及其环境的关系的重新关注。都市人类学与城市规划结合的意义在于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和分析城市和城市空间，为城市空间布局提供新的依据。[73]《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74]一书，是建筑规划学科借用都市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尝试性探索。全书从都市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把上海的空间城市视为不同文化分割和竞争的对象，将规划和建筑视作都市中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关注城市空间转换的过程，及其折射的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

　　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城市科学”(urban science)专门针对城市的研究。城市科学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在城市的汇合，是一个学科体系。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比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史学等多个学科。[75](P523～539)随着城市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伴随着中国都市人类学学科的日渐成熟，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亦成为城市科学的重要一份子。

　　中国都市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至今，已是成绩斐然。但因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需要，中国实际发展中对都市人类学应用性探究的需求，都市人类学自身持续长久的研究需要等，皆需要中国都市人类学在自己学科的舞台上不断贡献一己之力。未来的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努力:

　　一是都市人类学应更多关注应用性研究。都市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旨在将学科自身的理论性与方法性思考，诉诸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及各类问题的研究，并基于科学性的学科思考做出都市化问题的策略性回应，以期为都市的生存与发展谋求更高的幸福水准。都市人类学至少可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三方面的知识:整个社会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政府有关部门在决策时，需要对社会和经济运行机制有充分的了解；普通老百姓对自己身处其中而又变得日益陌生的社会，也有求知甚至加深了解的欲望；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企求从社会变迁当中探求出一套崭新的解释理论。[18](P113)都市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不仅是学科以自身的知识生产来回馈社会的方式，同时，都市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也增强着学科的生命力，也是都市人类学谋求深入发展的路径之一。中国在都市化进程中，面临着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过程，当下的社会文化变迁给都市人类学提供了丰厚的研究资源，同时附加在都市人类学研究之上的担子也更重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何以在这样一个处于急剧转型与变迁的社会中，挖掘资源与发现问题，并将其走上应用性性格的路径，应是都市人类学的学术使命，更是其社会使命。

　　二是都市人类学不应放弃对建立在民族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文化探讨。都市人类学对都市民族关系的研究是较早开启的，也较为扎实与丰富，但这一研究内容在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中切不可打上“过时”的标签而将之抛却。因此都市人类学应沿袭基础性的研究，继续进行对都市人类学中民族关系基础上的多元文化研究。但与此同时，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还应紧随时代的发展，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打开自身研究的视域，关注都市少数民族、边缘群体研究的同时，也关注作为都市中的生存主体的都市居民的主流社会。这样全方位的把脉都市，才能以最真实、最接近、最深刻的方式理解都市文化的内涵。此外，在相应的一面，也应研究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多元问题，即乡村是如何吸纳城市文化而增强自身的多元文化力的。[76、77]

　　三是城市文化转型研究。随着中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文化传统将如何转型呢?此外，城市本身也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转变，也面临着地域性文化向移民文化的转型。人类学传统研究的主题，如亲属制度、家庭和家族、民间信仰体系、邻里关系、社会网络、文化习俗等等都面临着如何面对文化转型、如何传承、如何适应的问题。这些都是都市人类学面临的挑战。[53]尤其是在民族聚居区，城市如何吸纳更多的民族文化元素。[78]

　　四是应加强都市人类学与诸学科的交流。都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应该关注都市化发展之需，在延续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导的规范之下，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优秀传统。同时都市人类学要有长足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学科影响力，必须借鉴其他相近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充满生命力的都市人类学应该是以人类学学科为基础，同时吸纳民族学、经济学、生态学、人口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地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断为都市人类学注入新鲜血液。都市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动向把握也是为了参见与之相关的研究动态，并从中汲取灵感与养分。而现有的各个跨学科之间的情况是学科分化过于细致，哪怕是相近学科或是相关学科之间，也有关起门来做一家之学问之嫌，因此失去了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当下及未来的都市现象和问题研究，亟须一批由各个专业背景组成的专家团队来全面整体地研究都市现象与问题，都市人类学亦需要在其中担当起学科的责任。

　　五是发挥都市人类学的研究特色。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与城市经济学、城市人口学等学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都市人类学沿袭人类学扎实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来做相关的理论研究。对调查对象的研究通常从微观的社区研究入手，然后做文化的“深描”，做的是解剖麻雀的工作。当然，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从未放弃对宏观视野的把握，而通常对宏观视野的把握是建立在对微观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讲求务实，以田野调查作为学科的伦理与规范。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人变动不拘的生存状态。都市人类学以人为研究中心的范式，易于把握都市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与新动向，这样的范式凸显了学科的敏锐视角。同时，都市人类学对人的关注视角通常是向下的，更多关注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底层社会，都市人类学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代言人。

　　六是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应置于世界体系理论范围内来研究。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处于边缘、半边缘的境地，它们既是剥削本国腹地的中介，也是密集劳动力出口的基地，常常面对的是过度都市化或是欠工业化问题，并依赖于非市场化的经济体系。[79](P60)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其世界体系的影响，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背景与视野应是由中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者所具有的。将都市人类学置于世界体系理论范围之中来研究也是出于学科自身健康发展的考量。郝时远教授认为，一个成熟的学者要为学科本身的发展担当责任，即一个学者除了其学术成果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科建设的努力和推动。都市人类学家们就是在一个学科从无到有，从起步到成熟的路途中，一步步攀越过来的。都市人类学未来的发展，除了担负其历史赋予的使命之外，也应有自成为一个学科的学科贡献。中国的都市人类学要谋求更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的都市人类学研究进行交流与互动，也更需要将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推及世界范围内，可在世界范围内来做田野，建立学科的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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