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以财，男，江苏新沂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教管理与比较教育；刘志民，男，陕西临潼人，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战略。江苏 南京，210095

　　内容提要：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经历了孕育萌芽期、动荡初成期、恢复重建期及新的腾飞期四个发展阶段，探索出了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并日趋完善，高等农业教育的内涵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但支持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协同有待加强，面向农村的高等农业教育培养保障机制尚待健全。新常态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应把握时代脉搏，适应国家需求；尊重教育规律，制定长远规划；整合教育资源，促进社会协同；坚持立德树人，回归育人求真。

　　关键词：高等农业教育；农业教育政策；教育规律；教育资源

　　标题注释：中国工程院重点项目“新常态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2017-XZ-17）及其子课题“新常态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供需差距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19）01-0041-1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在当前人均资源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发展和提升高等农业教育，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科技贡献和智力支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拟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当前中国高等农业教育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新常态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等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对推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有所助益。

　　一、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农业教育则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生而出现的。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教育对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漫长的封建统治，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状态，农业知识的传授大都依靠封闭、保守的家传世袭，加上儒家经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士大夫耻涉农桑，羞务工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技术的交流与推广，以致农业技术教育长期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2]。追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孕育萌芽期、动荡初成期、恢复重建期和新的腾飞期。

　　中国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教育曾受到日本“劝农政策”、美国“莫里尔法案”的影响，当时晚清的一批爱国志士在看到日本、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教育体系对国家经济振兴的贡献后，提出了兴农会、办学堂、设农科等思想，影响比较大的有1893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1894年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1898年康有为的《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1898年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以及1898年梁启超的《农学报序》《教学政策私议》[3]。1897年，浙江杭州太守林迪臣创办了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涉农专门学堂——杭州蚕学馆，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单科性农业教育的先河，被称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教育机构。1898年，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中强调了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随后，光绪帝正式下诏兴办各类实业学校，设立农务学堂，在张之洞的主导下，国内第一所农务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正式成立，后于1905年升格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同期还有直隶高等农务学堂、江西高等农业学堂、山西高等农业学堂、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私立安徽高等农业学堂以及京师大学堂农科，这７所农业学堂被称为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农业学堂[4]。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置农科，其后，农业学堂设置专科，标志着中国独立设置高等农业院校的开始，1910年，清末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开办农科大学，同年设置本科，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开端[5-6]。

　　从相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清朝末年的实业教育起步阶段，农业教育起步较早，农业学校数和学生数所占比例在农、工、商三业中比较高，可见农业教育在当时得到了高度重视[7]。但这一时期的高等农业教育还处于孕育萌芽期，高等农业教育体系主要是学习和模仿日本的教育模式，未能结合农村实际，忽视了对农民的知识宣传与普及。1912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经历了从全面学习日本到借鉴欧美的转变，全面抗战开始后，很多农业院校被迫西迁、关停，但也正是在这一动荡时期，多层次的中国农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这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动荡初成期。从1952年到“文革”结束，伴随着战后的经济恢复，在学习前苏联高等农业教育的基础上，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进入重要转折期，一方面培养了一批农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形成了单科性高等农林院校的布 局，削弱了农业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8]。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中搬、撤、并、分的学校得到了恢复或重建，高等农业教育得以平稳发展，这一阶段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恢复重建期。1995年以后，沿着“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思路，高等教育布局再次调整，打破了条块分割的局面，高等农业教育结构布局和资源配置也得到优化，高等农业教育由此进入新的腾飞期[9]。

　　二、中国高等农业教育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0]。新常态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高等教育发展制度、理念、目标与模式的影响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对高等农业教育的新期待，就必须准确把握高等农业教育自身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11]。

　　（一）中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日趋完善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从模仿日本，转而参照欧美，全面学习前苏联，到后来学习借鉴美欧、日本教育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办学理念、管理体制、培养目标、教学模式等经历了反复调整与变革，探索出了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道路[12]。尤其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高等农业教育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农林院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招生规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和地区分布更趋合理，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龙头、全日制本专科教育为主体、留学生教育为窗口、继续教育及干部培训为补充的多模式、多层次相互衔接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并日趋完善。据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596所(本科院校1237所，专科院校1359所)，其中独立设置的农林高校82所（本科院校36所，专科院校34所，独立学院12所）[13-14]。2016年中国农学专业招生157213人，比1999年增加113.4％[15-16]。其中博士研究生3480人，硕士研究生23477人，本科生72529人，专科生57727人；年在校生529836人，比1999年增加174.8％，年毕业生142205人，比1999年增加337.1％。从2016年我国农学专业在校生规模来看，博士研究生14291人，硕士研究生57132人，本科生279373人，专科生179040人，分别是2005年在校生规模的1.93倍、1.99倍、1.60倍和1.34倍，2005年以来在校生规模及发展趋势如图１所示[17]。

　　

图1 2005年以来农学专业在校生规模及发展趋势

　　相比较而言，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规模增长最快，但由于基数小，图中显示其增长速度不明显，而本科生和专科生由于基数较大，增强速度较为明显。总体而言，近年来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步伐呈现稳定放缓之势。

　　从国内几所重点农林类大学的建设规划来看，“特色”“高水平”“一流”是关键词，他们能根据自身特点在办学定位上有所分化，结合自身特点形成办学特色①。如中国农业大学“正朝着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阔步迈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努力实现“突出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特色、创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战略目标；湖南农业大学正在为“全面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而不懈努力”；南京农业大学则在“朝着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目标迈进”；华中农业大学的目标是“建成特色鲜明研究型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目标是“国际知名、特色鲜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的建设目标更加细致、务实。东北林业大学“力争到2022年使学校综合实力稳居国内同类高校前列，到2032年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2052年（建校100周年）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以林科为特色，以资源、生态和环境类学科为优势，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高水平特色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以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优势，以热带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为特色，整体办学水平居国内一流”。

　　（二）高等农业教育的内涵建设稳步推进

　　在推进内涵式发展方面，国内农林院校近年来做了许多尝试与努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学科建设成绩喜人，呈现多元化及综合化发展趋势，且有一批学科跻身世界顶尖学科行列，如表1所示。　　

表1 校友会2018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200强的农林院校学科建设情况（单位：个）

　　资料来源：1.各高校官网、官微；2.教育部.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3.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4.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校友会2018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5.第四轮学科评估A类学科统计包括A+、A、A-三个档次；6.括号内数字表示进入ESI学科排名全球前1‰学科数(数据统计截止2018年5月)。

　　根据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北京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及四川农业大学进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其中，南京林业大学作为非“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入围，此外，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及海南大学等6所非传统农林高校也有农林类学科上榜。2017年10月24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发布了“全球最佳农业科学大学”(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s)排名，中国15所涉农高校跻身前200名，3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名[18]。2017年10月26日，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评选的2017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项目评选揭晓，南京农业大学作物疫病的团队研究成果《诱饵模式——病原菌致病的全新机制》入选。2018年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与农业行业相关的共有30多个项目获奖，其中，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完成的2个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由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及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完成的11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8年5月，中国知网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推出全国高校高被引论文数量排行榜(基于2006年至2018年3月中国知网收录的各学科国内期刊论文数据)，在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名(不分学科)中，11所农林院校进入前100名，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排名23)、中国农业大学(排名27)、南京农业大学(排名29)进入前50名，而在上榜高校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占比排名中，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占比均达到或超过了20%，南京农业大学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占比高达22%，位列榜首，这表明农林院校科研成果获得了充分的学术关注和高度认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世界中上水平，开始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第一方阵[19]。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也逐步与国际高等农业教育的最新发展理念、发展标准同频共振，世界高等农业教育开始融入中国元素。

　　（三）支持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协同有待加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6所大学中，有1所农业大学，占16.7%；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确立的96所全国重点大学中有11所农业大学，占12.5%；“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10所大学中，有1所农业大学，占10%；“211工程”重点建设的116所大学中，有8所农林大学，占6.9%；“985工程”重点建设的39所大学中，仅有2所农林大学，占5.1%，而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第一期34所大学中并没有农林大学入围；在“2011计划”的两批共38个协同创新中心中，有2所农林大学牵头的区域发展类协同创新中心入选，占5.3%。在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农林大学分别有2所和9所，占4.8%和9.5%。这种状况与高等农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战略地位不相协调。

　　中国农业高校绝大多数都是公立高校，国家财政投入始终是其重要资金来源。根据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 888.39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1 396.25亿元，占GDP比重为4.22%[20]。虽然当前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生均经费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且有限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26%[21-22]。而在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中，相比同等规模和层次的其他类型高校，农林院校的财政投入相对偏低，地方农林院校尤为明显[23]。概而言之，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快速发展的这段时期内，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未能跟上教育规模发展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

　　由于高等农业教育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特别需要国家给予更多扶持，自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后，多数高等农林院校脱离了行业部门，这虽然有利于国家对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但由于高校与行业间协同机制没能及时跟进，一方面削弱了行业部门对高等农业教育的支持与引导力度，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标准以及质量评价难以反映行业的特定要求，使得大学与行业的适应关系弱化，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高等农林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间的协同效能，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对农业人才培养的协同反馈缺乏有效对接和沟通路径。

　　（四）面向农村的高等农业教育培养保障机制尚待健全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技创新的支撑，没有一批高素质并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农业人才，科技服务农业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无法畅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由于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重学历轻能力、重知识轻技能的现象普遍存在，加上社会对农业及其从业人员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偏见或歧视，认为“农”字不体面，导致家长及考生对农林院校的认可度、关注度不高，更愿意报考工科、管理、财经等热门专业，农林院校只是保底选择；另一方面，学农不爱农、学农不务农、学农即离农现象较为普遍。据统计，中国农科大学生基层就业者不到20%，不少学生尤其被调剂到农学专业的学生不太认可自己所学专业，一心想着毕业后如何“离农”[24]。即便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也更多倾向到农业机关、事业单位或农业院校，导致学农大学生就业率低与基层新型农业人才青黄不接的矛盾长期存在，一头是农村急需专业技术人员，另一头却是学农大学生不愿“就农”，跳出“农门”又入“农门”是很多人难以跨越的心结。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条件艰苦、待遇地位低以及投入大、周期长、收效慢等客观情况存在，其次则是高等农林院校对学生的“学农、爱农、献身农业”思想教育不够重视，成效不够明显，作为艰苦行业，国家层面相应的特殊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不能被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高校完全依赖国家的局面被打破，高校之间围绕生源、师资和经费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一批高等农林院校经过艰苦的探索，在激烈的办学竞争中抢得了发展先机，明确了自身办学定位，形成了办学特色，主要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主。但大部分高等农林院校，尤其是地方高等农林院校，出现了向综合性大学或重点农林大学看齐的趋势，盲目的模仿与攀比，使自身失去了个性与特色。加上行业特殊性以及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等原因，高等农林院校生源质量出现下滑，优质生源供给不足也制约了高等农林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在此背景下，为了拓展生存发展空间，一大批农林院校纷纷寻求增加学科专业种类，扩大专业规模，新增的学科专业多偏离农林院校的服务面向，农学学科门类在其人才培养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学科专业建设呈现出“去农化”“同质化”“大而全”的“千校一面”[25]。伴随而来的还有高等农业教育过分强调“农业专才教育”，与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度滞后，没能及时建立起以国家、地方和行业需求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机制和课程开发体系，学生参与行业实践的机会偏少，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社会调查能力未能得到充分锻炼。

　　三、新常态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路径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于2013年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计划》)，为新常态下进一步发展和提升高等农业教育指明了方向。因此，为推进高等农业教育改革，实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新发展，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把握时代脉搏，适应国家需求

　　纵观中国高等农业教育100多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因自身发展需要进行过反复调整与变革，但历经几番改革之后并没有完全否定过去，而是顺应了国际形势与农业教育发展需求，在学习借鉴众多国家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本土化发展。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同社会发展模式及其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协调和相互适应，才能抓住发展机遇，确立中国农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作为行业教育，高等农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举足轻重，在促进和引领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大有可为，主管部门应允许并指导高等农林院校根据农村社会需求及其趋势，扩大农业科学范畴，拓展农业科学发展领域，高等农林院校应积极围绕农业产业的当下需求和未来趋势进行战略再谋划。

　　《意见》指出，要主动适应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和农业现代化需要，建立以行业、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26]。当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又恰逢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机遇，这为高等农业教育提供了发展优势[27]。首先，高等农林院校要紧紧围绕质量和内涵这一主线，主动融入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专业历史沿革和比较优势做好专业布局，面向农业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以及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增设新兴学科和特色学科，开设“地区紧密结合型课程”，形成专业和产业之间的紧密融合与互动。其次，要积极适应产业构造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走工农并重的发展模式，在合理调整高等农业教育现有规模的基础上推进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同发展，并围绕这一理念进行课程、实践等内容的教育改革，同时兼顾农业教育服务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的面向，做好课程开发与设计[28]。再次，要尊重和理解农民的需求和自身选择，加强农业推广教育。一方面积极探索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新路径，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中高等学校毕业生、农业技术人员、乡镇干部、农村技能型人才、农村富余劳动力、退役军人及返乡农民工等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扩大农村科技队伍，面向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需要，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组织专家教授到农业生产一线开展实用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等专题讲座，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再一方面以政府农技推广网络为主体，构建高等农林院校、农业科研院所、涉农企业、农业大户和农民合作社共同参与的“五位一体”新模式，服务国家及地方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最后，要主动把高等农林院校发展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成立“一带一路”农林高校联盟，着力从人才联合培养、农业教育科技合作、生态文明建设、课程资源开发、中国经验推广等层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高校、企业同频共振，通过技术援外、成果国际推广、优质资源共享等方式，协助沿线国家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快自身发展。

　　（二）尊重教育规律，制定长远规划

　　高等农林院校要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需要结合自身的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学科结构、教师教学水平、生源素质等方面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学校发展奠定基础、指明方向。上文提到的国内几所重点农林类大学，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够结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学校实际制定发展规划。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加快，2002年进入大众化时期后，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大众化阶段的中后期[29]，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从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迅速迈进，高等农业教育“低垂的果实”②越来越少，“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表明依靠制度建设实现内涵式增长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高等农林院校应趁势而上，对照《意见》和《计划》，在政策支持、经费筹措、大类招生分流、生源特殊保障、行业指导机制构建等方面加强探索和改革，在教育教学、专业实践、学生创业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争取摘得更多的“高枝头果实”。

　　目前，国内部分农林院校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远景，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发展的良好态势正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动力保障。高等农林院校要在“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上下功夫，就既要瞄准“学校国际化”，通过与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国际组织的深度合作，加快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又要扎根中国大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激发青年才俊献身农业产业、改造农业产业的创新潜能，让科学技术真正在农村产业发展中落地生根。

　　对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而言，尤其重要的是打好本科教育的底色。近年来，世界一流大学纷纷开始回归本科教育。2016年初，英国政府发布《高等教育与研究白皮书》及其相关法案，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确保每一位学生都得到良好的教学体验[30]；2006年，哈佛大学哈弗学院③院长哈瑞·刘易斯(Harry R. Lewis)教授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对哈佛大学一度忽视本科教育进行反思，称其是“失去灵魂的卓越”[31]；2010年，斯坦福大学发起“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教育研究”，提出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教育目标是培养真正受过教育的公民[32]；麻省理工学院2014年发布《麻省理工学院教育的未来》，提出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高等农林院校应借鉴上述高校经验，积极推动“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变革，促进教学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 的范式转变，重视学生参与，不仅让学生有专业知识的收获感，也要有能力提升和素质发展上的成就感；同时还可以开发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技能类课程，执行“拟定课程模式与考核标准-征求行业意见-改进课程-确定课程”这一标准化流程，邀请具有校外工作或研究经历的教师、行业管理人员及生产技术人员等对学生进行学习指导。

　　（三）整合教育资源，促进社会协同

　　《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协同创新，统筹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教育部门应会同行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协同解决高等农业教育发展重大改革和难题，如引导涉农专业毕业生树立投身农业事业的信心，解决大学生到基层农技一线工作的实际困难，营造“下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人才成长氛围；通过战略联盟等形式推进农林院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搭建教育资源共享和学科专业渗透的“开放共享”与“校际协同”平台，对农林院校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进行必要的整合和优化，共建高水平、跨学科的教研团队[33]。高等农林院校也要顺势而为，加强与行业部门、地方政府、农业科研院所、农业生产单位之间的协同，发挥农林院校教育工作者和农业从业人员的优势，打造“校地协同”“校企协同”平台，为学生创造多种教学实践环境和资源，把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获取创新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实践贯通。

　　根据世界一流涉农大学ESI上榜学科分布情况看，其进入ESI前1%的学科数量和种类具有覆盖面广的综合性特征，例如瓦赫宁根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康乃尔大学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大学的ESI学科覆盖了农学、生命科学、理学、医学、工学及社会科学等六大学科门类。而中国的农业大学虽然也有学科进入ESI前1%，甚至前1‰，部分重点农业大学的学科呈现多元化及综合化发展趋势，但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相比，数量偏低，且主要集中在农学、生命科学门类，尚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和结构，除独立设置的高等农林院校和小部分涉农综合性大学外，还应支持和鼓励综合性大学增设农科类院系，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新办职业农林院校。同时，按照《意见》要求，大力推进学科结构体系调整，打破校内学科间的壁垒，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组建优势学科群，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可试行“书院制”。大一新生刚进大学，对大多数专业、课程，尤其是农科类专业、课程尚没有太多认识，让新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书院加入，按照大类融合和学科交叉的原则，实现不同学科大类、不同专业班级学生混合编班、住宿、管理，在专业规划、职业规划、实践创新及生活情感等方面加强指导。通过一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学习以及书院文化的熏陶，学生对自己也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可降低因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而转专业带来的成本和代价，亦能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大力推进“识农”教育，让高等农业教育有效“前置”。在美国、荷兰及日本等农业发达国家，大部分学生选择农业相关专业是由于受到了周围环境或家庭环境的熏陶，比如父母或亲戚从事农业相关行业工作，因此，他们在“学农”前就已经“爱农”了。而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还很滞后，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影响，大部分的农村考生认为多年的学习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见许多学生在“学农”前是不喜欢农业的。在如今的饱食时代，都市化减少了年青人接触农业的机会，年青人的社会性发展不足，与农耕文化逐渐疏远。高等农林院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挖掘和展示农业的内在魅力，通过选派师生到中小学以及农村开展农业“魅力教育”，与中小学联合开发“识读农业”课程宣教片、益智游戏等，宣传农业科技知识，让受教育者了解农业的魅力、感受农业的魅力，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亲近农业、认可农业、敬畏农业、尊重农业。中小学可以开设农耕课，以“识五谷知农业”为抓手，根据农作物生长的季节特点开展相关活动，通过组织学生接触农事劳作现场、农场农园农地，访问农家、参观农业设施等情景教育活动，让学生体验农业种植的乐趣，了解农产品加工的过程，享受农业收获的快乐，品尝农作物果实的甜美，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通过体验式、探究性的农业学习，增进他们对“农业与人类生活”密切关系的了解，培养他们选择未来发展方向的能力和态度[34]。

　　《计划》指出，要完善招生办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订单定向免费教育，吸引热爱农业的优质生源[35]。根据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国高等教育将在2020年迈入“普及化”阶段，而相关研究预测结果表明，普及化的目标可能在2018年或2019年实现[36-37]。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为了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农科专业，高等农林院校可以试行“推荐入学制”和“体验入学制”，对希望升入农林院校的学生，安排专业教师到高中开设可供自由选择的农业类升学课程，同时也可以组织他们参加高等农林院校的“校园科技文化巡礼”或“校园开放日”，帮助他们更好地体验高等农林院校的文化氛围，为确定今后自己的发展方向提供引导和参考[38-39]。

　　（四）坚持立德树人，回归育人求真

　　《计划》提出了“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意见》也提出了“强化实践育人环节”的目标。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顾名思义，教育就像农业一样，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培育过程，而不是像工业那样流水作业，批量出产[40]。育人在育心，高等农林院校必须牢记教育的根本任务，回归育人求真的教育初心与本质，加强学生的农本思想塑造与价值观养成。新生入学可以开展“识农、爱农、学农、务农”教育，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让学生接受农耕文化的熏陶，激发学生“爱农、学农”的思想基础；大二、大三开展“三下乡”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让学生走入乡间，熟悉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体味劳动人民的酸甜苦辣，通过所学专业知识服务农村建设，实现自我价值，进而强化专业认同；大四开展“献身农业、加盟农业”主题教育，增强学生“务农”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引导学生回归乡村，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41]。

　　高等农林院校应重视学生职业素养训练的探索和实践，可以试行“职业素养清单”制，对学生的“职业素养”提出明确要求和硬性规定，提升学生将农业科学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的职业能力，并进行实践考核，增强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适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企业家、高水平农业科技及经营管理人才。加拿大在学生职业素养培养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阿尔伯塔省雷克兰地农学院(Lakeland College)开发的“学生管理农场”(Student Manage Farm)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知识能力、评估能力、决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和尊重团队成员意见，深受学生尤其是行业雇主好评[42]。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具有优秀职业素养和娴熟职业技能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具有高尚情操和健全人格的“完整人才”。高等农林院校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学生健康身心的锤炼和健全人格的培养，要积极创设个性化的人才成长环境，让学生能够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不同兴趣领域获取不同的成长收益；要传承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引导学生尊重自然、感恩自然、保护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最终培养“国际视野、国家急需、学校品质”的现代化农业人才[43]。

　　注释：

　　①数据来源：相关高校官网，笔者注。

　　②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对美国战后两个发展时期进行考察后认为，战后25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登上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宝座，但随后的40多年美国经济发展进入高原期，其原因是土地资源、移民劳动力、科技进步等这些“低垂的果实”没有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也经历了30多年的黄金期，依靠外延式、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获得了高速增长，1999年高考扩招以来，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也获益于招生人数高速增长的“红利”。

　　③哈佛学院是哈佛大学唯一的本科生院，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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