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职业教育制度模式的历史嬗变及启示

　　作者简介：邓文勇，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天津 710012

　　内容提要：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技术生存时代演绎出不同的轨迹。基于技术生存的视角，对不同技术生存时代下职业教育制度模式的历史变革与发展进行分析，将“技艺性”技术生存下的学徒制形态职业教育制度、“机器性”技术生存下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制度与“信息性”技术生存下的现代学徒制形态职业教育制度置于历史分析的序列，明晰“技术”与“职业教育制度”之间的发展规律，把握职业教育制度变革与发展的方向。

　　关 键 词：技术生存 职业教育 制度模式 变革 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7747(2018)09-0024-05

　　我们生活在被技术渗透包裹的时代，技术是推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技术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人类生存各个方面，其中最为核心的、代表技术本质的则是与生产有关的技术，即人类从事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相关技术，作为技术发展主流的也正是这类技术。[1]因此，审视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技术具有生存论的意蕴，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依据，人的生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技术生存。[2]而职业教育的基本使命是技术的传承、培育与创新，它是与技术关系最为紧密的教育形式。作为保障与规范职业教育秩序的职业教育制度，人类技术生存与职业教育制度息息相关。一方面，人类技术生存方式的转变是职业教育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的变革又能通过规范职业教育活动保障、促进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生存的实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制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然演进和理性构建两个阶段，自然演进是根据行为活动及其经验而形成的制度模式(学徒制形态职业教育制度)，而理性构建则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设计出来的制度模式(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制度和现代学徒制度形态职业教育制度)。[3]基于技术生存的视角审视，每个时代都有处于主导地位的技术特征，技术反映着人类生产生活的生存形态，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所处时代职业教育制度的主要模式。

　　一、“技艺性”技术生存下的学徒制形态职业教育制度

　　在古代农业社会(主要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较低，人类的生产生活主要围绕传统的人力手工作业模式展开，由于这一时期手工技术发达，手工业繁荣，因此，又称之为古代手工业发展时期。该阶段技术的“技艺性”特征较为明显，“技艺性”技术生存是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体现，因此，这一发展时期，又可称为“技艺性”技术生存时期。“技艺性”技术可以理解为在古代手工业发展时期，凝结形成手工技术的各种经验、技术、工艺等的泛称，而掌握“技艺性”技术的人称之为工匠或匠人。在“技艺性”技术生存时期，技术主要依靠经验的积累，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把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手工技艺予以继承和延续，于是便催生了以手工技艺的父子相传、师徒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徒制形态的职业教育。

　　一般而言，学徒制是手工业行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西欧中世纪行会对技工师傅的培训，这一时期也是“技艺性”技术的发展兴盛期。但是，学徒制的历史十分久远，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和中国的先秦时期。[4]例如：古希腊时期的职事教育(斯巴达以培养强悍的军士为宗旨的军事技能训练与教育、雅典以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公民为宗旨的“和谐教育”)、中国先秦时期以培养手工业工匠的职业性质的教育活动。但在这些教育活动中，还没有出现专门的教育组织和独立的教育过程，也没有专门的、广泛实施的法律制度规范，所以虽然这时在传授方式上已有学徒制的一些特征，但只是学徒制雏形。随着西欧中世纪手工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逐步形成，催生了以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城市新兴市民阶层，为了更好地适应“技艺性”技术发展，保护自身的利益并规范学徒培训，便开始对学徒及其培训制定了一些制度形态的规范，同时，专门负责并主导学徒制形态职业教育管理的“行会”也应运而生，于是学徒制成为职业教育制度的一种初始模式也就随着行会的产生而正式诞生。

　　对此，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曾高度评价西欧中世纪行会学徒制：“它既是一种真正理想的技术教育体制，同时也是一种卓越的社会教育组织”。[5]随着手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生存环境的不断改善，为了进一步规范学徒制，促进手工业发展，西欧各国在中世纪后期逐步加强了对学徒制的政府干预，而制定并实施法律是政府干预教育活动的主要手段，如英国于1562年制定实施的《工匠、徒弟法》，对由行会控制之下的学徒制做出了统一规定。可见，从中世纪至工业革命之前，“技艺性”技术生存贯穿人类生存始终，而为了适应这一时代下的技术生存，以手工技艺传承为核心要素的学徒制形态的职业教育，则逐步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对技艺培训予以规范，这不仅为当时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手工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同时，也为手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这种为维系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并依据行为活动及其经验而发展形成的学徒制形态的职业教育制度，还未能从生产生活劳动中脱离出来而具备独立的职业教育过程，所以仍然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但却是准制度化的职业教育制度模式。

　　二、“机器性”技术生存下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制度

　　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良运用，使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业生产，人类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极大提高，自此人类的生存方式由“技艺性”技术生存跃入到“机器性”技术生存时代，这也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开始围绕机器和“机器性”技术来建构或展开。所谓“机器性”技术泛指人类操作并主要通过机器进行机械化生产而形成或使用的技术。而在这一时代，原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模式已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这必然会对以手工业为依托，以手工技艺的父子相传、师徒传授为主要特征的学徒制形态的职业教育提出变革要求。于是，学徒制便失去了生命力而逐渐走向瓦解，一种新的取代学徒制形态的职业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模式便开始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而这一形态的职业教育便与生产生活相分离，有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过程。

　　在“机器性”技术生存时代，机器大生产对劳动者的需求变得复杂多样，无论是在培训效率还是培训质量上都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传统的学徒制人才培训模式，一般都是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进行一对一的教导与训练，因而人才培养效率不高，数量有限，耗时也较长。美国著名教育家布鲁柏克(John S.Brubacher)曾指出：“当这些技术被机器化而体现在机器上之后，这种要经过长时间训练的学徒教育就不必要了。再者，雇佣者和受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人身依附和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的关系”。[6]为了高效率地培养大量的具备机器操作与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必须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为此适应机器化大生产要求的、与生产过程相分离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性质的技工或工业、工艺学校开始不断涌现。例如：英国19世纪初为培养工业生产所需人才，出现的技工讲习所；德国19世纪初各邦为适应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各行政区设立的工业学校；美国1862年各州为培养工农业专门人才，兴办的农业和机械工艺学院。诚然，为了使培养的人才规格、标准符合“机器性”技术生存的现实情境，就要求在人才培训与培养制度上做出变革，以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而以培养技术工人为主要任务的、走向制度化的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制度，则能将“机器性”技术生存的要求转变为现实的教育程序与内容，并通过专门的、相对独立的技术技能教学得到实现。

　　有研究指出：“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具有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规范化的特点，在为社会的机器化运转以及人的机器化生存提供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持方面，发挥着最直接的作用”。[7]因此，为了适应“机器性”技术发展的要求，保障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的创设与运行，更好地培养“机器性”技术人才，各国纷纷在法规制度上进行调整与变革。例如：德国19世纪初通过政府法规和行政手段形成的工业学校网；1919年，《魏玛宪法》开始把职业教育纳入普及义务教育的框架；英国1913年颁行的《技术学校条例》使中等职业教育逐渐被社会承认；1944年颁布的《巴特勒法案》则对中等教育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开展专门职业教育的技术中学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美国1917年颁行的《史密斯—休斯法案》规定了发展职业教育是联邦政府的职责，同时，将中等职业教育制度化并提供牢固的财政支持；1946年的《乔治—巴登法》则继续增加了对职业教育的拨款；1903年，晚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则将实业学堂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同年，颁布的7个有关职业教育的规章制度，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职业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壬戌学制》，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用“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的称谓，并设立了初级、高级两级职业学校。各国职业教育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完善。[4]

　　三、“信息性”技术生存下的现代学徒制形态职业教育制度

　　20世纪6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开启，随着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8]，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性”技术生存时代。由于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生产与处理手段的高度发展致使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也给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质的飞跃，将进一步推动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逐渐由“机器性”技术生存转向“信息性”技术生存。在“信息性”技术生存时代，人的生存不再以机器为中心，人的生产生活开始挣脱机器的束缚，并通过对信息技术的掌握与运用而逐渐成为操控机器生产的主宰。信息技术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手段，而且使人类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层次的影响，这也必然导致社会各系统的变化。

　　对作为社会子系统的职业教育而言，信息技术革命也会使职业教育的目标、内容、方式等各方面发生改变，为适应这一技术生存要求，也必然需要对职业教育的制度进行变革，而职业教育制度的变革是适应与保障“信息性”技术生存转向的重要前提。虽然职业教育的内容、培养的人才及其指向的职业并非都与信息技术直接相关，但当“信息性”技术生存成为一个时代普遍生存形态之时，以技术为核心元素的职业教育自然就会依据“信息性”技术生存的一些要求转化为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教学内容，并依据其客观规律实施教学。[7]然而，注重学校教学的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在这一技术发展大势面前，则显现出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其培养的人才缺乏实践操作能力，与市场需求相脱节。为此，有学者这样描述学校形态职业教育的弊病：“无论教学内容如何先进，与生产、服务第一线所应用的最新技术、最新工艺相比，总有距离；无论教学设备如何先进，与工业企业的最新机器、最新生产线相比，总有距离；无论学校的专业教师技能水平如何高，与生产一线的技术专家、操作能手相比，总有距离。”[9]

　　那么，如何克服学校形态职业教育的弊病，让培养的人才既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具备符合实战要求的专业技术技能，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和共商的难题。于是，由企业和职业学校分工协作、共同实施职业教育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学徒制便应时代发展之需，被各国改革推广运用。现代学徒制是由传统的学徒制演变发展而来，这也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进步。最先进行现代学徒制改革的国家是德国。20世纪60年代，德国为适应“信息性”技术生存时代的到来，首先对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进行改革，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地位，而“双元制”被认为是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现代学徒制度。随着德国现代学徒制改革在人才培养上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各国也纷纷效仿德国，进行现代学徒制改革，并积极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例如：英国1993年的现代学徒制改革(英国把这一计划看作是“振兴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国家行动计划”，并自此掀起了新一轮学徒制改革的浪潮[10])；澳大利亚1996年的新学徒制改革(最终形成了TAFE模式——有效整合学校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的“技术与继续教育”职业教育模式)。中国在21世纪初也进行了现代学徒制的探索，并积极制定相关法规予以保障，如2014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现代学徒制”一词随之成为当代世界学徒制改革的标签。

　　四、启示

　　通过对不同技术生存时代下职业教育制度模式历史变革与发展的分析，得到以下启示。

　　(一)“技术”与“职业教育制度”应是“互动发展的”

　　“技术”与“职业教育制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互动发展”——技术驱动职业教育制度进行相应变革；职业教育制度保障技术的更新与发展。虽然制度的调整相对于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延后性，可能会在某一特定时期或在很短的时间内，“技术”与“职业教育制度”这种互动发展关系并不明显。但是，着眼整个人类生存发展史，二者无疑是一种互动发展的历史关系，这已通过上述对技术生存与对应职业教育制度形态的历史考察得到充分印证。这也启示我们，有时也正是因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制度互动关系不紧密，互动不及时，才导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与市场需求相脱节，这不仅不利于技术和人类技术生存的发展，也不利于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因此，更需要我们付诸努力进行积极探索和研究——充分认识和遵循所处时代的技术特征，在职业教育制度上进行及时更新与调整，以尽量缩短两者之间互动发展的差距，从而实现“技术”与“职业教育制度”的良性互动。

　　(二)“职业教育制度”变革应积极回应“技术”的发展

　　技术不断发展是一种实然的状态，而职业教育制度变革是应然要做出的转变。在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今日，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不随机应变就难有立锥之地。因此，如果在技术发展大势面前，职业教育制度的调整不及时，或导向不变，未能及时建立健全适应技术发展的制度，就难以发挥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反过来，根据所处时代技术特征与要求，适时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既能更好地推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对人类本身技术生存关照的积极回应。事实上，德国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虽然“双元制”誉满天下，通过职业教育驱动着技术发展，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却从未停止过改革的步伐，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如1996年，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率先在职业学校实施“学习领域”课程，即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11]；2005年，又根据发展变化颁行“新《职业教育法》”)。尽管并非所有人都直接从事与技术相关的职业或活动，但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技术是推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人类的生活品质和生存方式。

　　(三)“技术”的发展从根本决定“职业教育制度”的变革

　　伴随人类技术生存始终的职业教育活动是实现“技术”与“职业教育制度”互动的纽带，而多样化、综合化的职业教育制度模式应是今后职业教育制度发展的方向。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生存，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必将是，而职业教育活动是围绕技术而展开的，技术发展推演出职业教育产生、发展、壮大和未来走向，规定着职业教育的性质、功能、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办学模式和发展方式。[12]毋庸讳言，未来人类的生存也将更加依赖职业教育。因为我们生活在被技术包裹的时代，未来，技术将更加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学习和掌握技术，而技术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元素，技术也需要通过职业性教育活动——“技术学习”，并内化到劳动者身上，才能发挥出它的功能与效用。而且，技术的每一次发展必然要求职业教育做出调整与改变，而制度的变革是关键，因为技术能否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制度能提供什么样的激励和保障。因此，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涌现，当某一新技术发展成为时代主流技术时，新的技术性生存时代必将到来，职业教育制度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革。从当前国内外的技术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发展多元，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多样化、综合化的职业教育制度模式应是今后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发展的方向。为应对这一发展趋势，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生存时代的到来，需尽早谋划，积极做好具体职业教育制度的设计。因为具体制度是制度模式的时代体现，不断更新与完善具体制度也是支撑制度模式不断变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基于技术生存的视角，对不同技术生存时代下职业教育制度模式历史变革与发展的分析，只是一种从时间维度展开的宏观分析的尝试。但实际上，不同技术生存时代下职业教育制度模式的变革与发展不仅需要从宏观上把握，也需要微观分析——我们需要细致探讨任何一种职业教育制度模式在历史变革与发展中是如何展开的，尤其是对生成的现实场景、形成机理及具体制度构成的分析，这些对促进技术的发展和职业教育活动的成功开展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职业教育制度模式变革与发展的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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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国泰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研究院.英国现代学徒制解析[EB/OL].(2015-08-06).

　　http://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463/150806-f11afef5.html.

　　[11]姜大源.世界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走势及其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27)：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