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采，安徽庐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南京 210024

　　内容提要：研究当代史学趋势时首先应了解与其相关联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概念。西方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数次重大转折。在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史家们力图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相结合，认为史学的未来出路在于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当代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对于教育史研究有诸多启发。教育史研究者应关注世界史学发展前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诸如教育史学观念的更新、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教育史编纂方法的多元化等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关 键 词：当代史学 趋势反思 教育史研究

　　标题注释：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研究”(13YJA880112)。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8)03-0105-07

　　新的史学方法和新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通过新的方法来支持和体现，另一方面，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史学理论自身分支的逻辑结果。必须关注和研究当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教育史研究，方能有效更新教育史学观念，拓展教育史研究领域，并尝试新的史学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

　　一、西方史学典范的嬗变

　　1962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将“典范”(一般译作“范式”)观念运用于科学史研究之中。相对于理论来说，“典范”更为宽泛。以往的科学史认为，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真理可以逐步积累，但库恩的观点颠覆了传统的科学史观念。库恩一再强调关于“典范”的观念只适合于自然科学，但该概念对社会人文学科的广泛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本文将涉及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等重要概念。“历史哲学指向的对象即‘历史’一名二指，兼有客观实在与主体思维两义：历史既可以是‘人类的过去’，又指人类对此的记载与探究即史学。准此，‘历史哲学’在语义上逻辑地包含着二者，即关于历史和史学二者的形上言说及理论反思，而事实上，大致自黑格尔一代之后，今日历史哲学往往是指对我们关于历史本身所思所言即史学的批判性反思，至少主流如此。”①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历史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关注历史本体论问题，研究者多半是非历史学家；第二个阶段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关于历史认识的哲学反思；第三个阶段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阶段，叙述主义在本质上属于语言性的学术取向，因而在广义上被归类于“语言性转向”。而贯穿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和叙事三大典范的基本线索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前者注重“解释”，或认为史学的学术价值与前途在于科学化，或试图将科学解释模式移用于分析史学认识。后者强调“理解”，站在自律论的立场反对模仿科学，更加突出文学和艺术维度的重要性。其次是关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概念。目前在史学界已大致达成共识，“即从狭义上说，史学理论是指对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包括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新领域和新流派、跨学科和跨文化史研究、历史写作理论，等等。而历史理论则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研究，包括各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②。在西方，历史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古希腊。所谓历史即是以调查研究为根据，针对公共事件而做的一种详尽的、世俗的和散文的叙事。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③。这个观点代表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关于史学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典型观念。

　　在中世纪，基督教开创了线性史观，在“发展”的观念下，历史被视为一维的、分阶段的和不断向天国靠拢的历程。文艺复兴时期复兴了世俗史。在历史研究中，从古代希腊的重视人证转向重视文献资料，开创了近代考证史料的传统。当时修辞学声望的提升引导学者对公认的古典作者的原始版本进行密集研究、模仿并尝试恢复。“从十六世纪以降，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文本方法的使用，所揭露与理解的不只是上古哲学家与诗人的作品，还包括欧洲的过去，而这段过去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被称为中古时代。这种技术是档案的历史研究。……凭借这种技术，‘探究’可以上溯到史家或目击者记忆以外的时代，并且摆脱对早期史家与编年史的依赖。这是一个大转变。”④但长期以来，史学在西方缺乏独立的学术地位。笛卡尔的知识体系将史学排斥在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启蒙哲学。1725年意大利人文学者维柯在其发表的《新科学》一书中为史学提出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的分期理论，为史学在学术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

　　自从19世纪中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历史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1951年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划界范畴。黑格尔被认为是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汤因比之后，思辨哲学成为绝响。以1942年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发表为标志，历史哲学进入分析历史哲学的阶段，并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英美历史哲学的主流形态。1973年海登·怀特发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历史哲学进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阶段。在“语言学转向”的历程中，后现代史学理论注意到了语言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语言书写极端化为“语言唯心论”，割断了与指涉物和真实的必要联系。

　　有学者认为西方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五次重大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代，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努力下，历史学在西方取得了文化地位和尊严；第二次转折发生于公元5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观；第三次转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思想再次把人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进步观念盛行，兰克及其学派在历史学专业化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第五次转折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⑤。此后，西方史学进入从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历程。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关注在长时段中某地区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走向不见人的历史，大量运用计量史学方法，也导致了很多弊端。20世纪70年代末，新叙事史复兴趋势已经较为明显。新兴的文化理论一反传统的史学写作范式，进而质疑此前的社会科学化史观。但因“文化研究”也存在诸多局限，到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开始出现逃离“语言学转向”的倾向，新的理论范式日渐成型，这便是后—后现代史学理论。

　　战后大约每隔30年，西方史学理论都会发生一次研究典范的转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典范危机”，需要新的典范与之相适应。与典范的转换相一致，史家先是追求客观性与科学性的新社会史，继而关注主观性与哲学性的新文化史，当今又进入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相结合的全球史阶段。

　　二、当代史学趋势及反思

　　19世纪，人们曾经将历史学视为一个统一的事业。盛行于专业历史学中的信念，是各种特殊的历史终将汇集到某种对于人类历史总体的描述之中。然而这个信念在20世纪时消退了。史家越发普遍以“辉格派历史”表达将历史视为本质上属于历史过程的目的论观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把握历史的难度越来越大，以至于没人敢声称某种单一关怀是历史学的“主干”。历史学科呈现出多中心和碎片化的特点，令人瞩目的是，当代一些关于历史学科综览的作品，多半采取将多位作者的论文编纂成册的形式问世，如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理查德·比尔纳和林·亨特主编的《超越文化转向》，以及埃娃·多曼斯卡主编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等，每位作者关注的是与整体相对分离的某个特定问题或次一级的领域。到20世纪末，对于某种单一的权威的历史学方法的信念也处于消退之中。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历史学著作和论文被生产出来，这种状况使得单个的历史学家很难脱颖而出。有鉴于此，历史学家们采取的策略一是研究此前无人问津的日常生活领域，二是从新的途径如人类学和文化批判理论等去接近过去，三是两者兼备。“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一个是越做越大，一个是越做越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有一个对立面，越做越大的当然是做全球史，越做越小的就是做新文化史，这两个潮流是历史学的新潮流。”⑥

　　为了摆脱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困窘，人们开始尝试寻求各种新的突破口。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转向文化研究的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则对“文化研究”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文化研究”是一个覆盖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同性恋研究等一系列分析方法的术语。由于文化在其概念化中扮演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在上述种种学科中没有必然的学科中心，不存在出类拔萃。史学的这种“文化转向”强调的是其人文性质而非科学性质。通过质疑社会范畴的核心概念，文化转向导致了社会范畴的解释的崩溃，社会科学的信心经受了严峻考验。这些学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塑社会范畴，亦即社会范畴的重新概念化问题。他们认为，未来的出路在于学科重组，即将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性与哲学性相结合。“尽管我们十分欣赏文化研究在使用文本和语言模型方面所取得的不寻常进展，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无论是文化分析方式还是社会学的分析方式，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继续进行下去。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富于想象的新方法将它们结合起来。”⑦

　　德国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试图寻求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可能途径。在有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存在深刻理论分野问题上，他主张走中间路线。“一方面我们需要现代主义基础上的科学诉求和确定性为我们提供导向；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叙事主义)为历史思考所作的拓展和深化。”⑧在理解吕森的研究思路之前，可能先要关注德国与美国对于“科学”的概念的理解有何不同。在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看来，“德国不像美国，从来没有把科学一词和自然科学联系得那样密切，它只是意味着用系统的方法来进行任何研究。”⑨吕森所说的“科学诉求”正是这种德国意义上的。在他看来，史学理论包含广阔，理性主导的方法论的意义不只是使研究者能够找寻到兰克所谓的“事情发生的真相”，还应成为历史学性质与学科研究价值探讨与反思的重要领域。吕森批评说，“即使在今天，还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依然是史料的批评，可见他们并没有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中吸取任何营养。”⑩在吕森看来，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理性的激烈批判，在方法上强调叙事的诗性和修辞，而非以理性讨论和实证研究规则为主。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下，哲学家的活动有其局限性。虽然叙事主义在史学理论上是一个重要的推进，对于人文学科中历史学科的特性带来了新见解，但是他批评叙事主义忽视了方法上的合理性和真理标准，批评对于历史的科学主义研究忽视了作为历史意识基本程式之一的叙事。“我的立场，是试图将当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中相互对立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里面的两种路数总和起来。一方面是叙事主义，一方面是科学合理性，我企图弥合这两者之间的鸿沟。”(11)

　　近来，中国史学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强调在坚守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同时，重视对多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吸收人类思想和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而形成的，并在战后西方史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战后，跨学科的史学方法和一系列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断出现，不仅使传统史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方面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西方史学。“对西方史学要做到辩证取舍择善从之，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不断地丰富自己。”(12)还有学者认为，应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的指导意义，但需要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理论，前者是后者的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思想，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因此，历史学的指导思想是不能同自身的理论相混淆的。”(13)

　　史家们对于“超越后现代”话题和“全球转向”等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首先是对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转向是否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很难讲什么“超越现代化”，所谓“超越后现代”还是在用现代性的思维在考虑问题，因为后现代主要不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一些条件孕育了后现代的历史思维，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产生了一些问题让别人去反省、反思。从理论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和反省。”(14)与此相关的是对小写历史即对历史认识论的讨论。后现代主义认为虚构与事实没有太大差别，人们对此观点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但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难以做到完全客观，语言本身是不透明的，“历史书写”本身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其次是全球转向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理论的兴起为处于困顿的西方史学写作注入了新鲜血液。2014年林·亨特推出的《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被认为是一部呼吁西方史学再次转向即“全球转向”的一部力作。林·亨特认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全球化关注宏观历史趋势，最好采用长时段的恢宏视野，将其看作一种遍及整个人类历史的时断时续的长期进程，此外，“采用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多元化的研究途径，有助于解决全球化研究中容易受到忽视的方面”(15)。她在重申文化转向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关注史学的全球转向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科学模式的史学价值，认为应重视史学写作的两个基本范畴——“社会”和“自我”——正在经历的脱胎换骨的历程。

　　三、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可以从当代史学发展的上述趋势中思考如何推进教育史研究，包括对教育史学观念更新、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教育史编纂模式的多样化等问题的思考。

　　首先是教育史学观念的更新。教育史家都是在一定的教育史学观念的主导下选择研究领域、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的。“史学观念是指对历史知识的性质的根本看法。这里涉及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对史料的看法，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认识，对自身在研究实践过程(也就是历史认识过程)中作用的考虑。显而易见，不同的史学观念会产生特点迥异的研究成果。”(16)在西方，19世纪的历史研究从德国开始经历了专业化历程，专业史家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充满坚定的信念，信奉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基于线性的时间观念，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伟大事件、伟大人物及其思想，探究人的行为意图，以便重建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战后，西方史学在完成始于战前的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化之后又开始了自身的嬗变，从以历史过程描述为主的史学逐渐向以理论阐释为主的史学转化，历史学者对基于经验与分析的社会科学路数的历史研究充满信心，注重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计量史学蓬勃发展，在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历史哲学的特征是有关历史解释的“方法崇拜”。后来，在历史哲学中出现的“叙事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将历史非人化的反动。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史学和社会科学化史学都提出了质疑，力图取消历史学的真实性，尝试将历史研究与语言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到20世纪末，史学理论在朝着文学批评移动，而历史学则聚焦于社会史。“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上，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17)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发展进入了“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主义对近现代文化传统的批判已被接受和内化，而其激进做法则被摈弃。在从事教育史研究的时候，了解世界范围内历史观念发展的来龙去脉，关注其前沿和动态，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究竟应从什么样的教育史观出发来进行研究。

　　其次是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当代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愈来愈广泛，并对教育史研究产生了明显影响，教育史家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教育活动史、身体史与教育史研究等。鉴于当代史学流派纷呈、碎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容易使人迷失大的方向，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就有必要了解当代史学研究领域的专门知识。

　　19世纪初德国兰克学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叙事和对史料的严格批判考据。20世纪以后的西方史学发展，从法国年鉴派的治学道路大致可以看出其发展脉络。年鉴派的第一代或费弗尔和布洛克阶段(1919-1946年)，由民族国家的政治军事史转向地区的社会生活史；第二代或布罗代尔阶段(1946-1969年)提出长时段理论，重视“结构”和“局势”而贬低“事件”，进行物质文化史研究；第三代革新或新史学阶段(1969-约1985年)由总体历史变为“碎化”的历史，转向系列史(计量史学)和人口生态史；第四代或社会文化史阶段(1985年至今)结构主义思潮促使历史学家像人类学家一样研究文化，成为主流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都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为研究对象，借助表象符号系统进行迂回研究，从差异性中认识文化的独特性，并表现出跨学科的研究特色。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世纪60年代涌现出一批新社会科学史学家，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新社会史等几个大的流派。美国的新社会史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进一步拓展了史学视野，开创了一系列新史学领域，如新妇女史、人口流动史、人口史、种族史、抗议运动史、医学社会史、新城市史、家庭史和两性关系史等。

　　西方学者几乎一致公认社会史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学科领域。“所谓西方现代社会史，就是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此作为探讨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演变的基础和依据，从而更准确地解释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18)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是注重结构分析的整体历史观；注重普通人集团的历史包括新城市史和新劳工史；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民众日常生活史是西方社会史中最稳定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注重学科交叉，即社会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些邻近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和重合，闲暇、婚姻、家庭、犯罪、民众心态、社会流动等社会学课题成为社会史的组成部分；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新增加的社会史课题都涉及文化和心态，诸如人们对爱情、死亡、体育和疾病的态度，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也和思想史越来越接近。

　　新叙事史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新叙事史、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新叙事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的微观史、德国的日常生活史及法国的心态史和事件史。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的《蒙塔尤》被公认是微观史的经典著作。微观史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在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下，基本上以社会下层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小规模的考察、细致的分析和详细档案的研究，以各种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手段研究过去，并且必须选择叙述的方式，与小说和传记相近。战后，德国历史学经历了从批判史学、批判的社会史到日常生活史的发展。日常生活史是人类学式的微观研究在德国的具体运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场反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的运动，被认为是晚近的妇女史和性别史之外德国史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其研究对象聚焦于普通人民的行为和苦难，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其劳动和闲暇日常生活进行详细描述。“‘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相反，所谓‘小人物的历史’的说法虽然提出了重要视角，却局限于社会的一部分群体。”(19)当今，历史学著作的特征就在于其全球性，对“世界史”和“全球史”的理解已成为各国史学家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观念是否已经过时?“民族—国家”范式的历史书写的未来学术前景如何?在德国历史学家斯特凡·贝格尔看来，世界已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论断是言之过早的，民族认同在今天的史学理论和历史记忆研究中是一个非常热点的研究主体。如果把民族国家的概念放在全球化的语境和视角来看就会发现，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和历史思考范式在今天全世界的许多地方依然是最强有力的。当然，这不排除在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中依然存在以往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危险倾向，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加具有自我反思意识的民族国家史的书写。另一方面，我们应如何看待全球史或世界史的历史书写与民族国家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呢?有学者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全球历史的认识，既不会得出全球同一的答案，也不会因‘全球史’而代替各个民族和国家自己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因为它是民族文化血脉传承的载体之一。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记忆，也就丧失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20)

　　再次是教育史编纂模式的多样化。在教育史编纂的方式上，也面临多样的选择，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宏大叙事书写教育史，也可以选择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方法进行教育史写作，还可以仿照“文化研究”的模式来书写教育史。因此，在规划一篇文章或书籍的写作方案时，需要具有关于历史编纂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对于当代历史编纂的各种模式及其特点和优劣有足够的了解。

　　什么是“历史编纂”?在德国史学家丹尼尔·富尔达看来，“‘历史编纂学’是用于书面文本的类型概念，即带着事实性要求来描绘过去。为了把过去呈现为‘历史’，它使用了极具特征的语言方式。在今天，‘历史编纂学’指的是历史科学的专业代表们以及其他具有相应资格者所发表的论文与专题论著，尤其是历时性或共时性方面完全铺展的历史呈现。”有学者认为，“历史编纂”是通往过去的路径，有三种关于历史编纂的定义：第一，指对历史方法的研究；第二，指对某个国家地区、分支学科或历史事件的认识状况与主要争论的问题的回顾和研究；第三，指历史写作的历史，通常包括对伟大历史学家及其文本的研究，有时也扩展到考察非权威性著作及其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对于历史编纂的模式问题，学者有不同看法。伊格尔斯将历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是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的诞生，中期阶段是社会科学的挑战，再后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他认为，在19世纪初期历史学专业化之前，历史学主要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学究式和古董式的，另一种则在本质上是文学式的。在德国一些大学里诞生的新的历史学规范强调的是历史学的学术方面，但同时它也把学术从狭隘的古董主义之下解放出来，而它的那些最优秀的实践者们则保持着一种文学质量感。而在英国史学史家约翰·布罗看来，即使从最广义的角度说历史是单一的活动，但历史仍有着高度多样的内容。“有些历史实际上是纯粹叙事的；有些几乎是毫无时间内容的纯粹分析，本质上属于结构或文化的调查。”(21)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认为，目前在英国有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一直在写作叙事，“叙事的转向”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第二个群体反对第一个群体，并且决定要写经济史和社会史；他们要写的是各种结构的历史，他们不会为时间烦心。”(22)第三个群体只想讲述关于个体的故事，放弃了对于历史过程的研究，比如微观史。

　　注 释：

　　①周建漳.历史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②(13)陈启能.不忘初心，不忘读者——纪念《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创刊三十周年[J].史学理论研究，2017，(2)：3、5。

　　③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54。

　　④(21)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M].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91、5。

　　⑤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39。

　　⑥(14)林漫，邓京力.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J].史学理论研究，2016，(2)：121、121。

　　⑦⑧理查德·比尔纳.超越文化转向[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05。

　　⑨(17)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57、2。

　　⑩尉佩云.弥合现代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可能路径[J].史学理论研究，2014，(4)：106。

　　(11)(22)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9、264。

　　(12)(20)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三十年[J].史学理论研究，2017，(2)：20、21。

　　(15)赵辉兵.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写作范式的两次转向——评林·亨特的《全球时代的历史写作[J].史学理论研究，2017，(1)：137。

　　(16)(18)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133。

　　(19)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孟钟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