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事实上早已存在，儒家的“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的民族观也早已刻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掠夺和侵略日益升级，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自我认同感越发清晰和强烈，通过“西学东渐”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认识了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民族现象，儒家的传统民族思想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中华各民族凝聚力也与日俱增并以之作为抗击西方、挽救中国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导。同时，了解儒家某些民族观在清朝的发展脉络也对中国的民族理论的发展，尤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民族观 清末以绛 中华民族

　　作者简介：黄钰，男，1990年生，山东栖霞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民族观对于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培育，都起到了不可低估也不可替代的作用。[1]（p275）有学者认为清朝不仅是“中国内部各主要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磨合程度加深的阶段；它还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的共同体向自觉的共同体的转型时期。其间在我国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呈现出了既趋同又分化、相伴相生的多元一体格局，为近代以后中国各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2](p90)。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皆在向国内民众鼓吹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他们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理论武器。资产阶级改良派高举民族主义之旗，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仔细研究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和演化历史，对其在推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在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扩张的事实两方面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一方面认为民族主义是“功不在禹下也”，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强权政治，面对如此不良的现象，当时的学者针对中国与外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新概念，把“民族主义”定义为“世界上最光明正大公平的主义”，对于本国来说，就是人民独立，对于世界来说，就是国家独立，这应该是20世纪初众多民族主义探索者中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最精彩、最符合中国现实的概括。

　　一、儒家民族思想对近代以来的影响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统治者都以天下统一，四海归一作为其最高政治理想。儒家学说倡导的“天下一统”、“协和万邦”体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是“华夷一体”、“用夏变夷”。清朝时期，康熙皇帝废长城之举把“华夷一体”的大一统观念上升到实践的高度，打破了自秦汉以来的“华夷内外分治”的局面。清末受封建正统教育的熏陶，在学理上推崇儒家思想，这些思想明显受了公羊学的影响。当时的民族观是直接继承和弘扬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中以文明程度区别“诸夏”和“夷狄”，并认为二者可变的观念，不仅打破了“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也是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国情[3](p284)。“华夷变易”的思想为当时提出“合族”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主要从中国儒家传统民族观中主要吸收了两种思想：“大一统”和“华夷变易”的观念。通过“孔子尊大一统，孟子称定于一，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可以看出清末对“大一统”的肯定。而受“大一统”思想影响则体现在当时民族观中“大汉族主义”色彩也比较浓厚；传统的“华夷一体”和“用夏变夷”提倡夷狄可进为华夏的概念也对“破满汉之界”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推动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历史发展到清代，人们的民族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追求“天下一家”和“华夷一体”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清末儒家民族观“大汉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推动

　　在“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儒家对夷夏问题和夷夏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总的来看 ,儒家是在“天下”的范围内来认识“夷夏之辨”,是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待夷夏关系的。因此,儒家不仅强调“夷夏之辨”,更强调“用夏变夷”[4](p2706)和“礼”分华夷。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源远流长，华夏民族的意识早在周朝就已形成，“我族中心”观念十分强烈，歧视华夏以外的民族，并称之为“蛮”、“夷”、“狄”“戎”等。春秋时的“尊王攘夷”，还有《左传》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区分之意，尤其是明亡于清后，中原地区许多人的排满情绪一直在延续，到革命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时达到高潮。当时一些学者也曾受到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影响。比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也在思考对满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在旨在宣传“保皇”的《清议报》成立后两年，梁启超就不再有任何关于“保皇”的只言片语，反而陆续发表他的《自由书》，在舆论上抨击满清政府，不时发出排满的言论，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梁启超清楚看到清廷的腐败无能，要想救亡图存，梁启超认为“Revolution（指革命）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的独一无二之法门”[5](p2243)。康有为多次写信表达不赞同梁启超的“革命排满”主张，梁启超在回复中发出“势不得不功满洲”、“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的言论，但是很快梁启超就转向了 “大民族主义”主张。

　　通过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从《四书》中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从公羊学中吸收“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是《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大一统”要求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绝对服从于“天子”，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则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界限。受此影响，清末的民族观中或多或少带有一丝大汉族主义色彩。但是清末一些学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化上的表现主要受传统儒家 “夷夏之辨”、“天下一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在了解西学的基础上，进而主张“中西会通”的模式，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崭新的民族文化。

　　所谓“夷夏之辨”是即根据地域、文化等标准对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分的一种思想观念，华夏为“我者”，夷狄为“他者”，但彼此之间无明确的界限，是相对的和可转换的，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是否接受中原的礼教秩序。对于“夷夏之辨”——“《春秋》之中国、彝狄，本无定名”，之所以有区分，是表现在其是否有彝狄的行为，有之，虽属中国，但可视为彝狄；无之，虽是彝狄，但确可谓君子”，这种观点表现了梁启超主张以文化文明行为界定彝狄。界定彝狄，除有彝狄之行的区分标准外还有中国之行，中国之行则包括《春秋》中治天下的方式，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勤政爱民，土地辟，田野治，人伦明，道路修等，不具备中国之行的，则谓之彝狄[6](p135)。可见，夷夏之名是相对的，划分夷夏的标准不是血缘，不是种族，而是文化，夷夏是可以转化的，“用夏变夷”观点也成为“小民族主义”应向“大民族主义”转变的思想基础。

　　这些民族观对中国学术研究有很深远的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由“天下主义”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从总体而言是由传统儒家学说、近代西方理论和当时一些学者个人的学术和政治活动经验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清末的社会形势决定当时的民族观是以反帝救国为目标的，是近代中国与国际交往的产物，不仅具有系统性、时代性，阶段性，还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思想方法上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先是由“小民族主义”转向“大民族主义”，再由传统的“天下大同主义”转向“民族建国思想”。因此当时的民族观奠定了中国学术界关于“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概念的基本内涵，在增强中国广大民众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方面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对革命派“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华民国政府对待和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也提供了一种思路。到清朝中后期，“天下一家”和“华夷一体”基本成为人们民族观的主流思想，不断推动中华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三、清末以降民族观对当今社会的借鉴

　　在“大一统”的政治现实中，儒家“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得到了充分发展。至乾隆前期，儒家奉行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民族思想逐渐让位于“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念。

　　康熙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而且将之付诸行动。康熙三十年（1691年），宣布废除土石工程的长城，筑成一道“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可以说，康熙废长城之举对于彻底否定传统民族观中的“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等观念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传统民族观发展历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在清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雍正帝的“中外一家”、“满汉一体”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的“华夷之别”、“内外之分”观念已经退居为次要了。客观地说，雍正帝的民族思想推动着儒家民族观朝前大大发展了一步，这为清代末年出现“不分满汉，但问旗民”的情形以及清代以“华夷一体”思想逐渐取代传统的“华夷之辨”提供了充足的思想动力。

　　仁爱宽容之心是儒家所崇尚的，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王者爱及四夷”；具有天下一家、天人一体的情怀，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追求“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倡导“宽恕”、“厚人”的“忠恕之道”，提醒人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以“和为贵”作为处世之道；提倡以“中庸之道”来协调社会、家庭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此等等。这些符合人性普遍要求的价值观念，也符合中华各民族的普遍要求，所以能够促进各民族的认同，这些价值观念渗透于各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对各民族都表现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从而成为各民族都愿意接受的共同文化。总之，儒家思想的“仁爱”、“礼治”、“贵和”等思想是儒家民族观的重要思想基础，自然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总体来讲是成功的，它通过多种方式最终促使古代各民族从“多元”逐渐走向“一体”。这种成功与清统治者坚持“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分不开，与清朝提出并实践“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也分不开。正是在这种开明的民族观指导下，清朝海纳百川，包容各民族文化，同时借鉴学习，形成大一统的江山。显然，这样的“民族大一统”观念无疑是对传统“华夷之辨”的否定，只不过这种否定之精神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在民族观经历漫长的演变和积淀，在中国丰富的民族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7](p273)

　　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全方位的历史过程,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之间也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历史渊源关系, 各民族之间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共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p36)。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一个历史国情，中华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相互帮助，求同存异，各民族的相似性不断增加，特别是清末以来中华儿女共同抗击外敌入侵，救亡图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不断增强 ,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升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建立了“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书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6.5.第275页

　　[2]来仪：《略论清政府民族观及民族政策对促进各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影响》，载《青海社会科学》，2004（4）：90

　　[3]安静波.论梁启超的民族观[J].近代史研究，1999（3）：284

　　[4]孟子: 滕文公上 [ M ] /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 中华书局, 1980：2706.

　　[5]《释革》载《点校》，第2243页

　　[6]《〈春秋中国彝狄辨〉序》载《点校》，第135页

　　[7]李克建.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6.5第273页

　　[8]转引自李克建.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 1月(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